导语：近日，经济学人智库发布《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报告，在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死亡质量指数”的调查排名中，英国位居全球第一，而中国大陆则排名第71。“死亡质量”指什么？中国又为何会排倒数？

　　“死亡质量”指病患的最后生活质量，而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并不好

　　“死亡质量”的比拼是以姑息治疗来衡量的，而中国在五个维度的表现都很差劲

“死亡质量指数”雷达图（图片来源：《2015 年度死亡质量指数》）

　　在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这份报告中，“死亡质量指数”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向成人提供的姑息治疗的质量。姑息治疗在国内刚刚起步，对国人来说还比较陌生。有一个常见成语叫“姑息养奸”，而这里是“姑息养病”。所谓姑息治疗，指的是很多病无法治愈，但是可以缓解痛苦，属于“人道主义医疗”，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通过姑息治疗，可缓解90%以上的晚期癌症患者中身体、社会心理和精神问题。“死亡质量”指数的测算，涵盖了五个维度的评价，分别是姑息与医疗环境、人力资源、医疗护理的可负担程度、护理质量，以及公众参与水平。从上图可以看到，在这五个维度上，我国与世界平均水平差了一大截。

图片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因为太生僻，所以人们也容易对姑息治疗产生误解，把它等同于安乐死或者临终关怀。然而，姑息治疗不是“安乐死”。后者是放弃一切治疗，比如对危重病人实施安乐死，使其在无痛苦感受中死去。而姑息治疗则作为一种疾病治疗方式，会对病患进行积极的、全面的医疗干预。姑息治疗也不等于临终关怀。所谓临终关怀，指的仅仅是为绝症晚期病患提供护理。而姑息治疗，不只是对临近死亡的病人，其适用于疾病的任何阶段。比如，对于癌症，在早期抗癌治疗与姑息治疗同时进行，相互补充，而在晚期则转向以姑息治疗为主。世界卫生组织给出了姑息治疗的内涵，包括：“缓解疼痛和其他令人痛苦的症状”；“维护生命并将死亡视为一个正常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迟死亡”；“整合患者护理的心理和精神内容”；“提供支持系统，协助患者尽可能过上积极的生活，直至死亡”等。

图片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而在“死亡质量”排第一的英国，患者可以方便地获得姑息治疗

　　英国是姑息治疗的起源地，姑息治疗质量全球领先。为便于老年人群获得更优质廉价的姑息治疗，英国政府通过“国民健康服务”（NHS），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免费的公费医疗服务。且增加配套机构，除了NHS体系下英国全国的1600间医院和特别护理中心、与政府有合作的专业机构（如养老院、救济院、专业诊所等）外，英国政府还规定，患者也可通过慈善机构、当地社区获得本地姑息治疗服务。排名第一和排名倒数在这方面的差距显而易见。

　　对“死亡质量”有着重大利好的姑息治疗在我国的发展却阻碍重重

　　不论在个人层面还是在社会公共政策上，中国都没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姑息治疗的环境

　　首先是受观念的影响。中国人面对癌症，会有很强的宿命论，这使人在治疗中变得消极。而家属通常会选择将具体病况对病人保密，但有时这种信息不足，反而会使病人胡思乱想，加重心理负担，并且使得医患之间沟通不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国人通常认为死亡是治疗失败的结果，而非“自然”的过程，因而总是会想尽各种办法来获取“一线生机”。所以从情感上要接受姑息治疗不容易。

实际上，很多慢性疾病都需要姑息治疗（图片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其次是缺少国家战略和指导方针。目前，国家层面还未对姑息治疗进行过推广。姑息治疗尚没有国家医疗体系的支持。没有国家补助，财富负担是一大挑战。

此外，在中国的医学院，对症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都不是必修课，仅在少数的医学院有相应的选修课程。这就造成，即便姑息治疗想推广，也没有专业人才的支持。M Zou等人在论文《姑息治疗在中国》（《Palliative Care in Mainland China》）中援引了一组调查数据称，在一项对中国201位临床医生的调查中，66%的参与者并不完全清楚镇痛药吗啡的使用剂量。认识不足，使得在治疗过程中，医生也不敢随便给病人使用吗啡。结果就是，本来是国际通行、用量最大的癌痛治疗药物吗啡，在中国使用量却很低。

　　尽管在中国发展姑息治疗需要时日，不过也能够找到短期替代方法

　　姑息治疗需求巨大，但短期内要发展起来不乐观

　　在经济学人这次对“死亡质量”的调查中，还包含了需求分析，即分析各国对姑息治疗的相对需求。其测算考察三个指标：需要接受姑息治疗的疾病造成的负担、老年人抚养比和2015-2030年人口老龄化速度。经测算，中国面临较高的姑息治疗需求。人口老龄化趋势，加上老年病、慢性病和肿瘤患者的增多，医疗资源会更加紧张。对于难以或无法治愈的疾病，以及处于生命末期阶段的病患来说，进行姑息治疗是最佳选择。

对于无法治愈的疾病，进行姑息治疗是最佳选择

　　但是在未来短期内，姑息治疗仍不会较好地展开。比如能够提供姑息治疗的服务机构少，财新网在《更有尊严地死去》一文中提到，“2013年，上海市临终关怀服务调研结果显示，上海共有癌症病人24.25万人，每年因癌症死亡3.76万人。而临终关怀机构的床位少于234张，仅占总需求量的0.28%。”如果接下来没有政策鼓励，这样的情况不会有太大改善。况且，能够进行姑息治疗的专业人士更是少之又少，人才培养与积累也需要很长时间。换言之，发展姑息治疗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短期，发展并利用团体互助，不失为填补姑息治疗空缺的好方式

　　病友自发抱团、实施自救互助的组织，其实已经早有发展。并且这些组织在提高病患的生活质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蔡军等人在《互助式团体心理干预对HIV感染者/AIDS病人的干预效果研究》一文中的研究表明，小组互助式团体心理干预用于艾滋病病人有一定效果。“干预后干预对象的焦虑、抑郁情绪明显改善，在寻求家庭和社会支持方面也有显著改善。干预后病人更多地采用积极的应对策略，能尽快适应患病后的角色，与亲友建立新的关系模式，减少社会隔离感，有效减少危险行为。”

　　此外论文《群体抗癌模式对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提及，将100例乳腺癌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及健康指导，按正常的护理路径完成，而试验组在此之外还要定期参加“乳腺癌患者康复俱乐部”。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参加俱乐部，患者不论在生理、心理还是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后期生活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

　　综上，团体互助不失为填补姑息治疗空缺的好方式。但现阶段，团体互助的发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缺乏专业人士指导，抗病容易误入歧途，比如在网上搜索关键词，可以很容易发现一些抗癌团体盲目鼓吹吃中药、练气功。二是只能减轻病患的心理压力，缓解心理“疼痛”，而对于姑息治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缓解疾病带来的身体疼痛仍束手无策。这就要求自上而下的发展以医院为依托、医患结合的互助团体，以更好地实现科学互助。

　　“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美国著名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上刻着这三句话。相比于加重痛苦的“无效治疗”，选择姑息治疗，让患者生活得更好，道阻且长，需要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