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庆是构建社会秩序的模式，是社会的镜子。历史上，节庆还被赋予了仪式般崇拜的力量，是社会公约的传统象征。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特别重视过节，尤其对官员过节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或规定，有的形成制度，有的则形成风俗。

　　普天同庆，节庆旨在和谐

　　先民往往把节庆和祭祀等大事联系在一起。作为官员，更重视节庆中的仪式。一年之计在于春，古人非常重视春节。自周代起立春日迎春，是先民必须举行的盛大节日活动，因此立春又叫春节。周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去东郊迎春，祈求丰收。回宫后要赏赐群臣，施惠兆民。

　　《礼记·月令》中还提到八蜡节，这个标志实际一年终结的节庆，“国之人皆若狂”，就是一个报恩的节庆，要献祭各种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物体向神报恩，“以万物报万物”，每个人都要参与，天子、诸侯使臣、大臣等分主、宾两组，代表两种相反的宇宙力量，轮流向对方敬酒，人们相信这能促成全面的和谐。

　　历代都有很多祭祀山川的节庆，人们相信，山川是国家统治力量得以施行的代理者，自然界的混乱不过是人类社会混乱所导致的后果，“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出于向山川表示尊崇，或者庆祝、祈祷风调雨顺，官方都会组织节庆祭祀活动。

　　节庆的仪式感还体现在朝拜上，节庆朝拜仪式比平时隆重十分。周朝讲礼仪，正月初一早上，各路诸侯与文武大臣会集殿廷，向周天子拜贺新年；汉代则称之为“朝贺礼”；经魏晋至唐宋，直到清末，此仪式世代传承，规模之盛大热烈，堪称空前。这种仪式就是团拜。

　　官员同事间、亲友间过年也讲团拜。宋代尤其流行，王十朋《元日》诗中写道“弟兄团拜处，归去愿成行”。《朱子语类》说：“团拜须打圈拜。”周必大《青城小语庆新阳》题记中说：“记去年馆中团拜人，今作八处，感叹成诗。”

　　除了过年，其他重大节庆，帝王也会大宴群臣，如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诗序》中记述皇宫端午日盛况，召来臣僚，大张筵席，“广殿肃而清气生，列树深而长风至”。目的都是为了营造一种团结祥和的氛围。

　　守土有责，过节并不轻松

　　在古代，中央包括首都高级官员，初一不得休假请假。守土有责，地方长官在春节期间严禁离开衙门回老家。这个规矩断绝了地方官回老家过年的可能性，如果想跟家人团聚，地点只能在单位。唐朝著名田园诗人韦应物，写过一首《元日寄诸弟兼呈崔都水》，大意是说：我自从做了县长之后，每年春节都没回去过。我在衙门里感到很冷清很无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与家人见面。

　　地方一般公务员，才有特殊福利，每年腊月二十“封印”，停止办公，回家过年省亲，与家人联欢，只要在第二年正月二十那天赶回衙门“开印”办公就行。

　　过节往往是朝廷察民风的极好时期，中央往往会派出巡视组，如元康四年春正月，汉宣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

　　官员值班是铁律，《南部新书》记载，唐代御史台很会欺负新来的同事，凡新入职的官员，新年过节的值班任务往往就交给他们了。沈括《梦溪笔谈》中说，朝廷掌管文书事务的翰林馆阁，每天需要一人轮流值夜班。宋神宗时太子少保李端愿，每到过节“必置酒高会”，有一次，竟然把轮到值夜班的翰林学士孙巨源喝到醉死。

　　宋时百万人口的杭州城配置有五六千名专职的消防官兵，每二三百步设一个巡察火警的哨岗，政府在元宵夜会加强巡警，“命都辖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缉奸盗”。凡热闹人多之处，皆点巨烛、松柴照路，亮如白昼，还有大量兵卒巡逻站岗。

　　民国初规定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若是发现有公务员不在岗，他可能就要下岗了。

　　清廉过节，杜赇谒之路

　　百姓每到过节都喜欢给亲朋好友送礼，联络感情，但古时也有法律规定，官员逢年过节的人情往来是不允许的。

　　《魏书·刑法志》记载：“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什么叫“义赃”？南宋学者胡三省解释：“义赃，谓人私情相馈遗，虽非乞取，亦计所受论赃。”“义赃”，与直接贪污受贿所得的“正赃”相对应。有了这规定后，“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官员们不得不赶紧收手，行贿送礼之路几乎断绝。

　　《唐律》规定：官员受贿“五十匹流二千里”，行贿“罪止杖一百”。这里自然包括了过节收送礼物。宋朝效法唐律，但对收取“生辰纲”这样的“生日礼”，似乎并没禁止，更未入罪。但理宗时真德秀说，乾道、淳熙年间，“有位于朝者，以馈赂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耻。”

　　金世宗时有法规定生日接受馈献，应当免官。但实际处分因人而异，官阶高的没事，低的就受惩。这种情况引起了世宗的忿然：“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书省、枢密院生日节辰馈献不少，此而不问，小官馈献即加按劾，岂正天下之道？自今宰执枢密馈献亦宜罢去。”

　　元朝将最容易被视为“人之常情”的生日、节日收礼行为入罪，不再局限于平常职场上的收礼。据《禁治察司等例》规定：“不得因生日节辰、送路洗尘，受诸人礼物，违者以赃论。”古今常见的生日礼、节日礼、接风洗尘礼，一概禁收。

　　康熙时期为整顿春节铺张浪费和腐败现象，明禁送礼之风，要求大小官员的各家府第前都要张贴一张公约：“同朝僚友，夙夜在公，焉有余闲，应酬往返？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岁元旦为始，不贺岁，不祝寿，不拜客，有蒙赐顾者，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亦不答拜。至于四方亲友，或谒进，或游学，或觅馆来京枉顾者，亦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不敢答拜，统希原谅。”

　　历史表明，节庆风俗清廉的时候，政治就清明；相反，政治越腐败，节庆赇谒之路就大开。《后汉书·梁冀传》记载了权贵的看门人受贿千金：“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想来令人惊讶。

　　与民同乐，但必须干正事

　　过节，对古代官员来说，并不清闲，除了与民同乐外还得干正事。据《后汉书》和《太平御览》等史料记载，汉朝官员在节庆中，要么去充电进修，如宋均“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要么下地从事劳动，如尚子平“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食饮”。要么社会实践，如蔡伦“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科学家张衡认为除夕观察天象是一年中最宝贵、最重要的一夜。因此，他一生中除夕都是在观察天象中度过的。

　　官员当然可以适当地放松休息，但不能肆无忌惮地娱乐，过节中官员赌博、逛街等娱乐行为都可能在节后被言官参上一本。

　　到了唐宋以后，官场风气虽然有所变化，但仍然以“豪富郎日出游戏”为鄙事。《宋史》记载，王安石为相时，就爱干涉官员们在新年假日里的娱乐，“时汴京员吏好因元正沐游戏市里，为百姓所患。介甫出逢之，必下车公谒，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在大过年外出游戏碰到王安石就会倒霉。

　　宋代开封府刑狱机构会在元宵节期间利用灯饰、图像演绎狱户故事或陈列狱具等表演审犯人以普法；临安府每至傍晚还要差人到各家各户询问，点灯的油烛是否够用，若不够，官府“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差”，到了放灯最后一夜，临安府尹要出来拜会市民。

　　官员过节不干正经事，就有违官员“为民父母”这一道德形象。《能改斋漫录》记载，宋代章郇公爱好赌博，“作正字日，元正休与丁晋公博。……约明年复博”，没想到节刚过完，就被监察御史狠狠地参了一本，说他“为帝侍，元正应祈福于帝，独迷博，非诤臣也”。因此，古代有些官员不仅过节时访贫问苦，而且还扶犁亲耕，更重要的是，其行事比现代人低调得多。

　　节庆假日多了，容易使官员涣散，影响工作效率。包拯给宋仁宗上表，称“每节假七日，废事颇多，请令后只给假五日”。戏文里的包大人确实就是日断阳、夜断阴，忙得四脚打转，就是节庆中也总想着不让他那虎头铡闲着。

　　清代各级地方官员在春节前后都开展“访贫问苦”、“扶犁亲耕”、“鞭打春牛”等活动，还规定，满族官员一律不准登台唱戏，改装潜入戏园看戏者，要革职或流放。

　　自娱自乐，但更重视情调

　　在不铺张浪费的前提下，官员也搞些小情小调，把节日过得更加丰富，更加有趣。

　　唐朝诗人卢照邻过年期间独自去野外寻找乐趣，“归休乘暇日，馌稼返秋场”，白居易是“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每到春节会把一年来写的诗抄录一遍，把诗稿放在一个盆里，然后焚香祷告之后，烧掉诗稿。《唐才子传》载，每年除夕贾岛“必取一岁所作置于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终年苦心也！’”。

　　宋代宽松的节庆假日，促进了官员的文化娱乐。陆游记述他年轻时为官“少年从宦地，休日喜无涯。坐上强留客，街头旋买花”。一至节庆假日，便喜之不尽。苏东坡也一样喜欢在节庆假日间泛舟江上，“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前赤壁赋》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苏东坡常在笔耕中度过除夕，“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歧下，岁暮思归不得，故以此三诗，以寄子由”。“思归不得，至春节过，写词达旦不眠。”（刘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