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入世，就接受世俗的游戏规则，也讲钱和权，会鱼目混珠。而我了解的儒家，是一种全面的人物精神——个人修身的问题、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性与天道的关系，四个侧面缺一不可。”

　　这是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向记者抛出的观点。

　　这一段时间，收录了杜维明早年间精彩随笔的《龙鹰之旅》、《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现龙在田》，首次在大陆集结，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这些随笔写于1966年到1985年间，披露了不少杜维明个人治学的历程。

　　72岁的他，就是那个“仁义礼智信”的践行者。

　　在《龙鹰之旅》中，杜维明写道：“整整4年——1460天都在哈佛学习，没有浪费过一天一夜为谋生活或娱乐而不学习。”

　　记者则在这次采访结束后，依然在感受着他的谦和与包容——除了因出差和会议而中断采访的抱歉，他对每一个问题作答，除了阐述话题的内涵，还会给你足够的外延。

　　很多年轻人愿意做一个公务员

　　自愿进入文史哲学领域的很少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如何对儒学产生浓厚兴趣的？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十五六岁读中学时，我碰到了启蒙老师周文杰，讲中国的民族精神。当时我们最讨厌政治课，对他有不礼貌的行为，还在讲台下摆一个闹钟，课还没结束闹钟就响了，惹得他不高兴。可是他选了五个学生，说我给你们上两天课，每周日下午一点，不能缺席。可我们那时都是打篮球的，他说这跟考高中毫无关系，但我不收你们钱，我教的东西你们会感兴趣。我们就去了。

　　他教我们《古诗十九首》，教《大学》。读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到30分钟，我就觉得要学这个。 然后他向我们介绍他的老师牟宗三先生。牟宗三讲课，十几二十个学生，还有人倒茶，整个气氛就是以前中国书院教学的气氛。这给我很大的震撼，所以我决定要考东海大学，跟着牟先生。

　　记：您后来游学美国，治学于哈佛、普林斯顿、伯克利等顶级学府。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儒家传统与现今时代的融汇贯通。您曾说，自己不是一位职业的哲学家，那么您是如何定位自己的？

　　杜：我希望我做一个思想家、或哲学家的工作。但是，职业的哲学家与现实社会多少会比较疏离，而我希望自己像孔子倡导的那样入世，参与到现实当中去，所以我对自己的定位有职业性的一面，但并非职业哲学家。我希望扎根在儒家传统，对人类现在碰到的重大问题，做出一些创建性的回应。

　　记：在退休之后，您到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担任院长，为什么选择到北京从事儒学研究？

　　杜：我到了美国就想，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什么样？如果我对儒学的发源地一窍不通，那我从事儒学研究都是边缘的。我曾很乐观，认为用十年时间，北大一定能成为儒学研究的重镇。但现在我不这么看了，因为大环境还是不如意，北大文史哲学科的全部投入，不到光华经济管理学院的1/4。另外，自愿进入这个领域的学生很少，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愿望是做一个公务员。

　　我完全不能认同愚公移山

　　你把门开到另一边就行了

　　记：儒家思想最本源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其中有些什么普遍性的误解？

　　杜：西方很多学者都认为“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应该是“仁”。儒家对于人本质性的理解，不是希腊哲学里讲的“人是理性的动物”，也不是“人是利用工具的动物”，也不是“人是利用语言的动物”，而是“人有感情，有同情心”。

　　这个“仁”是有主体性的，就是孟子讲的“治德也讲大体”。1993年马王堆出土的文物，把“仁”字写成，上面是身体的“身”，下面是心脏的“心”，身心为仁。

　　“天人合一”也是儒家非常核心的观念之一，人不仅是观察者、欣赏者、参与者，同时是天的共同创造者，荀子说“天生人成”，宇宙是天生的，但是靠人来完成。大禹治水，是“天生人成”最好的价值体现。

　　相反，我完全不能认同愚公移山。表面上是体现了人的能力，但是仔细想想为什么？最简单的办法，你把门开到另一边不就行了，你一定要从这一边出去吗？花那么多时间破坏这个山，一代一代的人去挖？

　　记：五四运动以来，儒学在中国遭受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有什么偏颇之处？

　　杜：五四追求的科学民主，更多的是工具理性——科学就是工程学，要富强，民主就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不是真正的民主精神。

　　其实，儒家的人文精神，是西方启蒙运动开始的重要资源。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大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的反迷信、反神权、通过政治精英的介入，使社会秩序井然、生产力、商业发展，这与启蒙思想是相通的。

　　记：孔子一生都是入世的，您怎么看待儒学跟入世的关系？

　　杜：很多人认为，儒家推崇“学而优则仕”，这是严重的误读。孔子认为，政治要创造一个环境，使大家安全、富裕、受教育。通过道德教育来转化政治，不是反过来接受政治的权威。

　　知识分子绝对要和既得利益划清界限。儒家要求一个有良知、理性，有独立人格的人，来为社会服务。儒家把公、私、官分开来，官应该为公，如果官这个层面完全贪污腐化，那么公就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间了。这体现了儒家为民请命、以人为本的精神。

　　记：在这个大的环境中，儒家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杜：我最近思考比较多的，是儒家能否扮演中介的角色。2001年联合国文明对话年，18个人的对话小组同意把儒家的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类对话的基本原则。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儒家学说不仅能够，而且已经成为了重要的中介。

　　儒学很时髦也容易被腐化

　　真正的复兴是思想的认同

　　记：这些年国内出现儒学热，当代儒学的复兴的总体状况究竟如何？

　　杜：1985年，我在北大上课，在讨论时，77、78、79级的研究生说——杜教授我们看你好象认同儒教，这在我们这一代人绝对不可能。我们可以了解、批判、研究，但是不认同。

　　而今天，清华北大研究中国哲学的学生，认同儒学的比例已经超过70%。

　　中国社会问题很多，特别是钱理群所说，北大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虽然病了，但是元气充沛。中华民族今天气势如虹，但背后支撑的不应仅仅是物质力量，也应有道德的力量。

　　现在儒学变得时髦，但儒学也容易被腐化。现在很多赞美儒学的人，可以得到利益，实际上是司马迁所讲的“利禄之徒”。因为儒学入世，就接受世俗的游戏规则，也讲钱和权，会鱼目混珠。而我了解的儒家，是一种全面的人物精神，个人修身的问题、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性与天道的关系，四个侧面缺一不可。

　　现在我们谈儒学的复兴，不是仅仅在生活习惯上复兴，不仅仅是“大家来做好人”的层次，而要在文明最深层次的哲学思想上，获得广泛的认同。

　　记：如何来争取获得这种广泛的认同？

　　杜：现在，我们经济上强大了许多，但是，在精神文化上获得认同很难。实现中国梦，民族的复兴，不能只靠经济，还要靠文化。

　　现在我们学西方的东西，什么都学。但是，即使我们把西方的东西全学到手了，并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只是能在世界上存活下去。

　　怎样成为一个伟大民族？在自由之外，还要发展正义的观念，理性之外，还要发展仁爱的观念。儒家的以“仁爱”为核心的“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在中国的社会深入人心。

　　我们经常持肤浅的现代化理论——你们太穷我给你钱，把你们的家园改建成景区，吸引观光客赚钱。但我们尊重他们、了解他们吗？对于有真正信仰的人，你用钱诱惑是没有用的。

　　记：儒学在中国的发展势头如何？

　　杜：对于未来，我审慎乐观，这要靠政治、学术、媒体、企业等各界精英，尤其是企业家，现在中国有了越来越多的儒商。

　　其中，浙江的表现非常好，文澜书院、万松书院、马一浮研究中心都办起来了，在浙江大学我们有了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浙江有一份杂志叫做《浙商》，浙商群体鲜明地体现出儒商的气质，私企比国企表现得好。

　　我们经常持肤浅的现代化理论——你们太穷我给你钱，把你们的家园改建成景区，吸引观光客赚钱。但我们尊重他们、了解他们吗？对于有真正信仰的人，你用钱诱惑是没有用的。本报记者 屠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