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名臣范仲淹

　　浮沤堂读史

　　伍立杨

　　一篇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今人所深情吟颂之、感念之、具有阐说不尽的魅力。

　　《岳阳楼记》，文章之美，尚在其次，关键要在通过状物写景，达到抒怀的目的。千古传诵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何等高旷的胸襟。文章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那正是庆历新政黯然退却的时期，范仲淹自己此时就是身在江湖之远，本来很有可能忧谗畏讥，但他没有，反而倒过来安慰朋友。

　　如此豁达、从容的心态，就是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在逆境中也不曾达到。他虽然感慨万千，但不是一味的发牢骚，这和写作者的气度、寄托、胸怀大有关系。

　　差不多相同时代的名家文章，苏轼的特征是行云流水的美文，欧阳修则是雍容自然的道德文章，范仲淹呢，很明显的，他笔下多属论政之文。他的文章和宋代初年那些刻意雕琢、专事藻饰的作家大有区别，他的意图，是要恢复古道，这个古道，不是复古，而是关心民瘼，关心政治的得失，也即政教风化的建立。所以说他的文章是一种论政之文，像他的《上执政书》所言：“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警醒地表达了上书的动机，即以一贯之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是第一位，绝非为了个人的身名之计。

　　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他的一生主要是从政，曾做到龙图阁直学士，兼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以及参知政事（最高政务长官之一，相当于副宰相）等重要职位。曾与韩琦并守西陲，上下内外，一致好评，西夏人敬畏有加；又和富弼等同掌朝政，为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备受舆论称道。他的一些文章所表达的意图，也是庆历新政革除积弊的主导思想。

　　这篇文章系应他的友人滕子京之请而撰述，岳阳楼在今湖南岳阳西门，下临洞庭湖，是历代官吏流放到岭南的必经之地。滕子京当年和范仲淹同举进士，在甘肃庆州知州任上被人诬告，于是贬官到了岳阳。在此他也没有颓废消极，而是采取有守有为的态度，居然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做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又重新修葺了岳阳楼，铭刻古今诗赋于其上，所以催生了范仲淹的这篇名文。文章状写景物之奇妙，又以天气阴晴变化的明丽与惨淡，来暗喻作者的悲喜，当其笔触由抒情转入言志，水到渠成的熔铸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至于文章本身，骈散结合，形成全篇错落、跌宕的风姿，诚不愧为千古名篇。

　　他在江南力主修筑的捍海堰，横跨（南）通州、泰州、楚州，当地百姓将其呼为范公堰，三州均立有范公生祠，杨阜《画像赞》云：“我思范公，水远堤长”。他在青州主政时，平抑粮价，又免支移之苦，以高度的行政智慧帮助百姓渡过青黄不接的饥荒年月……种种作为，在百姓心中留下丰碑。

　　范仲淹生前故后，士大夫对他表示了一致的推崇，刚正廉素的品格，过人的智谋，爱国忧民的信念，健康而丰富的生活情趣，绝非偶然，司马光称其“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於来哲”，最具代表性。

　　正如范仲淹忧先乐后的风范，构成其粹然无疵的完美人生。晚范仲淹一百多年的南宋大臣范成大，和他的同乡前辈范仲淹一样，他在仕途上也比较顺利，属南宋诗人中最为显达者。他对民间疾苦的关心，一以贯之；他曾出使金朝，与金主交涉，他“词气慷慨”，“全节而归”，朝野称道不已。人品学问、道德文章，获得时贤后人的高度评价。他的同年挚友杨万里尝谓：中兴以来，“知政几二十人，求天下之所谓正臣，如公才一二辈”。

　　他们同是苏州吴县老乡，范仲淹以政略、军事、文学名于世，范成大则以外交、文学、地理等才略名于世，各有侧重，而其泛爱乐善的胸怀，文武全才的智慧，则颇为相近。同样以毕生的作为，谱写了“先忧后乐”的时代乐章。虽然两范均担任过高级行政长官，但他们对士林及后世的影响却不尽是行政的资历或威力，而是看不见却恒久存续的道德影响力，即一种本乎儒宗的仁义信念，和开风气之先的道德威望。

　　前贤的道德情怀，到了现、当代，仍为不少文化人作为自己的首要的价值观，也可见其生命力的深远和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