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氏之范式: 道德影响力(图)

发布时间:2016-01-15 08:59 | 来源:海南日报 2010年5月31日 022版 | 查看:307次

宋代名臣范仲淹

  浮沤堂读史

  伍立杨

  一篇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今人所深情吟颂之、感念之、具有阐说不尽的魅力。

  《岳阳楼记》,文章之美,尚在其次,关键要在通过状物写景,达到抒怀的目的。千古传诵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何等高旷的胸襟。文章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那正是庆历新政黯然退却的时期,范仲淹自己此时就是身在江湖之远,本来很有可能忧谗畏讥,但他没有,反而倒过来安慰朋友。

  如此豁达、从容的心态,就是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在逆境中也不曾达到。他虽然感慨万千,但不是一味的发牢骚,这和写作者的气度、寄托、胸怀大有关系。

  差不多相同时代的名家文章,苏轼的特征是行云流水的美文,欧阳修则是雍容自然的道德文章,范仲淹呢,很明显的,他笔下多属论政之文。他的文章和宋代初年那些刻意雕琢、专事藻饰的作家大有区别,他的意图,是要恢复古道,这个古道,不是复古,而是关心民瘼,关心政治的得失,也即政教风化的建立。所以说他的文章是一种论政之文,像他的《上执政书》所言:“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警醒地表达了上书的动机,即以一贯之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是第一位,绝非为了个人的身名之计。

  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他的一生主要是从政,曾做到龙图阁直学士,兼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以及参知政事(最高政务长官之一,相当于副宰相)等重要职位。曾与韩琦并守西陲,上下内外,一致好评,西夏人敬畏有加;又和富弼等同掌朝政,为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备受舆论称道。他的一些文章所表达的意图,也是庆历新政革除积弊的主导思想。

  这篇文章系应他的友人滕子京之请而撰述,岳阳楼在今湖南岳阳西门,下临洞庭湖,是历代官吏流放到岭南的必经之地。滕子京当年和范仲淹同举进士,在甘肃庆州知州任上被人诬告,于是贬官到了岳阳。在此他也没有颓废消极,而是采取有守有为的态度,居然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做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又重新修葺了岳阳楼,铭刻古今诗赋于其上,所以催生了范仲淹的这篇名文。文章状写景物之奇妙,又以天气阴晴变化的明丽与惨淡,来暗喻作者的悲喜,当其笔触由抒情转入言志,水到渠成的熔铸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至于文章本身,骈散结合,形成全篇错落、跌宕的风姿,诚不愧为千古名篇。

  他在江南力主修筑的捍海堰,横跨(南)通州、泰州、楚州,当地百姓将其呼为范公堰,三州均立有范公生祠,杨阜《画像赞》云:“我思范公,水远堤长”。他在青州主政时,平抑粮价,又免支移之苦,以高度的行政智慧帮助百姓渡过青黄不接的饥荒年月……种种作为,在百姓心中留下丰碑。

  范仲淹生前故后,士大夫对他表示了一致的推崇,刚正廉素的品格,过人的智谋,爱国忧民的信念,健康而丰富的生活情趣,绝非偶然,司马光称其“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於来哲”,最具代表性。

  正如范仲淹忧先乐后的风范,构成其粹然无疵的完美人生。晚范仲淹一百多年的南宋大臣范成大,和他的同乡前辈范仲淹一样,他在仕途上也比较顺利,属南宋诗人中最为显达者。他对民间疾苦的关心,一以贯之;他曾出使金朝,与金主交涉,他“词气慷慨”,“全节而归”,朝野称道不已。人品学问、道德文章,获得时贤后人的高度评价。他的同年挚友杨万里尝谓:中兴以来,“知政几二十人,求天下之所谓正臣,如公才一二辈”。

  他们同是苏州吴县老乡,范仲淹以政略、军事、文学名于世,范成大则以外交、文学、地理等才略名于世,各有侧重,而其泛爱乐善的胸怀,文武全才的智慧,则颇为相近。同样以毕生的作为,谱写了“先忧后乐”的时代乐章。虽然两范均担任过高级行政长官,但他们对士林及后世的影响却不尽是行政的资历或威力,而是看不见却恒久存续的道德影响力,即一种本乎儒宗的仁义信念,和开风气之先的道德威望。

  前贤的道德情怀,到了现、当代,仍为不少文化人作为自己的首要的价值观,也可见其生命力的深远和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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