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孙文麟和男友胡明亮在长沙一家茶馆。图左为孙文麟。

　　大学军训，有个男生玩游戏输了，大家起哄，让他亲一下教官。一位大四学姐站出来制止：同性恋行为，这不道德。孙文麟站出来，“学姐，我就是你说的那种不道德的人。”人群中爆发出掌声。

　　孙文麟长相斯文，讲话轻声而有力，眉宇间透着锐气。

　　14岁时，他在奶奶70岁生日寿宴上出柜。父亲把他踹翻在地，父子俩打了起来。

　　冲突之后，在长达10年时间内，家人完成了从不接受到接受的态度转变。参加同性恋讲座，母亲带头鼓掌。“我觉得儿子很孤单，他需要战友。”

　　今年6月23日，孙文麟和男友胡明亮到湖南长沙芙蓉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这是他们相恋两周年的纪念日。

　　“法律没有规定同性可以结婚。”工作人员拒绝为他们办理手续。

　　像14岁时一样，孙文麟选择了反抗。12月16日，他和代理律师向芙蓉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请求判令民政局为其办理婚姻登记。这是湖南首例同性婚姻维权案例。

　　“婚姻体现了最理想的爱、忠诚、投入、牺牲和家庭。我们要求在法律中获得同等尊严。”这几乎是孙文麟的全部动力。

　　“打开通往灵魂深处的大门”

　　26岁的孙文麟是湖南长沙人。父母工作忙碌，他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

　　孙文麟说，他们家是典型的中国式家庭，父亲年轻时，爷爷是权威，等到他长大，父亲是权威。

　　“他说对的就是对的，没得商量。跟你讲话的那种口气，”孙文麟伸出右手食指指着面前的桌子，“我说的就是正确的。”他笑，“典型的中国父亲。”

　　12岁之前，孙文麟都是“乖小孩”。他成绩优秀，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是大人口中那种“别人家的小孩”。

　　“性别意识”在12岁那年萌发。孙文麟对那种“成绩好，表现也好”的小女生容易有好感。“那时候还没有性教育，无论学校还是家庭，都对这一块讳莫忌深。”

　　孙文麟说，他不确定，这种对“好学生”的好感是否就是一种基于性别上的爱慕与喜欢。

　　转变发生在小学毕业后的那个暑假。他无意中登陆了一个医学网站，上面同时有男人与女人的裸体照片，孙文麟盯着这两张照片看，发现“男性的裸体照片更吸引我”。

　　孙文麟被自己吓到了。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同性恋”这个词以及它所代表的群体。

　　他上网查资料，当“男同性恋”这个词语跳入眼帘时，孙文麟感到，“自己的世界，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灵魂深处的大门”。

　　他申请了一个QQ号，里面有专门针对男同性恋的聊天室。他开始频繁地与聊天室里的人聊天、搭讪。那一年，他刚满13岁。

　　这期间，他陆续交往了一些男生，“尝试通过在不同的人身上寻找到‘爱’的感觉”。

　　他游走在完全异于现实的世界里，没有感到过害怕，也没有愧疚或不安。“或许是压抑太久了”，孙文麟说。

　　出柜少年

　　慢慢觉醒的自我意识，让孙文麟急于把最真实的自己“袒露”出来：“我厌倦了戴着面具的生活”。

　　他选择告诉最亲近的人。

　　14岁那年，一次放学回家，孙文麟跟奶奶说，“我喜欢男生。”奶奶当时在吃饭，头都没抬，“小孩子不要乱开玩笑”。

　　孙文麟补了一句，“不是开玩笑。”

　　过了几天，他决定跟代表权威的父亲“坦白”——“这的确需要勇气，因为，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反对他，而且以这样一种方式。”

　　父亲没说话，斜着眼瞟了他一眼，回房间睡觉去了。“或许他压根没听进去。”孙文麟说。

　　但是孙文麟已经“豁出去了”。

　　奶奶70岁生日寿宴，孙文麟父亲的很多朋友都来了。吃饭，父亲坐在孙文麟正对面，父亲的朋友开孙文麟玩笑，“小孙，找女朋友了没有？”

　　“叔叔，我喜欢男生。”孙文麟一字一句地回答。

　　他已经不记得其他人的反应，只记得父亲隔着一桌菜，瞪大眼睛看着他，整张脸憋得通红。

　　回家路上，父亲快步走在前面，一路沉默。等孙文麟进门，父亲把他踹翻在地。父子俩打了起来。

　　全家人坐在一起开“批斗会”，包括与父亲离异多年的母亲。所有人都强烈反对，甚至有人提议带他去看精神病，除了母亲王智慧（化名）。

　　“她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只希望我过得好。”孙文麟说。那天送母亲离开，母亲在电梯里哭了，“儿子，这件事情，你得给妈妈时间。”

　　孙文麟与父亲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冷战。从17岁到25岁，父子俩几乎再没好好说过话。

　　奶奶心疼孙子，抹着眼泪跟他说“我理解你”，但每当有邻居要给孙子介绍对象，老人总是说，“他现在不想谈恋爱。”

　　“我希望她说我孙子是同性恋。或许她认为，不说我的身份是对我的保护，但对我来说，这是伤害。从内心里，她并没有真正接受我。”

　　孙文麟陷入人生中最痛苦阴暗的一段时期，吃饭时手发抖，不敢出去见任何人，成绩一落千丈，“差不多是自闭症的症状。”

　　“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

　　高中毕业，孙文麟考入湖南科技大学英语专业。这并不是他理想的大学，但相对宽松的环境，让他之前的症状有所好转。

　　军训第一天，他就以一种几乎戏剧性的方式“出柜”了。

　　当时大家一起做游戏，有个男生输了，大家起哄说，让他亲教官一下，“我们那个助教，一个大四的学姐站出来制止，说，这是同性恋行为，这不道德！我站出来说，学姐，我就是你说的那种不道德的人。”

　　孙文麟说，你知道什么叫道德吗？道德，就是不伤害他人，同性恋伤害你了吗？

　　让他意外的是，人群中爆发雷鸣般的掌声，有人当场喊出口号，“撑同志，反歧视！”

　　“所以，我对这个群体有信心一部分也是这个原因，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站在我这一边。他们自己不是同志，但他们尊重自由与平等。”

　　这件事给了孙文麟力量和勇气，他彻底走出自我怀疑与抑郁。

　　他开始带不同的男孩回家，家人也慢慢采取“默认”的态度。

　　他和母亲有过一次长谈，这次谈话后，母亲王智慧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我开始认同并支持儿子，我认为谁都有爱的权利，没人能够剥夺。”

　　而在此之前，46岁的王智慧连什么是“同性恋”都不知道，“我就去网上找资料，没日没夜地找，书籍、电影也看。”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有500万至1000万男性同性恋者。世界卫生组织1992年确认，同性恋是属于少数人的自然现象，并不再将其列为心理障碍。

　　孙文麟后来开了一家专门针对同志的茶馆，去年在茶馆里办了一个同性恋讲座，妈妈带着几个姐妹都来参加了。每每有人发言，她就带头鼓掌，以表示对儿子的支持。

　　她加入了很多同志父母群，在一些论坛上积极发言，看到攻击同志的言论时，她会予以反驳，而开头都是：我是一名同志母亲。

　　“我觉得我儿子很孤单，他需要战友。但是在中国，太多柜子里的同性恋保持了沉默，我想，这个时候我就更应该站出来，给那些柜子里面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看到。我想跟他们说，你们没有错。”

　　“爱一个人，会想要和他成立家庭”

　　2014年6月23日，孙文麟通过网络认识了现在的男友胡明亮。他比孙文麟大10岁，早已出柜，是一名公司保安。

　　孙文麟形容他的男友：特别淳朴、善良，像天使一样。

　　胡明亮现在住在孙文麟家中，跟孙的家人生活融洽。

　　遇到胡明亮之前，孙文麟没有考虑过婚姻的问题。

　　“跟他在一起后，我发现，你爱一个人，就会想要跟他成立家庭。你和他在这个国家生活，想获得更多平等的权利，也确实离不开婚姻。”孙文麟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没有法律的承认，我将来怎么在他手术意见书上签字？”

　　今年6月，美国宣布全美同志婚姻合法化，美国最高法院安东尼大法官的判词让孙文麟激动不已。

　　他站起来，开始朗诵：世上没有一个结盟比婚姻来得更深刻，因为当中体现了最理想的爱、忠诚、投入、牺牲和家庭。……说他们不尊重婚姻是一个误解，他们苦苦争取正说明了他们尊重。他们希望不要在孤单中渡日、被文明社会最古老的制度拒诸门外。他们要求在法律中获得同等尊严。”

　　孙文麟说，这是他去“争取”的几乎全部动力，“很多人佩服我的勇气，其实是我活得太明白。”

　　12月16日，他和代理律师石伏龙向芙蓉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材料，请求判令芙蓉区民政局为其办理婚姻登记。

　　石伏龙说，芙蓉区民政局拒绝为孙文林办理结婚登记涉嫌行政不作为，目前法院已经收下了起诉材料。

　　据石伏龙了解，目前中国尚无同性恋者成功登记为合法夫妻的案例，他将这起案子称为“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

　　代理律师石伏龙关注同性恋议题，且有朋友是同性恋。他认为，作为一个一直存在的现象，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是个大趋势，同性恋是自然现象，而婚姻制度却是人为设立，“当然可以修改完善。”

　　根据相关规定，法院将会在七天之内决定是否立案。这意味着，最快在明天（23日），孙文麟将获得是否立案的结果。

　　“我相信，变化一定会到来。”孙文麟说，不管结果如何，他和男友都不会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