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40年8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送夫人刘志兰赴延安学习，夫妻分别时与怀中的女儿左太北合影。

  十字岭将军纪念亭。

   左权将军墓

左太北出生不到百日即与父亲左权分别，70多年来，她与父亲的相见除了照片，大约便只有梦中了。

　　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将领，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周恩来于1942年6月21日在《新华日报》撰文说“左权足以为党之模范”。

    国人记忆70周年抗战胜利之 二十九

    档案

    左权

    湖南醴陵人。生于1905年3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回国后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和代军团长等职，参加过长征和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转战华北屡建战功，其中包括协助指挥百团大战。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在指挥最后一批人员即将突出重围时，被一块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37岁。

    左太北，75岁，在她北京的家中显眼处挂着一张照片，那是不满百日的她与父母的合影。照片拍摄时间是1940年8月，她尚在襁褓、小手舞动，抱着她的父亲，就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此后的岁月里，左太北再也没能见到父亲，只能从影像里去了解父亲抗战殉国的功绩。直到42岁，她才读到父亲写给母亲的11封信，这些信件也成了她了解父亲的珍宝，同时也得以让后人窥见百团大战开始直至左权殉国时的情形。

    山西辽县，就在此地，抗战时期的八路军遭受了最为惨重的损失。1942年5月，八路军总部被日军突袭，副参谋长左权于麻田镇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时年仅37岁。左权是整个抗战时期牺牲的八路军最高将领，为纪念左权，辽县改名左权县，近日，南都记者重返了这片让八路军损失惨重的“伤心岭”。

    太行山上“小延安”

    “自去年反扫荡结束后，我们搬住一个大庙里，住地的周围与附近也是很好的，满川的树木结了不少的核桃、柿子、花椒，还有一条碧绿的水流着，真是太幸福了。”

    ———　1941年5月20日左权给妻子的信

    左权的住地，其实是一个基督教堂，如今被称作“左权院”，是八路军总部旧址的一部分。即便今天，要想重返八路军总部旧址麻田镇，仍颇为不易，从左权县城到麻田只有不足10米宽的国道，因为山高地形复杂，现在高速路仍然没修通。左权县当地人都知道，要想去参观麻田镇的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最好早上8点前就出发，否则很可能晚上“搭黑”都回不来县城。一是因为路况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堵车，因为路面很窄，大量的运煤卡车在这条双车道的国道上行走，几乎每天必堵。

    从地图上看，左权县位于河北与山西的交界处，因此也成了“晋煤外运”的重要通道。该县县志记载“晋疆锁钥，山西屏障”，曾经隐藏在深山里的八路军总部门口，如今运煤卡车络绎不绝。也正是因为偏僻罕至，当年八路军把总部驻扎在此，虽然日军就在40公里外的县城，但仍然苦苦寻找了两年多。

    从左权县城驱车出发，经过近两个半小时的上山下坡，地形忽然豁然开朗，在四周全是高山的包围中，一块小盆地上建着10多间灰砖平房，旁边一条清澈的河水绕村而过，有点“世外桃源”之感，这就是当年八路军的总部所在地。

    当年八路军总部选址有两个条件：一是要在村边，二是要有前后门，这样一旦日军突袭，可以多留一条通道撤离。这个院子(“左权院”)，本来是县城财主刘三柱的，正好符合这个条件，刘三柱听说选中了他的院子，就捐赠了出来。

    1940年8月开始，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就在这次战役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第三阶段，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于11月上旬进驻到辽县麻田镇。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等将领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总后勤部及北方局党校、华北《新华日报》社、鲁迅艺术学校、卫生学校、总部医院、太行山剧团等单位一同到达。

    完备的机构设置，让这里有了“小延安”之称。为了增加抗战力量，在左权的指挥下，八路军还在邻近的山西省黎城县地形隐蔽的黄崖洞，建了“黄崖洞兵工厂”，每年生产的武器可以装备16个团。

    如今八路军总部旧址都用“邓小平院”、“左权院”命名，每个办公室正中间都挂着晋察冀边区的地图，八路军与日军的大小战役就是在这一座座院落，一间间小屋里进行指挥部署。

    就在这里，左权与妻子生下了女儿左太北，不过因为战事吃紧，刚生下3个月的左太北，就跟着母亲回延安了。“我是1940年5月出生的，8月份就要进行‘百团大战’，当时我爸本来就很忙，为了考虑我们的安全，8月份我和母亲就回延安了，所以实际上跟我父亲只呆了3个月，就是他抱着我，临离别时候拍的照片，那时候我刚刚3个月大，之后就再没见过。”左太北回忆道。

    在邓小平的旧居里，邓小平与夫人卓琳的儿子邓朴方就出生里面的一个土炕上。解放后，有人曾问及邓小平在太行山战斗的情况，邓小平曾说：“我在太行并没有干什么，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吃苦’。”

    隐瞒5年的“八路军总部”

    “今年来晋东南的戏剧运动有大进步，《雷雨》、《日出》、《巡警》均出演了，布景与扮演艺术有很大提高，博得一般观众，不只是土包子并且是洋包子的好评。”

    ———　1941年9月26日左权给妻子的信

    让邓小平“吃苦”的总部，其实一直到解放后才被人知晓。“百团大战”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也让日军开始重视共产党武装的力量，采取各种手段寻找。但另一方面，八路军在麻田镇却开始进行政治建设，召开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从延安远道而来的各种文艺团体也在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位于左权县桐峪镇的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议旧址负责人赵向荣介绍，1941年3月16日，时任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的邓小平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了按照“三三制”原则，召开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建议。会议从4月份开始筹备，经过3个月的推选，在边区2000万人中采取公开竞选方式，推选出议员197名，议员中有国民党元老及学者名流、无党派人士、工人、农民、商人、妇女等人士。

    1941年7月7日，临时参议会正式举行，鲁西33个县加入边区，最后成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历时41天的会议里，临时参议会作为边区最高权力机关，通过了边区施政纲领及一系列重要法例和法令，议员们共提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提案232个，推选出边区驻会委员和正副议长、边区政府组成人员，诞生了抗战时期的第一个“三三制”政权。

    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议旧址里的正南面，是一个戏台，当时从延安过来的鲁艺学员，曾在戏台上表演了《雷雨》、《日出》等戏剧。从那时候开始，左权县作为八路军总部，不仅进行着军事对抗，而且承担着中共在政治、文化方面的探索。

    在距离八路军总部几公里外的麻田镇山庄村，“新华日报社旧址”就坐落在一个小院子里，如今这个院子仍然保持着当年的模样，连木板门都没有换，几乎看不清字的牌子仍然挂着。在其旁边，就是赵树理住过的房子，在这里他写出了最为著名的一系列“山药蛋派”作品。“像《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这些作品，就是赵树理在这个屋子里写出来的，素材也是取自左权(县)。但直到现在仍然很少人知道，这是当年刻意隐瞒八路军总部导致的，因为当时怕日本人发现，所以这些作品虽然风靡全国，但大家却不知道是哪里的事情。”左权县党史专家王艾甫说。

    美国历史学家韩丁在其所著的描写太行山抗日情形的作品《翻身》中写道：“日本军阀说他们干涉中国只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使中国人民免于遭受一场比死更坏的厄运———共产主义，但正是他们的‘干涉’大大加速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这是历史的一个极大讽刺。”

    八路军总部突围喋血十字岭

    “生活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还有廿棵西红柿，敌人又自本区开始扫荡，明日准备搬家了。”

    ———1942年5月22日左权给妻子的信

    在写这封信3天后的5月2 5日，左权就因突围战牺牲在辽县十字岭。

    1942年，日军第一军司令长官岩松义雄制定了以消灭八路军总部为目的的“C号作战计划”，同时组成两支特别“挺进队”，以益子重雄和大川桃吉分别任队长，化装成八路军，不断侦察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在得到情报后，日军完成了对八路军总部的包围，左权分析了当前的情势，制定了突围路线和作战部署，随后彭德怀下令总部撤退。

    虽然已经修缮好多年，但如今要去往十字岭现场仍困难重重，仅容一辆车通行的狭窄道路上，车轮经常会陷到路边的土坑里。“可想而知，在当年没有任何道路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的大队人马还拖着各种仪器设备，有多困难。”十字岭旁边村子给记者指路的一位村民说。

    1942年5月25日下午2点，左权率领总部的人马来到麻田东边的十字岭，大队人马已突围到刚过十字岭的一个山腰，此时还有少量人员被堵在一个狭窄的山沟中。就在左权返回十字岭顶峰营救落在后面的人员时，日军开始发射密集的炮火。

    十字岭周围的山脉都是南北走向，只有这个山岭是东西走向，形成一个“十”字，没有战斗经验的八路军众多总部文职人员，在左权的指挥下撤退。跟着左权的还有电报员，本来左权已经安全翻越了十字岭，但当时还有很多干部没有过去，于是他又返回来不断喊着撤退，忽然一颗炮弹击中了山头，左权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

    作为指挥员，左权经常出现在战斗一线。解放军上将、曾在1932年担任红军第45师第93团团长的杨得志，在文章《和左权同志相处的日子》中提到了一个细节，1931年他和左权一起在甘肃作战，当时左权作为军团长，突然出现在城墙下面，上面不断在扔着手榴弹，一颗手榴弹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爆炸，当时他幸免于难。但十字岭这次，左权没有躲过去。

    左权殉国后，日本人把草草掩埋的左权遗体挖出来拍照，东京的广播也曾播出，太行一役，消灭中共“一文一武”。其中的武，便是指左权，文说的便是当年《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创办人、社长兼总编辑何云，他也在这次突围战中殉国。至今日本防卫厅仍然保存着左权被挖出时的遗体照片，上写“参谋长左权”。

    今天在左权殉难的原地，也就是麻田镇十字岭的峰顶，建了一座四角正方形的仿明清翼角的纪念亭，竖有汉白玉纪念碑，正面刻着“左权将军永垂不朽”，两侧分别刻着朱德、邓小平的题词，碑后刻着彭德怀撰写的碑志。

    其实左权对这次突围的难度有所预见，在突围前三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如果时局有变，你可以任意处置太北。”左太北认为，这是父亲给母亲最后的交代。

    “我父亲在开始抗战时就已经下决心了，就是把生命搭上去也要把日本鬼子从中国赶出去，这个决心是过黄河时就下的。这个决心最后表现在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放弃了，因为连自己的女儿都放弃了，私人的一切都放弃了。”左太北说。

    “谷子地”自办民间抗战纪念馆

    “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极表好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甘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

    ———1937年12月3日左权写给母亲的信

    八路军总部在辽县(现左权县)5年，至今当地仍有不少民间人士自发收集抗战“红色藏品”。一直在左权县麻田镇生活的河北邢台人石玉福家中收藏着左权曾用过的一个箱子，上面写着“中华民国卅年秋左权”，是他从一位八路军曾救过的当地人家里搜寻回来的。在左权牺牲后的第三天，那个当地人到左权的住所，大哭一场后，在他的办公室发现了一只手提皮箱，然后提回了家。

    冯小刚电影《集结号》中“谷子地”的原型王艾甫，就是左权县人，他曾在太原文物市场发现了84份“太原战役阵亡通知书”，随后奔赴全国各地，为这些烈士寻访亲人。2008年，王艾甫从山西省检察院退休后，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左权县，在县城西关的一座清末时期建筑的四合院(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八路军泰记商店情报站和军需物资转运站)，筹建了“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每天早上，他都在纪念馆里迎接前来参观的市民。纪念馆里陈列的藏品，多为辽县抗战时期的实物、图片、资料，有许多是孤品，从正面战场八路军使用过的地雷、大刀、步枪、土炮，到敌后战场的情报、衣服和鞋帽，甚至还有全套的日本在战时出版发行的《支那事变画报》。

    据王艾甫回忆，2005年，一位曾在山西参战的日本老兵奥村和一，在他家里见到了《支那事变画报》，十分震惊。因为《支那事变画报》在日本也不多见。画册里一张日本兵胸前挂着两只鸡的照片勾起奥村和一的回忆，他当年作为新兵刚来山西时，长官就命令士兵们抢夺老百姓的钱财和猪、鸡等可食之物。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王艾甫更忙碌了，虽然有一条腿使不上劲，上下楼梯需要他人搀扶，但对各个单位发来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邀请，他仍坚持赴约。“在我百年之后，我搜集的这些东西要捐献给国家，这是左权(县)对于八路军抗战记忆的物质载体，也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才是那场战争最终胜利的原因。”王艾甫说。

    在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门外，一群小学生参观的时候，在门口模仿当年八路军做“冲锋集合”的游戏，一群孩子在喊着“集合”的口号后，迅速集合到了一起，然后又在“冲锋”的口号下四处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