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美]亨利·基辛格　著胡利平　林华 曹爱菊 译 中信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义桅
　　智者引领时代话题，深具远虑而不为近忧所困扰。
　　基辛格博士便是这样一位智者。前些年，他以《论中国》一书将世界的“中国热”推向高潮，如今又以　《世界秩序》　提示当今世界的主要挑战——世界力量格局巨变，传统国际秩序合法性存疑，并流露出美国对领导权的主要焦虑——中美关系核心问题是否转为国际秩序之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曾是美国的盟友，并与美国一道开创了战后国际体系——雅尔塔体系。虽经美苏论战、苏联解体的巨大冲击，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大国协调模式（又称“基辛格模式”），总体上在维系战后国际秩序。然而，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一系列新的全球性挑战，催促人们超越大国中心视角，探讨世界长治久安之道。秩序问题而非体系问题的讨论，成为显学。
　　不同以往，视野不再局限于国际秩序，而是上升到世界秩序——在国家之外，引入了历史文化的视角；不再局限于权力层面——国际格局，而是上升到治理层面——全球治理呼唤非西方参与。二战结束及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来临之际，基辛格博士再次引领了时代话题。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基辛格列举了欧洲、伊斯兰、伊朗、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美国本身等各种国际秩序观的历史演进，探讨了国际秩序继权力格局外的又一基础——建立在世界各种文明和制度的不同渊源基础之上的多样性，特别区分世界秩序、国际秩序、区域秩序，探讨超越历史上区域秩序、战后国际秩序，开创世界秩序之可能。
　　《世界秩序》开篇即写道，“从来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换言之，已有的世界秩序，都是地区主导的秩序。正如《大国政治的悲剧》　一书所断言的，从来不存在真正的全球霸权——美国也不例外，而对全球霸权的追求和角逐引发大国政治的悲剧——世界秩序的悖论就在于只能追求到区域秩序却去追求建立世界秩序，故此引发世界秩序的悲剧。书中指出，“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观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
　　然而，基辛格博士的这种美国例外论却遭受到一个巨大挑战：多元一体的世界秩序源于美国国内的多元一体自由秩序，如今美国国内的多元一体梦想可谓堪忧。从弗格森案件到不久前的巴尔迪摩骚乱，再到共和党党内候选人辩论的乱象，都在显示一个基本事实——美国的自由理念还hold（控制）得住吗？
　　美国前总统卡特日前断言，美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美国自身价值观堪忧，更不用说全球性价值观了。书中提出，权力-合法性是世界秩序的双支柱，同时又相信美国的制度韧性，声称“美国的领导作用始终不可或缺”。这显然与美国不再成为世界权力中心、美国的联盟体系观念落伍且有悖于开放包容时代相脱节，这就是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合法性的困境，或曰世界秩序的美国悖论。
　　真正的世界秩序，必须同时具备合情、合理、合法三个诉求，以开放包容精神，及时有效反映国际力量格局的变迁和世界多样性。美国领导支配下的世界秩序冲动，显然无法企及。基辛格博士提出了传统国际秩序处于解体边缘的尖锐问题，并给出大国合作与尊重多样性的两帖药方，然而大国合作更多是中美合作——中国替美国分担责任，尊重多样性仅限于历史文化——不承认价值观多元，这使得基辛格的智慧无法克服世界秩序的美国悖论，不愿探讨后美国时代的世界秩序问题。
　　于是，基辛格博士把问题归咎为“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书中为此批评一些亚洲国家在捍卫过时、落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民族国家而非世界秩序思维挑战西方。这成为他倡导的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的主要障碍。故此，基辛格博士提出中美“共同演化”（co-evolution）思路。当然，在他看来，要演化的更多是中国，而对美国自由观，他则念兹在兹。作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基辛格，能从历史文化上思考，承认其多样性，超越过去笃信的均势论，认为中国因素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但他终究难以超越美国因素束缚，仍然在权力-合法性间找平衡，因而思考是不彻底的。
　　书中特别写道，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发源地的欧洲，以欧盟成立为标志，开创了超越民族国家及主权思维的先河，暗示中国等亚洲的一些国家捍卫主权国家体系，是在拖后腿、开时代倒车。其实，欧盟超国家秩序面临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双重考验，中国也绝非是捍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那么简单。
　　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三种秩序：
　　一是文明秩序，以文明国为基本单元。“一带一路”将人类四大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串在一起，通过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推动内陆文明、大河文明的复兴，推动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推动新兴国家持续成功崛起。一句话，以文明复兴的逻辑超越了现代化的竞争逻辑，为21世纪国际政治定调，为中国梦正名。“一带一路”所开创的文明共同复兴的秩序可称之为“文明秩序”。
　　二是国际秩序，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近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创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以主权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国际体系，随着西方中心论的建立而演变为西方的国际秩序，全球化是其典型说法。直到战后建立名义上以联合国为核心、实质以美国为领导的国际秩序，虽经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挑战而未解体，维系至今。
　　三是公民秩序，以公民而非国家为基本单元。《世界秩序》一书写道，“任何一种世界秩序体系若要持久，必须被视为是正义的，不仅被各国领导人所接受，也被各国公民所接受。”当今世界，权力不仅在东移也在下移，各国都面临着社会化公民运动的内部压力，推动建立全球层面的公民秩序。
　　文明秩序、国际秩序、公民秩序的三位一体，就是命运共同体，体现世界各种文明、国家、公民寓命于运及寓运于命的有机统一。这就预示着，中国而非美国，可能成为真正世界秩序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