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日本“再生的大地”合唱团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音乐厅彩排，前排中间老者为姬田光义。

　　昨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音乐厅内，日本“再生的大地”合唱团进行了首场公演——“歌唱和平”。合唱团成员胸前別着牵牛花，齐声唱响《抚顺的牵牛花》。

　　“放下冰冷的武器，送上温馨的花。”今年8月28日，日本“再生的大地”合唱团来到中国，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在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被一遍遍唱响。合唱团团长姬田光义介绍，合唱团成员中很多是侵华日军战犯的后裔，此次来华公演就是为了表达对中国当年宽恕战犯的谢意。

　　《抚顺的牵牛花》

　　冰霜做衣的大地，依然花盛开

　　挣脱憎恶与悲哀，花种萌芽绽开

　　生息在大地上，有灵魂的人啊

　　放下冰冷的武器，送上温馨的花

　　世世代代传下去吧，带着我们的祈祷

　　把宽恕化为露珠，抚顺的牵牛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记忆往事的再生之地，娇艳花盛开

　　缠绕着冰霜与狂澜，寒风中绽开

　　承认无情地罪过，有灵魂的人啊

　　放下冰冷的武器，让花儿展鲜艳

　　世世代代传下去吧，带着我们的爱情

　　唤醒罪魂的花哟，抚顺的牵牛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世世代代心心相连培育花之艳

　　蓝色的花蕊春风里，悄悄地长大

　　祈祷和平幸福喔，有灵魂的人啊

　　放下冰冷的武器，培育温馨的花

　　世世代代心心相连，倾注美好的愿望

　　生命的花朵哟，抚顺的牵牛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姬田光义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授，“抚顺奇迹继承会”会长，“再生的大地”合唱团团长，1937年10月2日生于日本神户，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博士课程。曾任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后赴日本中央大学任教。曾与中国的老八路陈平合作研究“无人区”以及日本的“三光政策”，先后出版了《三光作战》《证言——南京大屠杀》等著作。2008年3月退休。积极参与推进中日友好的民间活动。

　　“我相信，即使是日本鬼子，如果他能认罪、洗心革面的话，也一定能恢复人的本性，20年后，历史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周恩来（摘自《再生的大地》组曲）

　　“由于中国政府宽大的政策和抚顺战犯管理所职员对战犯人道的主义，才给了这些战犯重生的机会。牵牛花饱含了战犯们对抚顺战犯管理所职员的谢意，我们希望中国人明白，我们戴着的牵牛花，是含有谢意的‘宽恕之花’。”

　　——“再生的大地”合唱团团长姬田光义

　　“抚顺战犯管理所是值得全世界珍视的宝贵遗产，合唱团成员在日本都是普通人，但是我们爱花、爱歌、爱和平。我们以一颗热爱和平的心，以抱定拒绝战争、坚决不再进行侵略的信念来歌唱，因为只有和平才是人类共同的心愿。”

　　 ——《再生的大地》组曲词作者大门高子

　　谈初衷

　　通过艺术宣传反战祈望和平

　　京华时报：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将举办盛大的纪念活动，安倍晋三此次未接受邀请。作为日本的反战团体，“再生的大地”合唱团选择在这样的时机来中国，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

　　姬田光义：安倍不来，代表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是不影响民间的交流。这是“再生的大地”合唱团第三次来中国，和前两次不同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机来中国，传递日本国内一种反对战争、呼唤和平的声音，尽管很微弱，但我觉得意义重大。

　　京华时报：合唱团的成员是哪些人？

　　姬田光义：合唱团目前成员70余人，年龄最大的81岁，最小的23岁，合唱团中很多成员是抚顺奇迹继承会的会员，也是当年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后裔。

　　京华时报：《再生的大地》组曲讲述的是什么内容？

　　姬田光义：2000年开始，组曲词作者大门高子女士拜访了中归联的多名成员，听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真实经历。她还亲自查阅了很多史实，构思“再生的大地”组曲的想法，之后作曲家安藤由布树开始作曲，于2012年4月，才完成了这部混声四部的组曲，历时12年。

　　《再生的大地》以日本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人道主义改造为题材，分为12个篇章，曲目名称包含伪满洲国、平顶山事件、从西伯利亚来、走向觉醒、认罪、宽大的审判、抚顺的奇迹、抚顺的牵牛花等。

　　京华时报：怎么理解“再生的大地”？

　　姬田光义：日本军国主义这些“鬼”在战犯管理所被改造成为了“人”，所以这是一次重生。但我个人认为是“放生”比较合适，对B级和C级战犯全部免予起诉在国际裁判史上没有先例，当这些日本战犯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时，都觉得自己死定了。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却得到了宽恕，被免予起诉、立即释放，所以说他们是被中国政府“放生”的。因为日语当中，没有这个词，所以就起了“再生”，“中国的大地”是他们“再生的大地”。

　　京华时报：为什么会选择歌唱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反战的思想？

　　姬田光义：在如今的日本社会里，我们只是少数派，力量微薄，所以更要以自己的方式，将那些哪怕只是略微理解、支持这种精神和活动的人们聚集起来，以艺术表演的形式继承“抚顺奇迹”的精神。我们的心愿就是再也不要制造将“人”变成“鬼”的残酷战争，再也不能让日本成为伤害邻国的国家，我们决心把对和平与安宁的祈望世世代代传递下去。

　　京华时报：合唱团每名成员胸前都戴着一朵牵牛花，有什么特别含义？

　　姬田光义：这些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的战犯们被释放时，战犯管理所的一名职员把管理所里盛开的牵牛花的种子交给战犯，告诉他们，“下次你们再来的时候，请不要拿着武器，请拿着鲜花”。战犯们回去后，就把这些花在日本种下。

　　由于中国政府宽大的政策和抚顺战犯管理所职员对战犯人道的主义，才给了这些战犯重生的机会，因此牵牛花也被战犯们视为“宽恕之花”。同时，牵牛花因此饱含了战犯们对抚顺战犯管理所职员的谢意。我们希望中国人明白，我们戴着的牵牛花，是含有谢意的“宽恕之花”。

　　谈历史

　　回国战犯揭发日本侵略暴行

　　京华时报：这些战犯归国后做了哪些事情？

　　姬田光义：这些日本战犯回国后成立了中归联，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去做证词证言，揭发日本侵略的罪行，他们还把强制劳工事件中在日本丧生的中国劳工的遗骨收集起来，送回中国，同时让大量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回国，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同时还出版了比如《三光》《宽恕》《觉醒了》等书籍。

　　京华时报：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于他们揭露日军侵略行为的言论如何处理？

　　姬田光义：抚顺战犯归国之时，日本正处于冷战体制之下，因此他们也被视为“受红色政权洗脑的中共爪牙”，遭受种种偏见、回避甚至迫害。与此同时，原来的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却成为了首相。在那样的政治社会形势下，“中归联”的成员们依然坚决揭露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暴行，因为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所以遭受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攻击，比如《三光》这本书，他们通过亲身经历向日本人揭露了日军“三光政策”的残酷。但是在右翼的攻击下，这本书被国家禁止停止出版了。中归联并没有屈服于右翼的攻击，一直在和他们作斗争。

　　京华时报：从侵略者到战犯，再到归国后成为反战人士，把推进中日友好设定为余生的奋斗事业，您觉得，是什么使得这些原战犯们发生了如此的转变？

　　姬田光义：战争结束后，这些原来的士兵被送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的5年里（1945～1950年)，他们的待遇十分恶劣，繁重的劳动、饥饿，还有严寒，8%的人在西伯利亚死亡，60多万人死了5万多。1950年，中国政府接收了969名战犯，他们通过绥芬河来到中国。到了中国后，他们受到的待遇与在西伯利亚有天壤之别，吃的、住的都有了保障，也不再有强制劳动了，过上了人的生活。所以这种不同的待遇，成为他们转变的一个契机，他们发现中国人原来这样“好”。

　　京华时报：这种转变是很快发生的么？

　　姬田光义：这些战犯到中国，刚开始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有罪，不承认自己是战犯，他们认为自己是俘虏，不是战犯，他们只是服从命令而已，自己没有责任，因此在战犯管理所还和工作人员斗争了一段时间。

　　中国政府对这些战犯的改造煞费苦心。从事战犯改造工作的多数中方管教人员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曾遭受日本军队残害的中方受害者也直接与战犯对话，讲述自己在战争中的被害经历。在这样的过程中，战犯们对侵略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有了深刻认知，产生了强烈的悔恨心理，他们在认识上发生了转变，主动要求接受严惩。

　　京华时报：这些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

　　姬田光义：当时周恩来总理对待战犯有指示：不可以打，不可以骂，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尊重他们的人格，给他们人道主义的待遇。最难能可贵的是，战犯管理所的职员能如实地执行这些指示。眼前的这些战犯曾是他们的敌人，自己的父兄、孩子，就死在这些人手里，而他们居然能忠实地执行周恩来的指示，自己高粱米、白菜都吃不上，却给这些战犯们面、鱼，所以管理所职员们这种宽大的心胸也是非常难得的。

　　前段时间，安倍的谈话让我觉得很生气。安倍在谈话过程中，对曾经虐待美国、英国、法国的俘虏表示道歉，但是对中国如此优待日本的战犯，却没有说声谢谢。

　　谈自己

　　中国行让我认识到日本罪行

　　京华时报：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愿意成为“抚顺奇迹继承会”的会长，来继承这种精神？

　　姬田光义：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在编写《证言——南京大屠杀》（1984年）与“三光”相关著作（1990年、1995年）的过程中，我开始了与“中归联”的交流。中归联的很多人也都读过我写的关于“三光政策”的书，也很认同，所以他们后来找到我，希望我能出任会长。

　　我的作品曾被《正论》等右翼杂志所攻击，但是与“中归联”的各位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受到的攻击相比，这根本不值一提。对于虽然受到各种攻击和质疑，却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证言活动的“中归联”的成员们，我感到由衷的佩服，所以就接受了这项工作。

　　京华时报：作为历史学家，您对中日战争这段历史的认识是什么样子的？

　　姬田光义：今年距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整好50周年。1965年夏天初次访问中国，参加的是“第一届学生参观团”，和“第一届日中青年友好访问团”共同前往中国。我们这两个团体在中国受到了十分热烈的欢迎。

　　我们被邀请进入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并接受了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当时站在毛主席身后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等，我非常感动，因为他们可都是只有在书本上才能见到的人啊。当时的中国人十分淳朴，我完全看不到他们对日本有特别的仇视和厌恶。这也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应该把日本人民和军国主义者区分开”这句话的意义。但反过来看，这次经历也让我认识到过去的日本在侵略中国时所犯下的罪行之深重。这次中国之行，促使我走向了“中国革命史”与“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

　　谈日本

　　右翼热衷报道中国反日行为

　　京华时报：在日本主流社会，对日本侵华战争怎样认识？扭转这种认识的关键在哪里？

　　姬田光义：现在的日本政府是否认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不承认对中国的加害。日本新出的日本右翼的教科书，这个教科书和安倍谈话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反对这种历史认识，反对用这种历史认识做编制的教科书来教育现在的日本少年儿童。

　　要扭转日本民众的认识，我觉得关键还在于政府，因为他们没能根本地教授侵略和加害的历史事实，而一些媒体和政治家对历史事实的否认也造成了日本民众对历史认识恶化。

　　京华时报：在日本，像抚顺奇迹继承会这样的反战组织数量多吗？他们在日本面临哪些困境？

　　姬田光义：在日本，为了促进日中友好的团体很多，但是根据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言论NPO”2014年曾做过一份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不喜欢中国的日本人已占到93%，可想而知，这些友好团体的活动仅仅是少数，星星之火而已。但同时，这份调查结果也显示，70%的日本人认为中日关系很重要。我们要做工作是为了让那93%不喜欢中国的人去认知历史、记住历史，去谢罪赔偿。

　　京华时报：如何看待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这种情绪是否会伤害到你们这样的反战团体？

　　姬田光义：中国越反日，日本的右翼和媒体越高兴，他们正好可以大肆地宣传，并攻击我们这些反战团体。我们现在希望中国人不要去做不理智的反日行为，不要刺激右翼，不要给他们机会。

　　如果不能通过日本人自身的历史教育来改善历史认识，那么在参拜靖国神社等活动能公然进行的政治社会情况下，中国方面略显高调的做法，可能会使日本右翼更为肆无忌惮。

　　京华时报：您觉得“再生的大地”合唱团此次来中国演出，日本国内媒体和公众会如何看待？

　　姬田光义：日本媒体的态度是不看，不关注。在日本右翼的杂志特别多，他们比较热衷于报道中国的反日行为，包括一些抗日剧，这些都可以成为他们攻击我们的口实。

　　背景

　　抚顺战犯的心路历程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六十多万日本俘虏被带到了西伯利亚，其中969人于1950年作为战犯被遣送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

　　在抚顺的6年时间里，在新中国政府宽大的战犯政策下，这些战犯深刻认识到了自己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发誓要为自己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这种转变被当时一同收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末代皇帝溥仪称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于是便有了“抚顺奇迹”一词。

　　1956年，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以深刻反省侵略战争罪责、推进中日友好为目标，这些归国战犯组织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他们在日本通过披露其作为日军的亲身经历，向日本人揭露“三光政策”的残酷，讲述真实的中日战争历史。

　　此后，随着老会员的逐渐离世，中归联最终解散，但是一批知识分子接过衣钵，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作家大门高子将抚顺战犯的心路历程写成歌词，创作出《再生的大地》组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