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中的《循吏列传》，后为《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

民国时期翻印的《历代循吏传》

　　“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中的《循吏列传》，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成为正史中记述重农宣教、奉公守法、“所居民富、所去见思”（《汉书·循吏传序》）的州县地方官之固定体例。

　　“循吏”入传的标准

　　《清史稿·循吏传》撰写者夏孙桐（1857-1941）在《清史〈循吏传〉编辑大意》中谈到，循吏入传之标准有三：其一，官阶以终于监司（布政使、按察使及道员）为限；其二，主要政绩发生在任内；其三，必须“廉、能”，缺一不可。按此标准，《清史稿》共记载了116名循吏的事迹。这些政绩卓著、勤廉施政的州县官，是清代地方基层官员中的“正能量”，也是国家政策在地方的具体实践者。

　　州县官作为“亲民之官”，是真正负责地方实际事务的基层官员。有鉴于此，清一代非常重视州县官的选任。如县官的来源主要是科举中试的进士及举人，其余则是以积功受奖或“拔贡”（由地方保送入京朝考）等方式授官。清代省府州县按管理难度与特点定为冲、繁、疲、难等缺。交通频繁曰“冲”，行政业务多曰“繁”，税粮滞纳过多曰“疲”，风俗不纯、犯罪事件多曰“难”。有四字相兼之州县，也有三字、二字、一字之州县。所选官员，按其能力高下分派各县。

　　历经严格考核走马上任的州县官，是如何履职的

　　《清史稿·循吏传》中刘衡的为官实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嘉庆五年（1800），25岁的刘衡中乡试副榜贡生，充正白旗教习。十八年，刘衡以知县派发广东四会（今四会市），开始其长达近20年的地方官生涯。

　　刘衡为官通达下情，诚信动人，平时有事下乡巡行，轻车简从，自备干粮，决不扰民。他自垫江调署梁山时，垫江民众前往州府请愿，希望“还我刘公”。梁山民众则哀求州府，乞求“暂借刘公”。梁山处于群山之中，远离水道，常年为旱情所困。刘衡率众修筑塘堰，因时蓄泄。他还倡捐银两，置田建屋，每年得谷数百石，以养孤贫。刘衡后来路过垫江，乡人以为他回来执政，道途相迎，欢声雷动，后来得知是转赴他任经过此地，乡人恋恋不舍，至有痛哭。

　　道光五年，刘衡调任巴县。巴县为重庆府首县，五方辐辏，讼狱繁多，号称难治。县内额外胥役多达千余，时常擅权作恶，危害百姓。刘衡上任后，事必躬亲，将额外胥役遣散为民，只留百余人使令，自此吏役皆畏法而收敛。他强调“官须自做”，潜心研读律令，颇有心得，以亲审案、明断狱既而杜绝胥吏之弊而著称。每日坐堂署判狱，不设家丁，堂中设立一锣，号称“达情锣”，事先声明，凡有冤情，均可直接击锣，闻声即出堂审判，并不假手他人，百姓称他为“刘大锣”。判决时，他亲书判语，让双方过目。若有不识字者，令书吏朗诵，必令双方心服离去，亦使蠹役无从作弊行奸。所判或有舛误，立即更正，决不马虎，百姓感动，呼为“刘青天”。

　　为政重教是清代循吏的重要特点

　　他们不仅兴学校、办书院，还订立条规，严格监督，而且时常亲自授课，以为表率。刘衡刚到博罗时，便召诸生到明伦堂宣讲《四书》，当地书院经费欠缺，他又捐出俸银生息。在垫江，刘衡修葺凌云书院，与诸生讲论经史文艺，贫困子弟无力向学，他发动绅民捐建乡学20余处。

　　道光七年，刘衡升为绵州直隶州知州，蒙皇帝召对，训以“公勤”二字。十年，擢升为河南开归陈兵备河务道。这年冬天，清廷派使者巡阅各地河防，江南、河北等地料垜（同“垛”）不实，官员多被罢黜，惟河南厅汛无人免职。不久，刘衡染病，久而未愈，乞归。二十一年病逝于家中。

　　刘衡注重经世，尽心吏治，他在讲经讲学时常常强调，为治之要在恤贫保富，端正人心，匡正士习。所著《庸吏庸言》、《蜀僚问答》、《读律心得》、《庸吏余谈》等书，详述兴利除弊之道，为时人所重，奉为圭臬。同治五年（1866），四川学政杨秉璋疏陈刘衡历官循绩，奏请将其政绩宣付史馆，编入《循吏传》，诏谕允准。

　　在中国古代，循吏是国家各项政策措施的实际贯彻者和具体执行者，是国家政权在地方的代表。正是由于这些循吏所发挥的正面作用，政府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治理得以有效实施。从《清史稿》所载循吏保民、惠民、恤民、养民的诸多吏治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循吏大多具有体民心、重民情的民本意识，并特别注意以廉率下，以德化民，劝民向善。

　　在中国古代制度建设尚不规范，地方治理很大程度取决于“人治”的背景下，循吏作为“亲民之官”，以其身体力行，承担着沟通国家行政体系与地方基层社会的重要职责，体现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以此角度言之，清代循吏的吏治实践，为我们认识传统社会国家政权与地方行政及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照。（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