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成立礼学中心，常务副院长彭永捷谈兴扬礼学

3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成立礼学中心，男女学生展示汉服文化。受访者供图

　　■ 对话人物

　　彭永捷 46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 对话动机

　　3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成立礼学中心，提出要为现代社会重新制礼作乐。

　　尽管有人质疑礼学教育是在复辟封建礼教，也不适应社会发展，但礼学中心希望借助礼乐的积极意义，让大众对传统文化从接受实现践行。

　　研究儒学近20年，彭永捷希望礼学能借助学界和社会团体的力量，走出书斋，给人们的生活方式提供参考。当传统文化与反传统态度碰撞时，彭永捷给出的解药是，“换一种理解，传统文化不是约束，而是给生活另一种选择”。

　　很多人不明白基本礼仪

　　新京报：成立礼学中心的初衷是什么？

　　彭永捷：目前，学术界主要侧重研究古代礼学的典籍和思想，讨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现代意义，但不太关心怎么将其融入生活。针对当前社会礼仪弱化的现象，我们希望通过研究、传播，把古代的礼学精神和行为方式带入人们生活。

　　新京报：怎样将礼学融入生活？

　　彭永捷：很多学者是礼学中心的研究员，日常工作由两个年轻人担纲，一个人注重研究，计划在本年度制定出一本礼仪手册，至少出版一本家礼、乡约或礼学典籍。另一个人注重推广，比如到一些地方演示祭礼、冠礼、射礼、饮酒礼等。

　　中心也会邀请学界和社会团体，讨论务必遵守的现代规则尤其是商事惯例，形成方案，请大家评选，形成被人广泛接受的礼仪制度，供国民参考选择。

　　新京报：你说现代社会礼仪弱化，弱化到什么程度？

　　彭永捷：现在礼仪文化整体上呈现破败的局面。比如过年互相问候。过去，同辈曰贺，晚辈给长辈曰拜，现在很多人都用一句“过年好”代替了。

　　前不久，我收到一张明信片，一个朋友写“祝愚兄如何如何”，我笑了，愚兄应该是自己对自己的谦称。礼的特点是“自卑尊人”，现在的人们都不懂了。

　　新京报：在现代社会重谈古代礼乐，有什么时代价值？

　　彭永捷：礼乐在现代社会的意义，要看它是否被需求。传统礼仪包括两方面，一是古礼，一些地方还有祭孔的传统，我们太久不做这件事，祭孔闹过很多笑话。还有一些是古礼演变到现在的礼仪，比如鞠躬鞠多少度，有什么手势，说什么吉语，长辈怎么还礼？这些生活礼仪都有研究的价值和需求。

　　我们对汉服“少见多怪”

　　新京报：礼乐能解决现代日常生活的哪些问题？

　　彭永捷：人们常说的礼乐，“礼”能调解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关系，培养人对人感情和尊敬的态度。“乐”旨在人自身修养下心灵的中正平和，与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相符。有时我们看社会上发生的恶性事件，会觉得人身上充满戾气，小小的摩擦也会酿成灾祸。

　　当然，礼乐不是灵丹妙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能让人生活的精神环境更舒适、更有安全感和秩序。

　　新京报：生活中，你所知道的“失礼”的事，哪件让你印象深刻？

　　彭永捷：一次，国际儒学联合会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穿着唐装的海外华人代表进门时被武警拦住，说“你穿奇装异服不能进，得穿正装。”代表问“什么是正装？”对方回答“西装”。华人代表不干了，“我回到自己的母国，我穿着自己民族的服装，成了奇装异服，外国的服装倒成了正装”。

　　新京报：传统服饰是传统礼仪的明显标志，好像一说到体现中华文化，大家首先会想到唐装或汉服。

　　彭永捷：现在的唐装事实上是清朝马褂的改良品，人们因唐之强盛代表中国，所以叫唐装。汉服现在总被强调为传统服饰，因其作为人口主体民族服饰缺乏导致。继承传统服饰文化有更大的范畴，汉民族、少数民族的服装都包括。

　　新京报：现代人穿上汉服，衣大袖宽地走在街上，常会引来奇怪的眼光。

　　彭永捷：觉得奇怪，是因为我们和它隔膜得太久。礼学中心成立那天，我的学生展示了汉服，我拍了照发在朋友圈里，我微信里只有几十个朋友，却得到了40个赞。有个词叫“少见多怪”，我们见识狭窄，对传统文化很陌生，猛一见，当然觉得怪异。

　　新京报：你有没有汉服？会不会在日常生活中穿？

　　彭永捷：我有一件汉服，是参加活动时别人赠送的，尺码不合，穿着不好看，一直压箱底。我拥有合适的汉服后，也想在课堂穿。我穿了，学生们可能会“跟风”。

　　私人领域更有发挥空间

　　新京报：礼乐或者传统文化流失，是否因为它不适应社会发展？比如礼乐曾被人们认为是封建君主利用儒家思想维护等级的工具。

　　彭永捷：古代礼乐确实有局限性。现在的等级关系和古代不同，重树礼乐生活、使人明礼，并非强化人和人的等级、尊卑关系。礼乐在过去观念中不适应的内容，可以按照现代生活的要求重新梳理，比如宣扬仁爱精神、相互尊敬。

　　新京报：现在通行的是西方礼仪，传统文化与通行礼仪抗衡时，如果沟通遇阻，重提礼乐会不会成为学者间小圈子的自娱自乐？

　　彭永捷：西方礼仪主要体现在公共交往方面，中国人的一些私人领域比如家庭，更多体现传统色彩，传统的礼仪有很多发挥空间。

　　重树礼乐生活由学术界开始，但不能局限于学术界，需要各方去努力，比如国家领导人的示范作用，在很多国际重大会议上，国家领导人身穿唐装，就带来了民间的热潮；商业企业如果动脑子在传统文化产业上创新，不总是山寨别人的，也会带来推动。

　　新京报：此前有报道称，一些学校开学仪式上学生给老师下跪磕头，去年12月24日，西北一所高校抵制学生过“洋节”，有人认为这不尊重人的自由选择。

　　彭永捷：老师的用心可以理解，但做法我认为不可取。传承传统文化要放在平时，平时不讲礼仪，某一天采取某种形式，学生肯定很难接受。

　　孔子就处理过类似问题，当时父母去世，守孝三年。有学生问，三年太长，一年行不行？孔子说，你幼时，父母怀抱三年你才下地走路，父母过世，守孝三年你觉得长。如果守孝一年你心安，那么就守一年好了。

　　新京报：礼学中心宣布成立时，网上有人质疑这是在复辟（封建）礼教。

　　彭永捷：2001年人大立孔子像时，就有人看不惯，说“你们为什么给孔子立像，不给马克思立。”学校回应“只要社会捐赠，我们都会立”；2002年成立孔子研究院时，社会上也有质疑，“你们是不是要改变人民大学的颜色？”校领导回答，“我们没有改变人大的颜色，只是让它的颜色更丰富了”。

　　成人礼、婚礼、葬礼仪式值得恢复

　　新京报：这些年兴起国学热，是否可以看成是大众对传统文化意识的觉醒？礼学在其中是否也能趁热发展？

　　彭永捷：现在人们解决了温饱，坐上了高铁，物质上有了高贵感，但让精神也高贵起来的东西没有了。国学正好填补了一部分人对精神追求的空白。

　　新京报：礼学中心提出要为现代社会重新制礼作乐，在你看来，哪个礼仪最值得恢复？恢复的难度在哪里？

　　彭永捷：我认为冠礼（即成人礼）、婚礼、葬礼最值得恢复或使其规范化，这三个礼仪涵盖了人生的不同阶段。恢复起来都有一定的难度。

　　一是制礼难，传统礼仪怎么和现代生活结合是个难点，结合不是迎合，要有提升，在形式上还要令人接受，既体现内涵，又符合生活，这需要探索。

　　二是推广难，比如成人礼，没有组织者。古代的冠礼由家族、学校、文庙来承担，现在学校和家庭都没有这样的意识，孔庙、文庙都成了旅游景点。

　　新京报：你觉得应该怎样让人们对礼、对传统加强认识、消除误解？

　　彭永捷：重树礼乐从不具有强迫性，需要不断努力，赢得人们的理解。研究传统文化的学界不要在意外界激烈的语言以及不理解。学术不是媚俗，不是舆论怎么说，学术就要怎么做。学界要看到自己引领风气（的责任），公众不理解，才需要你做研究，如果公众都理解了，要你做什么？

　　新京报：这也是你所理解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彭永捷：文化的力量和法律不一样，不靠强制，不干涉自由，需要自觉、自愿。对待传统文化，我们可以换一种理解，它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赋予更多的自由。比如，你可以穿西装，但对穿汉服的人也不要讶异。

　　□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北京报道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