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27日审议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拟进一步减少适用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等9项死刑罪名，草案如通过，我国的死刑罪名将由现在的55项减至46项。

    专家称，“生杀予夺”需慎之又慎。逐步减少死刑并控制死刑的适用，是符合国际趋势的做法，体现了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对刑法作出这样的修改，意义更加重大。

    有望3年减少22死刑罪名

    提请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取消了9个死刑罪名：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介绍说，实践表明，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没有对社会治安形势形成负面影响，社会各方面对减少死刑罪名反应正面。

    我国一贯坚持既保留死刑，又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做法——

    据专家和法官介绍，近年来，我国执行死刑的人数总体越来越少。现有55个可判死刑的罪名中，真正适用较多的主要集中在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等少数罪名上。此次拟削减的9项死刑罪名，近年来在司法审判中已经很少用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说：“司法实践中，这9个死刑罪名几乎没有适用或者极少适用，削减起来相对容易。”

    抬高死缓犯执行死刑门槛

    我国刑法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此款规定被认为存在惩罚过重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认为，原来的罪已被判死缓，如果执行期间又犯了很轻的罪，比如脱逃罪、盗窃罪、侮辱罪、诽谤罪等，就对罪犯执行死刑，实际上是降低了死刑执行的门槛。“是两项都不该死的罪却被执行死刑。”

    对此，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将相关条款修改为：对于死缓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

    阮齐林赞扬此项修改遵循了严格控制死刑的理念。他说，在死缓执行期间，抗拒改造故意犯罪且情节恶劣的才被判处死刑，这体现了对执行死刑的审慎态度，抬高了执行死刑的门槛。

    ■解读

    经济性非暴力犯罪少用慎用死刑

    为何削减这9个死刑罪名？减少这些死刑后，如何确保对这类犯罪行为的惩处，确保社会稳定？

    “这次取消的9个死刑罪名属于经济性非暴力犯罪，对于这类犯罪少用、慎用死刑。”黄京平说。

    经济类犯罪不能与暴力犯罪相提并论。“惩罚和恶性应该成正比，恶性越高惩罚越重，这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进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说：“并非罪行设置得越重，就越能有效地预防犯罪，而是应做到罪刑相当。”

    针对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死刑罪名的取消，在阮齐林看来，此次刑法修改取消的几个死刑罪名主要是因其属于非暴力性经济犯罪，而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则属特殊情况。一般情况下，这两类犯罪是非暴力性犯罪，但如果强迫卖淫过程中有暴力致被害人死伤的，可以采取法律适用上的应变，以强奸罪论处。

    李适时介绍，这次虽然取消了9个罪名，但这些犯罪最高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对相关犯罪在取消死刑后通过加强执法，该严厉惩处的依法严厉惩处，可以做到整体惩处力度不减，以确保社会治安整体形势稳定。”

    行政诉讼法修改迎来三审

    “民告官”范围拟进一步扩大

    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三审稿，“民告官”范围拟进一步扩大。

    专家指出，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主要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领域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经过20多年的实践，现在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已经不仅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权利范围在单行法中不断扩大。

    例如，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政府向公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如社会保险、教育、医疗、住房、救助等，涉及公民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劳动权等新型权利。

    根据各方意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在受案范围中增加一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同时，增加了相应的判决形式，规定法院可判决被告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

    草案在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主体范围基础上，也作了适当扩大，将“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授权作出行政行为的组织”纳入行政诉讼主体。

    “在诉讼范围上，草案三审稿比以前又有所扩大。”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胡建淼还建议，只要是行政行为，除了法律规定不能诉的，其他都可以诉。

    除了可诉范围的扩大，草案三审稿对行政机关应诉过程中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和惩处予以了强化。

    例如，针对行政机关向行政诉讼原告施加压力，迫使其撤诉的行为规定了相应法律责任。以欺骗、胁迫等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诉的，法院可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首次大修刑法反腐刑罚条款,加大对行贿人员的处罚力度

    贪污贿赂罪定罪量刑标准拟删去具体数额

    10月27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修正案草案对行贿犯罪加大了处罚力度，新增了行贿犯罪条款，修改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贪污受贿罪增加情节考量

    一位长期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认为，将贪污数额标准规定为一个具体的数额，难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导致实践中一些依法本应入罪或者本应重判的案件，因受数额标准的限制，无法入罪或者难以重判，损害了法律权威。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删去了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

    专家表示，本次修改，将刚性的数额标准修改为更有弹性的“数额＋情节”模式，将更有利于做到罪刑相当。对于具体定罪标准，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相应标准，使反腐败的司法程序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科学合理。

    多类行贿犯罪增设罚金刑

    行贿人通过贿赂官员获得了巨大利益，而在查处贿赂案件过程中，由于立法缺失，很难对行贿人进行经济处罚，使其“吐出”不当获利。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在涉及对行贿犯罪的处罚条款中，多处增加了处以罚金的内容。而此前在刑法对行贿人的处罚条款中，都没有涉及罚金。

    “通过完善对腐败犯罪财产刑的规定，使犯罪分子在受到人身处罚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得不到好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说。

    加强对行贿人的惩处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全明说，人们一般痛恨索贿受贿行为，却认为行贿人多是“被动”一方，属于“弱势群体”。这种社会认知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形成一条衍生权力腐败的“犯罪链”，使腐败现象屡禁不绝。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将“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修改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检举揭发行为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免除处罚。”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认为，草案加大了对行贿人员的处罚力度，规定即便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也应受到处罚，对免除处罚给予了严格限制，这意味着有更多的行贿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处罚“朋友圈”“身边人”犯罪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增加规定，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其亲属等关系密切人员行贿的犯罪。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卢勤忠认为，此次在刑法修正案中增加向关系密切人行贿，扩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范围，原来刑法修正案（七）中增加了关系密切人受贿罪，但是行贿方没有相应的处罚条款，此次将其列入，体现了从严打击腐败的决心。

    每年12月4日拟设为国家宪法日

    27日，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次会议审议。草案将12月4日设定为国家宪法日。

    决定草案指出，设定国家宪法日是为了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草案将现行宪法公布施行的日期，即12月4日设定为国家宪法日；每年12月4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刑法修正案草案其他重要看点

    ●强制猥亵男性将入刑

    我国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草案将这条中的“妇女”改为“他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指出，刑法规定猥亵对象限于妇女，现代社会男人的性自由也需要受到保护，修改是针对强制猥亵对象扩大的情况作出的。

    ●保姆虐待老人、孩子将入刑

    在现行刑法只针对虐待家庭成员追究刑责的情况下，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追究刑事责任。

    阮齐林认为，现行刑法的规定范围太窄。中国已进入老龄化，老人对非亲属关系的照料需求越来越大，比如雇佣保姆，或进养老院等。这些人对老人没有抚养义务，但有照顾义务，他们如果实施虐待的话就没有刑法约束。此次修改从法律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加重处罚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者

    修正案草案将现行刑法中针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情形，“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修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阮齐林说，拐卖妇女儿童在我国屡禁不止，主要是有收买市场。“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没有买卖就没有拐卖”，此次对除罪条款的修改，是很有必要的。

    ●网上编造传播虚假险情等入刑

    修正案草案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警情、灾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将处以刑责。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李睿懿认为，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上，对于一些社会危害性很大、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制造网络谣言行为，有必要纳入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有利于对构成犯罪的网络谣言严格、依法、准确地予以惩治。

    本版文字据新华社电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