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小传：

　　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

　　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以后陆续发表了《午餐半小时》、《我们的角落》、《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山顶上的传说》等多篇小说。其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星》分别获得1983年和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由于选择空间的狭小，才使得他的选择单纯

　　而专注，才可能紧紧抓住不放

　　评价一个作家，时常有一种文如其人的说法。其实，这是一种语意不很确定的说法。“文”在这里指什么？是指作家的文字吗？还是指作家的文章，抑或指作家的文章风格？还是这些统统包括在内了？

　　“文如其人”实在是一句语意难以把握的判断。但是，在这难以把握之中，有一点却是应该能够把握的。那是在一种特定写作形态和写作方式下写出的文章，我们可以理解为“文如其人”，即用自己的生命和良知写作，用自己的人格和意志写作，用自己的心血和心力写作。这种写作为生命而存在，生命为写作而存在，不可疏离，不可分裂与分割，完全是融为一体的。只有在这种形态与方式之下，我们才可以说：文如其人。

　　应该说，史铁生便是当今中国这样一位写作者。正如他在《想念地坛》这篇散文新作中所说：

　　于是我铺开一张纸，觉得确乎有些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那日何日？但我一直记得那份忽临的轻松和快慰，也不考虑词句，也不过问技巧，也不以为能拿它去派什么用场，只是写，只是看有些路单靠腿（轮椅）去走明显是不够的。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

　　对于当今的大多数人来说，写作并不是自己最重要的生命构成，甚至连起码的生命构成都谈不上。然而对于史铁生来说，他的生命方式的选择空间却非常之小，因为他受到了他的身体形态的限制，使得许多常人正常的选择方式都成为了对于他的拒绝。面对当今这样一个自主性越来越强、自由度越来越大的时代与社会，他却非常无奈，这是他的大不幸。但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是他的一种“幸运”。由于选择空间的狭小，才使得他的选择单纯而专注，才可能使他孤注一掷，紧紧抓住不放。所以，从辩证的角度说，这种不利的生命处境又在客观上成就了他，使他本来无奈的选择却铸就成一种辉煌。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

　　就大多数人而言，中国是一个更看重生命的量的国度。人们更看重的是生命长度而不是生命的质量。有如余华那部著名长篇小说的标题《活着》。活着，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第一位的，首先是活着。先有了活着，才可能连着产生活着所带给人的一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实际上，更多的人的观念却没有往前再走一步，只是停留在活着这一生理的生存层面之上。史铁生却不同，他所面对的生命，不是一种量的意义的生命，而是一种质的意义的生命。为什么而活着，人活着的意义究竟何在，这是在他21岁身体开始走向瘫痪时几乎每一天都要面对并每一天都要思考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呢，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之中一天天熬日子究竟有什么意义？人不能为活着而活着，尤其是像他这样一个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痛苦中挣扎的生命就更不应该为活着而活着。他的生命必须有所依托。可是拿什么作为他的生命的依托呢？经过十分艰难的寻找，最终他选择了写作。对他来说，这种选择不仅是惟一的，更是正确和幸运的。

　　史铁生是从1978年正式开始写作的，从那时起到现在，二十几年已经过去，事实完全证明，这种选择的结果，不但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摆脱了生命的磨难与绝望，同时又使得他一步又一步向着高尚的生命境界攀登，他的生命质量不但一次又一次发生蜕变，而且他贡献给时代、社会乃至人类的精神财富也越来越巨大和越来越丰富。由此，他对于生命的理解与感悟也越来越具有超越性，已经达到一种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高度。

　　深刻地感受生命是需要静下心来的，深刻地理解生命就更是需要静下心来。起初他显然无法静下心来。可以想见，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骤然之间沦落到要在轮椅上困度终生，这种命运恐怕谁也无法接受。他当时是怎样恐惧、怎样焦虑、怎样绝望、又是怎样暴躁完全可想而知，那应该是一头被陷阱夹住的猎豹，又应该是一只被牢笼困扼的雄狮。可是，几十年以后，经过不断写作的历练，经过不断阅读与思考，我们在这头猎豹和雄狮的《病隙碎笔》中看到，他不但已完全平静了心情，而且已经变得十分理性与超然：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上一个“更”字。

　　其实阿Ｑ是没有什么“精神”可言的，他没有资格用“精神”这样的词语

　　《想念地坛》发表于2002年，这是在他有关地坛的另一篇著名散文《我与地坛》发表10年之后。

　　10年的跨度在一般人的生命感受中可能只是瞬间之事，但在史铁生的生命历程中，这10年绝非一种简单意义上的10年，而是与生命的疾病、痛苦不间断搏斗的10年，也是他对于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间断叩问与思索的10年。10年的搏斗、叩问与思考，使他对于疾病与痛苦的态度已完全转变，变得完全超越了一般生存的生命层面，已经超越到一种漠视与超然的境界。对于生命的苦难，他的痛苦处境和他对于痛苦处境的态度，已经不仅是遭受、承受和忍受，而且已经成为接受，甚至是一种心甘情愿的接受，不管命运是怎样安排，他都接受。对于这种接受，不应该理解成是阿Ｑ式的精神胜利法。其实阿Ｑ是没有什么“精神”可言的，他没有资格用“精神”这样的词语。

　　史铁生则完全不同，在生命进入中年以后，在他对于生命的思考已经相当彻悟，他更多的是生活在一般人很缺乏的精神境界里。这种精神境界不仅超越了人的性格，甚至超越了一般人的意志。意志可能使人变得坚强，却不一定使人变得超然。人超然的生命境界是做不出来的，更是装不出来的，因为做与装，不管是来得多么真切，以至于逼真，那也不过是一种外在的生命行为和生命表现，而超然，那是浸润到人的血液、骨髓以至于人的灵魂之中的。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是一种潜移默化，不是仅凭借人的理性所能达到的。这种超然，其起点可能有赖于人的理性，有赖于人不屈不挠的意志品质，但是最终的达到，可能就得凭借生命中的另外素质，甚至包括人的天赋、悟性以及命运的另外安排。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在这句话中，马克思用得非常讲究的词语是“才有可能”。可能不是一定，你沿着陡峭山路攀登了，就具有了达到光辉顶点的基础条件，却不一定真的就到达了光辉的顶点。几乎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除了个人因素以外，剩下的就得依靠天籁了，犹如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因素，是机遇机缘，是命运之说中的“运”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史铁生又是幸运的。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以后，他不但顽强地走了过来，而且还达到了一种十分超然的生命境界。这种生命境界使得而今的他面对人生，不但是那么坦然，那么从容和幽默，更是那么宁静与安详。而这种宁静与安详，正是构成他的散文新著《想念地坛》的最主体意蕴。

　　读史铁生的散文是很难让人轻易就把握到他的思路的

　　《想念地坛》所表达出的生命之宁静与安详，是那种自然界的雨雪风暴过去之后的宁静与安详，也是人的生命雨雪风暴过去之后的宁静与安详。不仅是宁静与安详，还是宁静与安详之下的一种和谐，是一种在自然的声动之下的宁静和谐。这种生命境界，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

　　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

　　坐在那园子里，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任何地方，喧嚣都在远处。近旁只有荒藤老树，只有栖居了鸟儿的废殿颓檐、长满了野草的残墙断壁，暮鸦吵闹着归来，雨燕盘桓吟唱，风过檐铃，雨落空林，蜂飞蝶舞，草动鸟鸣……

　　四季的歌咏此起彼伏从不间断。地坛的安静并非无声。

　　这是史铁生在《想念地坛》一开始就直接而明朗地表达出的意蓄。这种宁静与安详，使人很难想到是出自于一个身患重度残疾的人的手笔。同时，这种宁静与安详，很容易令读者受到感染，使躁动的心灵即刻变得安静下来，并和作者一起进入一种祥和世界。

　　为了表达这种意蓄，《想念地坛》的语言表达也和作者的宁静与安详达到一种和谐。这种宁静与安详，是一种自然又自由的宁静与安详，同时又是一种广阔甚至无边无际的宁静与安详，因为它来自于人的心灵，是不会受到时空限制的。为了最恰当地表述这种情态，作者选用了一种不受束缚的自由潇洒的表述方式，他的语言是开放式的，如自然界的行云流水。

　　读史铁生的散文是很难让人轻易就把握到他的思路的，你无法猜到他下一步要写什么，要表达什么，他却用他的“散”诱惑着你、引领着你往前走。你不知道他的彼岸是在哪里，但你会有一种直感，不管彼岸在哪里，等待你的都将是新鲜、丰富、善良、宽厚和美好，而不是陈旧、单薄、丑陋、狭隘与恶意。《想念地坛》又是一个例证。地坛与大自然的风霜雨雪融在了一起，与历史文化融在了一起，与一个个体生命融在了一起，与个体生命中的不幸和对于生命的思考融在了一起，与写作和“写作的零度”融在了一起，与生命和“生命的零度”融在了一起，同时，又与“回望的零度”融在了一起。在他笔下，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相融的，善与恶、美与丑、希望与失望、痛苦与欢乐，相反相依，相悖相成，因为他是站在了生命的至高点上，那种居高临下的俯瞰，那种宽广与博大，几乎可以将生命中的一切囊括与覆盖。

　　因此，阅读史铁生，不但必须具有对于现代散文那种全新的自由审美理念，同时还必须怀有现代人所应该怀有的超然的生命境界与宽广胸怀。

（责任编辑：曾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