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一所学校，光一个好校长不够；让一所学校衰落，一个人就够了”

　　本报记者 李剑平“国家示范校建设项目刚通过验收就被调走，继任者是巩固成果深化发展，还是对学校实施休克式颠覆发展？”一所国家示范高职校原校长近日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出了离任时的复杂心态：“一直把高职校院当成‘孩子’对待，但自己又决定不了其命运，为其发展前途忧虑。”

    国家示范高职校长们犯了什么心病，是在杞人忧天吗？这一切源于2006年至2008年分三批次进入教育部和财政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项目的100所高职院校（被民间称为高职211），都在2014年或2015年进入院校长“新老交替季”。

    用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俞仲文的话说，“进入改革‘深水区’以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不仅仅是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等问题，还有学校管理、校长遴选等核心利益问题”。

    换一个校长，学校就从国内龙头地位一落千丈

    “这个问题太敏感了。”天津职业大学校长董刚一听记者的提问连忙说：“不好谈，不好谈。”不过，经过一天的思考，本着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负责的态度，董校长敞开心扉畅谈了高等职业学校尤其是国家示范高职校面临的行政化问题。

    上个世纪末期，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刚起步发展，缺乏任何可以借鉴的模式与经验。南方某职业技术学院与天津职业大学、河北邢台职业技术学院、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等一起，边向国外学习，边摸着石头过河。

    在探索发展过程中，这所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的办学思路、管理理念、教学实践比较先进，一跃成为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排头兵。2008年前后院长到退休年纪，当地普通高校一位副校长被调到这所国家示范高职担任院长。

    “应该说地方政府财力有保障，师资队伍也优秀，但由于新院长的行事风格与办学思路差异，现在南方这所国家示范高职校在国内高职中销声匿迹，多可惜啊。”董刚说。

    辽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张亚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透露，2013年长三角地区某国家示范高职校长提前退出领导岗位，继任者是普通高等学校一名副职领导。这个变动给学校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引起了国内高等职业教育界的关注。

    据俞仲文介绍，东部某职业技术学院连续三任院长都是主管厅局的老处长提拔下派的。其中一任院长是带病提拔，身体本来不好对学院发展不怎么关心；另一任院长对国家示范高职校的情况不怎么了解，却掌握了绝对话语权。门户之争的现象非常厉害。

    “这些案例的教训十分惨痛。”在中部某省教育厅官员眼里看来，“高等职业教育形成目前这种发展环境非常不容易，社会各界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还是十分脆弱，根本经受不起行政化的折腾。”

    “办好一所学校，光一个好校长还不够；搞垮一所学校，一个人就够了。”西安交通大学原副校长于德宏说。

    一些国家示范校建设经验与积淀被束之高阁

    山东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徐建明今年已经58岁了。俞仲文见到徐院长问的第一句话便是“您的‘接班人’物色好了吗？”徐建明巧妙回答：“院长对校内事权的权重大些，对上的人事建议权和话语权则在书记这边。”

    徐建明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近两年来考虑最多的是，怎样把国家示范高职校建设经验与积累转化成山东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内涵与发展动力。

    作为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俞仲文拒绝对自己的继任者作任何评价。但是对国家示范高职校越来越重的行政化色彩，这位职教界“老人”旗帜鲜明地持批评态度。

    “高职院校长是教育领域最为活跃的一个改革群体，目前面临一个自身不能破解、又事关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即院校长新老交替、青黄不接。”俞院长说。

    关于这方面情况，张亚军校长给出了具体的数据：“在2006年参加第一批国家示范高职校建设项目答辩的28所院校长中，我与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姚和芳最年轻，四十刚出头。目前坚守在院校长岗位的也只有我和姚院长等少数几个人，一部分院校长转岗高升了，另一部分人则遗憾地退出了主战场。”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正院级）调研员戴勇则向本报记者介绍了目前国内高职院校长的主要来源。第一种类型是政府官员，为解决副厅级待遇下派到学院来的；第二种类型是普通高等学校副职或二级学院院长、系主任空降过来的；第三种类型就是高职院校内部提拔上来的；第四种类型是有行业主管的高职院校长有的是从企业调来。

    某国家示范高职校组织部部长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近3年中校党委书记、院长换了6个人：先是校长调走，然后书记交流任职；没过多久书记又调走，校长转任书记，再从外面调来新校长。“示范校建设工作进展不大，大家都在适应新领导的工作方式、方法。”这位组织部长说。

    浙江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引用一位教授的话说，国内高职院校主要岗位新老交替最容易出现“三种人”：第一种是默守陈规，无主见、无作为、无超越的“庸人”；第二种是妄自尊大，目中无人，否定一切的“狂人”；第三种是实事求是，尊重、禀承、创新、发展的“高人”。

    纵观国家示范高职校长新老交替进程，俞仲文认为：“优秀的校长不少，并不是所有的校长都是一茬接着一茬干。有的是一茬对着一茬干，有的另起炉灶，有的乱折腾，搞得一线教职工无所适从。”

    “更有急功近利的院校长，为了表现自己与前任不一样，不是从不同发展阶段去找不同的成绩，而是从否定中找成绩，好像一下子进入‘拨乱反正’期，用国家示范高职校的‘青年时期’去否定其成长的‘少年时期’。”俞院长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

    “在高职院校长的四种来源中，角色冲突最大的当数从本科高校过来的。”张亚军说，这种类型的继任者往往认为国家示范高职校建设经验与积累不值一提，教职工创新意识不强，科研成果少，全部又按普通本科高校那一套模式搞。

    不建立科学的校长遴选机制，投入再多的钱都可能打水漂

    “包括国家示范高职校在内的绝大部分高等职业学校发展历史短，至今仍处于‘未成年’阶段，学校的发展快慢往往寄托在一把手身上。校长思路清楚，能力很强，短时间内发展很快。否则，就是另外一个结果。”董刚认为问题的根本在这里。

    在调任贵州省铜仁学院院长之前，侯长林在铜仁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岗位上工作近10年。他说出了一些即将退休或离任的高职院校长的心里话：“继任人选不认可高等职业教育类型以及国家示范高职校建设过程中积累的话，投入再多的钱都可能打水漂。”

    早在国家示范高职校项目建设之初，于德宏就建议，国家示范高职校长应该突破60岁退休的限定，允许一部分身体健康、经验丰富的院校长干到65岁；同时，地方在调整国家示范高职校长时，应通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有关领导认为此建议是在给教育部门惹麻烦，否决此项建议。

    党政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一些领导开始意识到了深化这项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职业院校不是一个安排干部当官、解决待遇的地方。如果能够走到教育家办学的路上，可能很多事都不用咱们操心。职业院校校长应该既是教育家又是企业家。”

    “行政体制改革就是少用行政命令去做事情。”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健认为，“当前，高等职业教育过重的行政化色彩，扼杀了高职院校的创造力，弄得大家没有积极性；少管以后可以让学校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来自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俞仲文院长说，“这就涉及到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即如何建立科学的高等职业学校校长遴选机制，以及管理制度。”

    对党政部门而言，希望校长是一个政治家；从社会关系角度来看，希望校长成为教育家；站在行业企业的立场，希望校长是一个业务专家。浙江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认为，高职院校长要成为懂政治的教育行家，懂市场的内部管家，懂业务的理论专家；同时要具备学习研究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管理掌控能力。

    据山东省委常委会的专题调研报告称，台湾职业学校竞聘校长必须具备相应条件和资格。公立学校校长遴选工作由专门的校长遴选委员会负责。

    “我们不乏好校长、好教师，但与台湾相比还有一些差距。”山东省委常委会的这份调研报告指出，有的地方对学校行政干预过多，有的学校行政化倾向过重，招聘职业院校教师过于强调学历，从学校门到学校的门缺乏实践经验。

    山东省委常委会的调研报告认为，推进教育家办学首先要划清政府与学校责任边界；其次，要加快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可借鉴台湾经验，建立校长、教师会、家委会和行业企业共同参与的职业学校治理机制，从制度上保证遴选的人适合干校长、能够干好校长；第三，要在校长、教师队伍建设入口上把好关，将业界经验作为职业院校教师准入条件，鼓励招聘各行各业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等进入学校任教或兼职，这样的校长、教师最清楚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以及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才。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