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会贤

    2013年刚开始，又一次公益侵权事件引起了小范围争论。春节将至，河南一家报纸以“爱心衣橱”之名开展送温暖活动，爱心衣橱基金及其发起人王凯在微博上发出“侵权抗议”，指出爱心衣橱的名称与logo均已进行注册和商标保护，一切不经告知的、未经爱心衣橱基金管委会授权的对名称商标的使用都是侵权行为。随后，这家报纸公开道歉。

    品牌保护只是民间公益遇到的问题之一。透过众多类似事件，反映出民间公益在正规化和制度化上存在的一些疏漏和问题。

    2010年开始，微公益在互联网异军突起，公益变得更加平民化、常态化。与此同时，一些互联网上形成的项目，开始酝酿发酵。免费午餐、微博打拐、大爱清尘、爱心衣橱、让候鸟飞……这些项目由关注公益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发起号召，选择了公众普遍关注的群体和领域，聚集了大量志愿者，在新媒体的环境中形成新的筹款方式和管理机制，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取得公募基金会的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政策层面的触动，国家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即被视为民间探索促进国家行动的代表。

    然而项目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必须回归到网络下的现实。怎样正规、制度化运作以保持项目的持续性？怎样处理新的公益形式中遇到的新问题？通过传统公益模式解决还是发明新的办法？本报选取了2011年发起、已经逐渐摸索出一定之规的几个典型项目，来看看新型民间公益怎样由网络走向现实。

    1 爱心衣橱

    利用基金会工作平台

    早在成立之初，爱心衣橱就遇到了网络注册问题。爱心衣橱执行总监乔颖告诉记者，在注册官网的时候发现，“com”的域名已经被注册了，就在发起人王凯5月9日的微博之后，对方开口索要10万元，最后注册的是“org”。“这一下子提醒了我们，之后马上把爱心衣橱的LOGO等相关东西都注册了。”因为专项基金没有独立法人资格，也为了避免以后与基金会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商标不属于基金会，目前暂时挂在管委会成员于武的企业名下。

    爱心衣橱由最初王凯开网店的想法，到成为挂靠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项目，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乔颖说，最初也考虑过儿慈会、人口福利基金会几家，后来青基会找到了我们，我们也觉得面向的人群很匹配，同时青基会免收管理费，这不是任何基金会都能答应的。此外，各省的青基会将来也可以与项目结合，进行一些落地工作。如果我们要独立建立这样一个全国的体系需要漫长的时间，而青基会可以提供这个完整的平台。双方很快在6月6日签订了协议。

    青基会的新工厂协力中心成立后，所有二级基金转移到新工厂来管理，青基会也邀请爱心衣橱入驻，但因为现在人员较多，当下的办公地点协议也未到期，暂时没有全部搬过去，只租了一个工位，方便财务人员与基金会沟通。

    2011年，爱心衣橱只有包括乔颖在内的两个专职工作人员，其他全部是志愿者。2012年开始招聘，但因为工资水平不高、工作量比较大，也与年轻人最初热情有余、对公益的专业认识不够有关，人员流动比较大。刚成立时，新浪定向捐赠了100万行政经费，解决了启动时的经费问题。但这部分资金用完之后，就没有再收到这种定向捐赠了。“大部分企业和个人还是不愿意这么做的，也不太理解捐款中要有一部分用作行政经费。我们了解到国外的很多基金会是由企业直接支持行政费用的。”乔颖说。

    大部分的衣服发放还是依靠当地志愿者来做，目前共进行了16个省、自治区48个区县的新衣物发放，专职工作人员亲自去的只有8个。在各地的工作，由于学校都在偏远地区，难度比较大，靠单个志愿者很难实现，所以爱心衣橱在志愿者体系建立的时候，尽量与青基会各省级基金会和当地共青团体系、教育体系、公益组织等机构对接及合作。这些机构本身也会定期下乡走访，可以同时进行对爱心衣橱学校的走访工作。去年开始，爱心衣橱给志愿者发了一些补贴，今年会继续在合作开展比较顺利的公益机构和志愿者中铺开，制定一定的活动经费和补助标准。

    曾有人建议爱心衣橱直接把衣物发给贫困儿童，那样可以直接帮助更多贫困家庭，但爱心衣橱没有采用。乔颖说，在凉山布托的一个学校考察时，看到这个学校只有两个班是有校服的，桌椅也跟别的班不一样。校长说，这一个是孤儿班，一个是女童班。“我们不想给孩子打上贫穷的符号。”另一方面，发给学校也更方便监管。

    衣物申请流程中，学校的地理、气候、师资等因素都要考虑在内，村小和点小（教学点）是优先的，因为这类学校一般情况最差。除了在申请流程各种资料收集上严格把关，发放时也会将签收册与花名册对照，尽量杜绝冒领等情况。但实物发放怎样监管一直都是个不易解决的问题。如果是政府相关部门发放，爱心衣橱会请公益机构来协助，起到监督作用。每个学校也都会回访。

    爱心衣橱的运作与新媒体联系更紧密，新浪微博的微公益和拍卖平台，最初是由爱心衣橱先试用，才正式推出的。爱心衣橱微博上每周的账目信息发布，包括募款、衣物发放、每笔款项对应的学校等信息，如果能查到捐赠人有微博，也会@到他，让捐款人可以看到自己的捐款用在了哪所学校。

    2 免费午餐

    不按套路出牌的制度

    免费午餐发起之初需要公募资格。发起人之一邓飞通过打拐的时候认识的一个网友联系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肖隆君，免费午餐很快正式成为福基会下的一个项目，后来筹集资金达到一定数量，成立了专项基金。

    免费午餐基金管委会由发起人、福基会成员、志愿者组成。发起人之一、管委会委员、法律顾问胡益华律师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免费午餐的注册商标所有权属于发起人，发起人可以通过商标授权把握项目，与基金会进行平等对话，在民间项目与公募基金会合作中，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同一品牌下，还有与福基会免费午餐基金并行的都市快报免费午餐项目（设在杭州市慈善总会）、黔中早报免费午餐项目（设在贵州青基会），三方相对独立，管理模式相同，共同接受发起人的监督。跨机构项目合作的实现，也得益于其品牌所有权由发起人持有，这种模式对于全国性的公益项目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胡益华说，对于品牌的保护，并不是不让别人参与，而是控制项目的标准。这是一个开放的品牌，但如果你要叫免费午餐，需要通过授权，并按照我们的标准来做。

    怎样进行有效的项目监管也是重要问题。免费午餐基金1000元以上的资金使用都需要管委会表决，然后由基金会的财务部门拨款给学校。

    这是湖南怀化新晃县洞坪乡大坪坡村小的一条微博：“2013年1月8日，星期二，今日购白菜4斤计4元，余款4535.2元。今日就餐40人，食材：米9斤，肉5斤，蛋40个，黄豆0.5斤，白菜4斤，柴30斤。”受助学校要按规定每天在微博公布支出，查询市场菜价则是基金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免费午餐正在做菜价的数据库，以实现各地数据的可对比性，起到排查和预警作用，如果有学校报价超出价格浮动的正常范围，就可能是有问题的。而最初经过精打细算制定每餐3块钱的标准，也考虑到在资金不多而菜量固定的情况下，资金被截留的情况就不容易发生。

    免费午餐要求师生同食制度，有人会觉得奇怪，但这样一个制度解决了很多管理上的问题，采购和卫生可以得到保障，在孩子们眼中，则会觉得很公平、安全和有尊严，而不是老师自己吃小灶。老师也是每餐3块钱，厨师工资600元到800元。胡益华说，团队中的参与者都很年轻，力量有限，但我们会从人性、制度的角度想一些新办法，让这个事情在制度上可持续。

    国家营养计划出台之后，有的学校午餐只配面包牛奶，原因是拨款中不包括厨师的工资，没办法做饭，也不包括学前班孩子的午餐。免费午餐也在尝试做一些弥补，与营养计划合作，承担厨师的工资、老师和学前班孩子的餐费。这种尝试是有价值的，解决部分实际问题之外，免费午餐也通过参与取得了监督权。

    免费午餐现在有200余所学校开餐，每天3万5千多孩子吃饭，日常工作非常繁琐，要稽核学校数据、公示、与老师沟通、管理筹款网络等。虽然有很多志愿者，但由于是每天要做的工作，而志愿者的持续性稍差，并且需要对学校信息真实性承担担保人责任，所以免费午餐增加了专职人员，现在有十多位，按片区执行日常管理工作。

    年末整理募款数据，也有人质疑免费午餐为什么会有2000多万这么多余款。胡益华说，这样的质疑是没有考虑项目实际情况的，我们与学校的协议每年一签，承诺对一个学校至少资助两年以上。虽然资金是两个月拨付一次，至少要保证每所学校有一定的资金量。如果大跃进式地为更多学校开餐，把钱都花出去，万一筹款出现问题，导致学校停餐，后果会很严重。现在是比较保守但稳妥的做法，新增学校的速度也要根据募款额来确定。

    作为法律工作者，胡益华参与了多个类似的公益项目，也从自身角度发现了民间公益的一些问题：公益机构的工作人员很多并没有在大的机构或企业工作过，并不知道怎么去跟法务人员合作，在商业机构中，这是已经形成一套程序的。并且，从资金量上来说，免费午餐是很大的项目了，应该有一套完整的配置，但它现在的工作人员大多从志愿者发展而来，可能没有做大项目的经验，有时候会产生问题。

    3 大爱清尘

    志愿者扛起呼吸之重

    记者造访大爱清尘办公室的时候，7·21暴雨救人的四川青年李川南正在这里借宿，他因参加年底的一个颁奖活动来京，但主办方没有安排住宿。李川南父亲是一名尘肺病患者，受到大爱清尘的救助，1月24日已经出院了。而李川南也加入大爱清尘，成为志愿者之一。

    很多志愿者的情况与李川南类似，本人或者亲人受到过救助，他们又积极地参与到对其他尘肺病患者的救助中。大爱清尘现在有1600多名志愿者，媒体、医疗、法律行业从业者占大部分，建立了完善的志愿者体系。

    2011年6月，长期关注尘肺病农民工的记者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2012年3月成为专项基金。基金副秘书长唐祝英告诉《公益时报》记者，行动发起后，很快就有志愿者响应，“北京厨子”等直接奔赴甘肃等地区救助。但大爱清尘成立初期，知道的人不多，募款也少，最大的一笔是史玉柱拍卖时间所捐的65万。到2012年初这段时间主要是一方面宣传和募捐，一方面搭建组织结构、完善救援工作流程。目前北京总部设立了财务部、法务部、志愿者部、救援部、公关部等，七个省工作区也完整地设置了行政、救援、品宣等部门。除两名专职工作人员外，部门工作都由志愿者承担，但工作任务清晰明确。

    11年12月底志愿者人数发展到240人。王克勤每到一个学校进行讲座等活动，最后都留出一段时间介绍大爱清尘。这些人中，很多是学生志愿者，可以帮助宣传呼吁、调查信息，但实际救援中发挥的作用不大。目前，除了阳光产险捐赠的400张意外伤害保险卡外，志愿者还没有其他补助。

    为保证为最需要的人提供有效救助，大爱清尘摸索了一套救助流程和监督手段。在学生等志愿者提供初步情况后，在患者集中的区域，会派志愿者前往详细调研，统计患者人数、发病率、从尘肺一期到三期的比例等。接下来就是一户户调查家庭情况和患病情况，有时要带合作意愿的医生一起排查，本着救助、救急的原则，筛查出需要提供救助的患者。资料交审核小组核实，提交管委会审批，通过后进行救助。

    随后，合作医院为每个患者做出救治方案，当地志愿者组织患者入院治疗，并一对一进行照顾。唐祝英说，与其他项目不同，大爱清尘的救助是针对个人的。志愿者要为每一个患者建立救助档案，患者家庭情况、发病过程、探访情况、对患者的印象、住院的时候的状态、有无其他并发症等等，从住院到出院之间，每一个环节，包括药品价格、用药标准、检查费用等，每一项都要有单据和主治医生的签字。整个过程可能由不同的志愿者分阶段完成，最后形成报告，除去个人隐私等信息，进行简化后在官网公开。

    为保证善款的合理使用，每位患者的治疗费用资助限额在1万元，大爱清尘管委会对每位患者的资料都会严格审核。捐款通过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账号进行，救助用款直接拨付合作医院，执行委员会监督善款的使用，志愿者不会经手。基金会委托的审计机构每季度会对大爱清尘进行财务审计。

    大爱清尘最初通过救援与一些医院建立起了联系，但比较零散。后来救助人数增多，需要正规化，也为了更好地进行流程控制，从每个区的甲级医院和职业病医院中选择了一到两家，进行长期合作。不过医院能提供给大爱清尘的床位有限，受此限制，救援人数也不会增长很快。

    因为救助对象是农民工尘肺病患者，这个项目也带着些质朴和沉重的气息。当初村子里一个人外出打工，发现矿山可能挣钱，便叫上老乡一起去，没想到回来会得尘肺病，现在一个人得到治疗了，也会把消息散播出去，让大家都可以得到救助。而尘肺病志愿者往往在面对一个人生与死的同时，也要调整好心态，再来帮助另一个人。

    2013年1月，大爱清尘成立了尘肺病研究中心，聚集法律、社会保障、医疗和工会系统等行业内的专家，希望通过专家学者形成调研报告、政策建议等方式，推动政府、企业和全社会更加重视尘肺病问题，为尘肺病患者争取权益。

    最近，雾霾天气笼罩北方城市，大爱清尘一直呼吁大家注意呼吸系统健康，没想到被一位淘宝商家冒“大爱清尘”之名卖起了口罩，在经过交涉后，这位商家撤掉了相关标识。但据了解，大爱清尘的LOGO等此前一直没有正式注册，显然对品牌保护没有太留心。对于其所有权，目前正在帮大爱清尘申请商标注册的王飞律师告诉记者，还需要与基金会方面商定。

（责任编辑：丁军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