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兆麟身穿“文革”被查抄、后获返还的无任何标识的军装。

　　8月17日下午，记者进入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陡城村马兆麟的家里时，他正坐在椅子上读一本八年级的历史教材。他不戴老花镜，而身份证上的信息显示，他生于1915年2月9日。他的听力也不错，在大多时刻不需要别人将一句话说两遍。

　　4年前，本报在纪念抗战胜利60年的“寻访抗战老兵”系列报道中，专访了这位耳聪目明的老人。当时记者惊叹于他的记忆力，虽然他脑部还留有战争年代的创伤疤痕。那篇刊发的报道题为《中条山战役17军代军长马兆麟：团长走了我接任团长，军长走了我接任军长》。

　　报道见报之后，陕西退休干部、杨虎城将军社会福利会副会长高士洁和她在美国的哥哥高斌，给本报写信勘误。高氏兄妹是报道中提到的原国民党17军军长高桂滋的后人。陕西师大附中高级教师、历史教研组长韦成枢也在网上，有理有据表达了对报道的不信任。

　　感谢高氏兄妹和韦成枢的宝贵意见，尤其是高士洁女士，不仅查阅了大量抗战时的资料，还亲自由西安前往甘肃陡城村与马兆麟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对话。而本报启动的针对涉嫌失实报道的再调查程序，是在她们所做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

　　本报记者在一周多的时间内，在西安与高士洁就疑点问题做了沟通，也让当时参与报道记者还原采访场景，并先后两次前往马兆麟家与其核实相关历史事实，还采访了村里及镇上当年的知情人。在甘肃省靖远县(陡城村改革开放前归靖远县管辖)公安局档案室，查阅了一整天的相关档案。接下来，终于在靖远县档案局查获关键性信息。

　　关于马兆麟档案显示他只是个连长

　　马兆麟的儿子马得亚从箱柜底下翻出一件旧军衣、棉帽，还有一块不会走的手表。他说，这些连同马兆麟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时拍的照片、200元钱以及一本印有蒋介石照片的本本(或为士官证)，在“文革”初期都被造反派抄家时拿走了，后来归还时，没有了表明马兆麟当年身份的证件。

　　军衣上已经没有任何的标志。马兆麟说，军装上当年还有写着他名字与职务的徽章。“我是军长，中将。”他说，“造反派说，哎哟，你还是军长呢。”

　　他仍沿袭4年前接受本报采访时的说法。在那篇报道中，本报列出了他的履历：1933年，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1936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分到96军177师1058团，先后担任2营排长、连长、营长，1941年，任1058团团长，在中条山战役中被任命为84师师长、17军代军长。几天后，他还接到集团军司令孙玉如(应为孙蔚如)将军的正式委任。

　　经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是1926年8月在广州黄埔入学，马兆麟当年刚刚11岁，显然不可能。或许是他记忆失误？但遍查黄埔军校6-16期学员名单，都没有马兆麟的名字。或许，他并非黄埔军校毕业，而是某个中央军校短训班的学员？高士洁说，她为此跑到汉中市档案馆查了洛阳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第1-5期学员名单，仍然没有马兆麟。

　　此次回访，马兆麟说，他1933年18岁时就读的是设在西安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毕业后亲历了西安事变。但事实上，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成立于西安事变发生两年后的1938年。

　　至于马兆麟的1058团团长职务，在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所编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军中的活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中，有十七路军序列沿革(1914-1946)，但1058团及其他各团的历任团长名单中，都无马兆麟的名字(马兆麟说，他并无别名)。

　　或许是战争年代档案散佚，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又可能疏漏？因马兆麟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本报记者循着这个线索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调查。

　　当年的村支书郑学文和马兆麟有亲戚关系，他说印象中抄家时有个“任命状”，上面写着马兆麟是“旅长或军长”。当年保管被抄物品的会计已经去世。65岁的张秀维是当年的红卫兵，他和另一个年纪相仿的村民说，他们当年只是跟着造反，也不清楚马兆麟的具体军职，“有叫马营长、马军长，还有叫他马司令的呢！”

　　马兆麟的儿子马得亚说，当年他父亲的一个绰号是“马营长”。记者问，如果他是军长，别人怎么可能叫他“马营长”。他辩解说，“是抄家前这样叫，抄家后的情况我记不得了，我那时还小。”

　　被推荐的另一个据说更为知情的人是当年的公社书记郑永茂，记者辗转在靖远县刘川乡涝坝湾村找到这位疾病缠身的70岁老人，他的记忆力已严重退化，印象中恍惚有马兆麟的名字，“不可能是军长”。因为那样高级别的国民党将领，在当地并不存在。

　　马兆麟解放后一直在农村生活，没有公职，这意味着他没有挂靠在单位里的个人档案。1979年3月5日获得的对“历史反革命”的 纠 正 通 知(通 知 上 名 字 误 为“马兆岭”)，是靖远县公安局所发。但在靖远县公安局档案室查阅一天的结果，并未有进一步关于他的资料。

　　对马兆麟真实身份的考证，至此进入了一个困境。综合上述信息，似乎更倾向于认定他可能只是一个营长。本报记者开始在靖远县档案局做更大范围的查证。档案中记录的马兆麟的信息显示，马兆麟解放前只是一个连长。

　　在1969年3月22日填写的《陡城大队：戴帽子地富反坏右分子登记表》中，记载着：马兆麟，男，54岁，中农，历反分子，主要罪恶表现：伪连长、伪党员(社教时订，1963年)。另有三张类似的登记 表(其 中 两 张 名 字 误 为 马 兆林、马兆岭)，所能提供的进一步信息还包括，他是1945年以前加入伪(国民)党。(档案见全宗号“水泉公社”，永久52卷，1969年)。没有更进一步的详细信息。

　　但真相至此已基本清晰。

　　关于中条山战役马兆麟参战时间有出入

　　记者查获档案后，考虑到马兆麟身体尚好，遂再返平川区他的家中。当时他正坐在炕上读家里订阅的《甘肃日报》。

　　当记者谨慎向他做进一步查核时，他的听力似乎明显差了很多。看到“文革”期间有关他“伪连长”的登记表复印件时，也长时间沉默。只是，当提及抗战时的真实身份，他仍未改口。

　　但在记者进一步追问下，他承认，自己1938年负伤后，在西安治疗的时间并未持续到1949年。他在抗战胜利后，作为编余军官重返38军军部，“参加了内战，但未带兵”。1949年5月，他脱离所属部队回到了平川农村定居。

　　按常理推断，“文革”期间马兆麟被抄家时搜到的证明他军职的证件，代表的应是他1949年脱队前的真实身份。亦即，上世纪60年代马兆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时所认定的“连长”，应是他1949年的军职。1938年在中条山打仗时，他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

　　从马兆麟的表述看，似乎他参与了发生在1938年的中条山的战斗。在高士洁及本报记者的回访中，他也一再强调自己参加中条山战斗是在1938年。

　　据赵晓林、魏立安著《陕西抗日将领年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孙蔚如部(缺96军177师529旅)1938年确曾在中条山一带与日军作战，虽然细部有出入，但大致时间、地点及作战部队与马兆麟所说吻合。如地点包括马兆麟所说的陵井县(应为临晋县)、运城墩台岭等处。但该书称，177师下辖的529旅并未参战，而马兆麟所谓的1058团，正隶属于尚未归还建制的529旅。

　　根据政协山西省垣曲县委员会编纂的《垣曲战场实录》(第四页)：“晋南会战(中条山战役)发生前，日军13次进攻中条山”。即说明1938年至1940年发生在中条山地区的战斗，都不是史称的晋南会战或中条山战役。

　　关于军长高桂滋马兆麟称未当过其部下

　　“军长高桂滋向着马兆麟快步走来，不小心一脚踩空掉进了黄河，河水几乎淹到胸前。副官一把将军长拽出来。浑身湿漉漉的军长对马兆麟说，自从敌人兵力增加之后，成天到晚的炮击，有一发炮弹落到他跟前把他炸昏了，现在头疼得很，感觉不行了。

　　军长接着说，他已经决定去后方休养，战场指挥由马兆麟代替。马兆麟问军长：‘还有其他团干部比我年纪大，当团长时间长，为什么不让他们当？’

　　‘你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不怕死，会打仗。’

　　军长带着副官和秘书一起走了。”

　　以上是4年前本报报道中涉及高桂滋将军的段落。资料显示，高桂滋等人在会战脱险后于1941年6月10日给蒋介石和何应钦发电报，电文说：“职及副军长刘礽祺和副师长高建白，由敌区冲围出险，本日抵克难坡(原名‘南村坡’，位于陕晋交界、黄河东岸，系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注)，谒阎长官后，即转陕赴洛。所部(84)师建补各团及直属部队之一部，已余准渡河整顿，新二师残部正陆续收容中。详情俟后到陕续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电报，6251号档案)。

　　马兆麟在接受高士洁及本报记者回访时说，他接替的不是高桂滋而是李兴中，他从未成为高桂滋部下，在1941年也未与其照过面。但正如本报从靖远县档案馆查核的证据，马兆麟只是一个连长。

　　采写/摄影：本报首席记者 韩福东

（责任编辑：丁军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