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在北京打零工为生的河南沈丘县人“耿丽”正在为房租发愁。这个“突如其来”的名字已伴随她5年，她原本叫“耿俊丽”。

　　在2008年春季之前，河南省东部的沈丘县户籍人口中，有3个“耿俊丽”，分别出生于1967年、1979年和1983年。其中，出生于1979年的耿俊丽当时正在北京，随时可能上访，状告沈丘县法院执行判决不力的问题。

　　但那个春天还没过完，这个耿俊丽就在户籍档案中消失了。她被沈丘警方以身份证“重号”为由，更名为耿丽，连出生日期也被修改。

　　近一年后，2009年2月24日，耿丽在公安部信访办上访，身份信息被识别为在逃人员，很快被北京警方控制，然后被带回沈丘，关进了看守所。她被告知，2008年5月18日晚，与沈丘县截访工作组在京的一场争执后，她被控涉嫌妨害公务。

　　她的涉案证据，几乎全部来自6名截访者的口供，在历经拘留和审理期限双超期之后，耿丽被判妨害公务罪成立，但“犯罪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2011年5月18日，耿丽拒绝在这份判决书上签字，她要求有关部门对她27个月的牢狱之灾给个说法。但她被架出看守所，宣布释放。

　　这场官司下来，除了获得一个新名字，耿丽的路越走越窄。她一直讨要的说法，至今遥遥无期。即使有媒体介入采访，警方和法院仍拒绝回复案件中的诸多疑问。按照耿丽及其律师的说法，改掉她的名字，就是为了让她无法再维权。从这个河南农妇的遭遇中，底层维权者的困境一览无遗。

　　女访民的牢狱之灾

　　入秋的北京，一天比一天凉。东北四环外的一间旧瓦房内，34岁的耿丽正在琢磨着找一个更便宜的落脚之地。现在的500元房租已让她感觉难以承受。一台500元买来的二手笔记本电脑和一大摞告状材料，就是她最珍贵的财产。

　　2009年2月24日，30岁的河南访民耿俊丽到公安部信访办上访，刚输入个人信息，就被扣了下来。这时，她才知道，因为涉嫌一起妨害公务案件，她已成为网上追逃人员。在交涉中，耿俊丽被允许查看了部分追逃资料。慌乱中，她还拿出手机拍摄了电脑屏幕。

　　她看到，“耿俊丽”已成为了她的“别号绰号”，她被改了一个新名“耿丽”，身份证也由出生日期为1979年11月1日的15位号码，被改为出生于1979年10月2日的18位号码。她被网上追逃是在2008年5月22日，悬赏奖金500元。一个月后，2008年6月23日，这条追讨信息被立案归档，审核人为沈丘县公安局副局长米文奇。

　　当天晚上，耿丽被押回河南省沈丘县看守所，办理了刑事拘留手续。警察告诉她，2008年5月18日晚，在北京西四南大街她哥哥耿高伟经营的餐馆中，她殴打、撕咬并辱骂沈丘县法院和公安局的公务人员，现在公检法要追究她。

　　“我在看守所里大声喊不服。”耿丽说。警方的说法让她大吃一惊，因为所谓案发时，对方是要截访她，但并没有出示证件，她只是拒绝跟对方走，也没有攻击过对方。

　　北京警方出具的文书也显示，在110赶到后，这个截访小组出示了证件。随后，双方都被拉到了西长安街派出所，接受了民警调解后，各自散去。

　　然而，看守所里的辩解往往都是无效的。耿丽接下来面临的，是两年零三个月的牢狱之灾。据她称，她被关押时曾长期戴着脚镣，还因为经常喊冤，而遭到警察和牢头的殴打。“他们逼我认罪，我说我没罪，你打死我我也不认。我也不在任何纸上签字。”案卷中，她的讯问笔录也证实她既不认罪，也不签字。

　　2009年4月14日，在超期拘留34天后，耿丽被逮捕；2009年8月17日，周口市中级法院指定郸城县法院审理此案。2010年3月31日，耿丽被移交至郸城县看守所。2011年5月17日，又被超期审理8个多月后，郸城县法院判处耿丽犯妨害公务罪，免于刑事处罚。

　　判决下来后的第二天晚上，耿丽被架出看守所。

　　恢复自由后，耿丽在北京聘请了两名律师，对此案提起上诉。2012年6月4日，周口中院在不开庭审理后，终审裁定本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裁定称，上诉人耿丽及辩护人认为原判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耿丽不服，向周口中院提起申诉。2012年12月，她收到周口中院维持原裁定、不予重审的申诉结果。2013年1月2日，耿丽又到河南省高级法院再提申诉，至今没有回音。

　　“他们既不立案，也不给你驳回申诉的裁定，就这么耗着，你能咋办？”9月2日，耿丽的代理律师朱爱民说，这是一个明显的冤案，从法律角度看几乎没有疑问，但申诉到河南省高院就一直石沉大海。

　　“证据不足”两次退侦

　　在朱爱民看来，耿丽案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却很有典型性。“随便翻翻案卷，就会发现多处伪证和串供，这是地方政府打击上访者的惯用招数。”

　　郸城县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耿丽采取暴力、威胁的办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判决书中单列出的人证有7人，其中沈丘县政法委1人，沈丘县公安局1人，沈丘县法院3人，耿丽所在莲池乡政府1人。剩余的1人，是在案发饭店内吃饭的北京市民桂某。而同在现场的耿丽哥嫂及另一名顾客万某的证言，则被一笔带过。后三者的证言称，沈丘县截访小组并未出示证件，耿丽也没有攻击对方。

　　“两个吃饭顾客的证言应该最有说服力。”朱爱民说，但法院并未采信和质证。甚至，桂某在一审开庭时作证称，没有看到双方互骂，截访小组一方“只说之前有个案子，与耿丽有关”，也被法院认定桂某“当庭证明，耿丽也知道对方是执行公务的人员”。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2006年11月，耿丽向沈丘县法院提起离婚诉讼。2007年3月，沈丘县法院判处耿与前夫离婚，女儿归其抚养，前夫一次性支付16626元抚养费，以及因对耿丽家庭暴力造成的1059.5元医疗费。2007年9月18日，耿丽向法院申请执行，其间，她以判决书认定的分割财产太少为由，要求赔偿误工费、精神损失费6万元，拒不接受执行款，并多次进京上访。

　　2008年5月10日，沈丘县政法委涉法涉诉信访室主任张保国、法院干警卢峰、李倩、郑海峰和莲池乡乡长严文元等进京找耿丽。5月18日晚9时许，该工作组来到耿丽哥哥耿高伟所在饭店，见到耿丽后，双方发生争吵并发生肢体接触，直至北京警方出警，将该事件平息。

　　整个事件的简述，只占了半张A 4纸的篇幅。然而，事实和证据的认定，曾让沈丘县有关部门颇费周折。

　　案卷资料显示，在2009年6月11日，沈丘县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本案退回沈丘县公安局补充侦查。在退查提纲中，公诉科要求，“补充工作人员去北京从事相关工作的政策依据及其职责”。

　　沈丘县公安局的回应是，复印了《信访条例》全文放入卷宗中。

　　在该案被指定郸城县管辖后，2009年9月18日，郸城县检察院又一次将其退回沈丘县公安局补充侦查，理由是进京工作组等人证言与耿丽供述及其哥嫂的证言相矛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沈丘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则回以一纸情况说明，称耿丽态度比较恶劣，拒不供认当天的违法行为，并拒绝在任何法律手续及口供材料签字按印；耿丽哥嫂的证言证明力较弱；刑警队调取进京工作组6人的证言，均能证实耿丽涉嫌妨害公务的犯罪事实。并总结道，“目前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程序违法和证据疑点

　　除在起诉前两次要求补充侦查外，2011年2月25日，在郸城县检察院向郸城县法院提起公诉后，该案在审理阶段又补充侦查一次，并经河南省高院申请延长审限一个月，但饶是如此，仍超出法定审限8个多月。

　　“此案存在程序上的违法回转问题。”辩护人朱爱民律师说，一审的第一次开庭为2010年4月13日，原审程序进行至被告人陈述阶段。但时隔一年之后，2011年5月16日，耿丽没有等来判决，却等来了莫名其妙的第二次开庭。一审法院没有交代任何原因，就将程序直接恢复至法庭调查，这次开庭中，公诉方又提供了沈丘县公安局对进京截访6人组最新的询问笔录，这些笔录都做于2011年5月3日和4日之间。但是，公诉方并没有出示提请补充侦查等相关手续，依法，法院就不能将案件退回检察院，警方再次询问取证也就丧失了法律依据。

　　更要紧的是，截访6人组最新的证言，被辩护律师斥为“明显串供”，语气内容都高度雷同，且与之前证言矛盾。

　　案卷中最早的材料，来自2008年6月22日，即耿丽被沈丘县上网追逃立案的前一天，沈丘县法院干警李倩、卢峰和郑海峰的询问笔录。到了2009年3月起，沈丘县政法委信访室主任张保国、莲池乡乡长严文元和沈丘县公安局刑警侯志中等人也开始接受询问。

　　结合这些老笔录和2011年5月的新笔录，每一个人对事发时间和经过的说法多处前后不一，比如，有人说事发当晚8时多，有人说9时多，有人说10时多；对案发过程中，耿丽哥哥耿高伟双手持木棍、酒瓶甚至菜刀的描述也各不一致；对所谓遭遇肢体攻击后，每一个人逃出饭店的先后顺序，截访6人组也是各有表述。

　　不过，新笔录与老笔录最大的区别，是确认了之前并未明确的三点：一、案发前，即2008年5月18日下午，截访小组曾去饭店见过耿丽，耿称少于20万元不谈，将他们赶出，老笔录则没有提及这次会面；二、当晚，截访小组再次来到后，不具执法资格的县政法委张保国和莲池乡乡长严文元呆在外边，并没有进店，老笔录则称两人也参与了交涉；三、老笔录对女法警李倩被耿丽辱骂的内容言之不详，新笔录则很详细地描述耿丽曾辱骂李的母亲，“跟野男人睡觉”等。

　　这种证据的“完善”，让耿丽的辩护律师颇为不平。朱爱民认为，法院定耿丽罪，靠的就是截访6人组的口供。虽然，“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这些证言都千疮百孔”，但法院仍坚持采信。

　　与此相反，北京警方记录中的报案人、耿丽哥哥耿高伟和嫂子范某，以及在场两名食客万某和桂某所作的“截访人员并未亮明身份，耿丽也没有打骂截访人员”的证言，都被不加质证地忽略了。整个案卷中，公诉人对这几份证言的回应只有一句话，“这只是材料，未经调查核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甚至，一审判决连基本案发时间都搞错。判决书中称，案发在“当天晚9时许”，这与截访6人组中部分人的证言都不一致。事实上，北京市警方的处警记录显示，他们接到报警是在当晚10时40分。

　　除了沈丘截访小组的证言存疑外，北京警方的证明也存在疑点。2009年5月12日，北京市西长安街派出所出具证明称，出警警察赶到现场后，查验了截访人员的证件，并告知了耿丽，但耿丽称这些人为冒充，拒绝跟他们走，并将其往外轰，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这个证明有问题。”耿丽说，“警察都来了，我们咋还能肢体冲突呢？”事实上，西长安街的这份证明，与当晚在场人员，包括截访6人组的证言都不一致。在场人员都证明，警察赶到后，马上便平息了事态。

　　“西长安街派出所说他们查验了证件，告知了我，我拒绝跟截访的人走。问题是，警察凭什么认为我就应该跟截访的走？”耿丽的回忆则是，当晚出警的警察李中宝在查验截访人员证件后，拒绝他们带走耿丽，也拒绝对耿丽作出处罚，“李中宝说上访不一定就违法犯罪，只给做了调解”。

　　北京警方110的处警记录也证实，该起警情由西长安街派出所李中宝和西单派出所王毅负责。但在西长安街派出所给沈丘县公安局出具的上述证明中，出警警察则变为了冯义荣与张义国。为此，南都记者多次致电西长安街派出所，被告知要么两人没值班，要么值班出警了无法联系。对这份证明与110记录的不符，值班警察称：“时间太久了，没人说得清楚。”

　　维稳压力与被割裂的

　　耿丽的老身份证号，在警方户籍资料中已查询无踪。她的新身份证上，则记下了她的“犯罪记录”。她因此很难在北京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为了避嫌，她也很少回娘家了。在豫东农村，离婚的女人住到娘家，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河南省高法一直没有回音，耿丽又想从案件的源头，她的那起离婚案的执行开始。6月21日上午，耿丽从北京回到沈丘。下午，她拿着一张邮政储蓄银行存单的复印件，来到沈丘县法院讨说法。这张复印件，来自耿丽的刑事卷宗。它证明了，2008年5月18日晚，截访6人组找耿丽时，是为了把这张执行款的存单交给她，属于法院在执行公务。

　　这张存单的开户人为耿俊丽，日期为2008年1月10日，金额为17665元人民币，是耿丽之前离婚官司的执行款。其中，有16626元是前夫应该支付的抚养费，1039元是前夫最后一次殴打耿丽所产生的医疗费。

　　然而，耿丽一直没有看到这份存单的原件。两年来，她数次持复印件到银行营业厅，要求支取存单。但是，她既拿不出耿俊丽的身份证，也不知道存单的密码，甚至，这张存单是否有效，余额多少，她都无权查询。

　　她必须拿到法院的证明，才可以支取这笔钱。6月21日，在沈丘县法院的门卫室内，法院信访办负责人为耿丽做了一份询问笔录，就让她先回去“等消息”。接下来的一周里，耿丽又数次来到法院，不是被告知领导们很忙，无法接待，就是领导们外出了，开证明的事情遥遥无期。

　　没办法，她又拨通当年曾截访她的3名法警的电话。3人中，只有法警李倩从办公区走了出来，在耿丽的提醒下，李倩才隐约想起了5年前的事情。没跟耿丽说几句话，李倩就回身进了门禁内，再也联系不到。

　　李倩与耿丽同龄，在询问笔录中，曾表示遭到耿丽辱骂后，精神十分低落，不得不请了长假休养，还消瘦了十来斤。这些笔录，成为耿丽妨害公务的“力证”。耿丽说，在最近的这次会面中，她没有看出李倩对之前的作证有什么歉意。这让她有点不解，“都是女人，李倩为啥要害我？”

　　南都记者逐个跟截访的6人联系，他们不是不接电话，就是拒绝接受采访。时任莲池乡乡长严文元说：“我已经到县里了，以前的事情，我不记得了……”法警卢峰表示，“一切以判决为主。”

　　就耿丽被修改姓名、出生日期，以及妨害公务罪案的侦查情况，南都记者又与沈丘县公安局联系，宣传科负责人在接到采访提纲后，两个多月仍无回音。耿丽拿到的警方证明称，修改其身份证号的理由是重号，事实上修改前的号码是15位的，只需要升级加3位即可。一位河南户籍警告诉南都记者，即使重号要纠正，也并不需要修改当事人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这个夏天，在沈丘奔忙了一周之后，耿丽还是没有能够拿到法院的证明，也就无法取出那笔执行款。

　　被修改身份带来的不便，不仅仅只是取不出一万多元执行款。现在的“耿丽”与2008年春天之前维权的“耿俊丽”被割裂了。如今每一次上访，她都得先努力证明，自己就是那个打印在一厚摞上访材料上的“耿俊丽”。

　　很多次，她回忆过去，会怀疑自己这样折腾，究竟值不值。两年前，她从看守所出来后，接触到案卷材料，才发现自己当年早被一张大网罩住了。也许，那晚跟着截访6人组回沈丘，是她最明智的选择。

　　另一面，据沈丘县一名官员回忆，截访6人组在北京遇到耿丽时，也正背负着前所未有的维稳压力，每一级政府都有维稳任务，并且由上一级政府统筹指挥。

　　沈丘县政法委和法院需要搞定的，则是上级交办的涉法涉诉上访案件。沈丘县一份官方文件显示，在2008年春，河南省政法委共交办沈丘5批9件涉法涉诉上访案件。耿俊丽案便是其中之一。交办的日期，为2008年3月25日，限定结案日期为该年5月25日。

　　也就是说，在最后期限前一周，截访6人组在北京西四的那间炸酱面馆里，堵住了耿丽。耿丽及兄嫂，还有正在吃饭的西城区如意里居民万某，都证明截访者当时急于强行带离耿丽。耿丽逃脱了这次追捕。4天之后，又被沈丘县公安局录入网上追逃系统。

　　在此次涉案被拘捕之前，耿丽曾两次被行政拘留。2007年12月11日，她被指在使馆区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朝阳警方行政拘留五日；10日之后，她携带上访材料在另一敏感地段被查获，遣返沈丘后，被沈丘警方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政拘留十日。

　　这两次上访，让沈丘县有关部门对耿丽更加警惕。在她的一审判决书中，她两次被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书、沈丘县政法委对本案案情的证明文书、周口市政法委《关于全市办理中央交办涉法涉诉进京上访案件的情况通报》的通知、河南省政法委交办的耿丽进京非正常上访案件登记表，以及沈丘县法院致沈丘县公安局要求对耿丽立案的函等内部文件，都作为证物出现。

    二审辩护律师朱爱民曾提出，这些文件与案情无关，且单位不能成为刑事案件的证人。法院没有回应他的这个意见。

    在朱爱民看来，制裁耿丽的，不是法律，而是一张超越法律的维稳之网。“周口中院的办案法官亲口告诉我，说他们也做不了主。那究竟谁能做主呢？”

　　这张维稳之网的第一个结，还是耿丽离婚判决的执行问题。在沈丘县政法委等部门的材料中，该判决该执行的都已执行完毕，但耿丽却非要索要5万-10万元。在截访6人组的证言中，这个数额又上升到20万元。

　　耿丽否认这些指控。“我从来没有要求多少万。”她说，“沈丘县法院问我要执行费，我不给，他们就不执行，我告的是他们这个。”

　　和大部分农村离异妇女一样，耿丽也遭遇了家庭暴力。2006年11月，前夫打得她受伤住院，让她不得不提起离婚诉讼。沈丘县法院的情况说明证实，在2007年9月，耿俊丽申请执行时，曾被法院索要“车费”，但被其拒绝，车费只好由法警队垫付。该说明称，耿一直要求按照其计算的嫁妆执行，这与判决书划定的并不一致。并且，耿还索要6万元，否则嫁妆不拉，小孩不要。

　　在当时的执行申请中，耿丽列举了她能想起来的所有嫁妆，甚至包括一捆电线。然而，至少有一半这样的物品，都没有出现在判决书中。在法院当时的询问笔录中，耿丽表达了不满，并要求要执行的话，孩子、抚养费和嫁妆一并执行。她不否认，她当时在赌气。

　　不过，笔录中并无她索要6万元的内容。耿丽称，“他们现在连执行裁定书都没发给我，那一万多执行款到现在我还拿不到，他们在5年前就敢汇报说执行完了。”

　　被耿丽指控索要执行费的，是沈丘县法院法警马贺龙。该院告诉南都记者，马贺龙已经退休，只能提供两个手机号码。南都记者拨打这2个号码，一个是空号，另外一个接通后，对方称是马的亲属，但无法联系到马。

　　无论如何，自从2007年冬天，耿丽，或者说耿俊丽选择上访这条路之后，她的人生就不可逆转地滑向了低谷。她离开前夫家时，女儿只有9个月大。近7年里，判决没执行，又坐了牢，女儿应该是不会认这个母亲了。她也一直没有打听女儿的消息。

　　今年夏天的这次回乡，在沈丘县法院和公安局，她照旧没有讨来任何说法。

　　南都记者 孙旭阳 发自北京、河南

　　（编者注：原标题为《女子遭截访被改名》）

（责任编辑：丁军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