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这个事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13年检察官生涯的切肤之痛！”杨斌说。

　　近日，曾因为溺婴母亲求情并帮助其家庭而引发热议的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杨斌又一次被众人关注，她发起了一个名为“天祥关爱”的行动，用以救助刑事案件中陷入困境的当事人，救助对像包括被害人及被告人家属。

　　涉入公益行业，还对杀人犯家庭进行救助，许多人对此不解。南方日报记者昨日与她面对面，她向记者讲述了她为什么会这么做。

　　●南方日报记者 项仙君 实习生 杨璐

　　一个刑案触动了她的救助情怀

　　我发起这个行动，与其说是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募捐，不如说是藉此向这个伟大的家庭表达自己的敬意，因为他们用善良和美德克制了内心的报复冲动。”

　　我做这个事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15年检察官生涯的切肤之痛！”昨日，当文弱的杨斌坐在记者面前时，她缓缓地讲述了事情的缘起。

　　2008年，在广州市检察院公诉一处任职的杨斌经办了一起杀人案：花都一家工厂内，平时关系很好的小李和小宋因故发生争吵。打斗中，小宋捅了小李数刀致小李当场死亡。小宋见状逃离了出租屋，企图自杀又没有勇气，两天后回到出租屋束手就擒。

　　开庭前，杨斌对小宋进行了提审。小宋谈到了自己的家庭情况：父亲性情暴躁，经常殴打家人。大姐患有小儿麻痹症，二姐在北京打工，是家里的顶梁柱。杀人后，他也十分后悔，只求一死。

　　杨斌劝说小宋二姐筹些钱来安抚小李的家属，但宋家一贫如洗，拿不出钱进行赔偿。因为觉得愧对被害人家属，小宋的二姐甚至都不敢去现场听庭。2009年4月17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小宋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被害人家属向检察院提出抗诉，但杨斌认为，该案为激情犯罪，被告人小宋认罪态度良好，不予支持。

　　尽管小李家人不认同这个判决，但最后他们还是平静地接受了，甚至连一句责问都没有。

　　此后，杨斌一直与双方家庭保持联系，在春节时让小宋的母亲和姐姐住在自己家里。小宋的姐姐也每年都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一些钱寄给小李家。为了解小李家的生活状况，今年3月初，杨斌借着年假的时机去了海南，在海南西部一个破败的国营农场里，她见到了小李一家人。

　　让杨斌始料不及的是，小李家的经济条件远比她想象的要糟糕：77岁的祖父和74岁的祖母原是农场的工人，祖父和祖母退休后由小李的父母接岗。但因农场经济效益不好，小李父亲被迫下岗，母亲在农场里割橡胶，一个月工资只有几百元。一家子靠着祖父祖母微薄的退休工资勉强维持着基本的生活，而4年前打官司欠下的3万多元债务至今仍未还清。

　　目睹了小李家的生活状况后，杨斌希望能够帮助这家人。但自己一人之力太渺小了，她希望成立一个基金会，从这起案件开始，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出一分力。

　　她告诉记者，在她和同事的工作过程中，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往往是杀人者人亡，受害者家破，得不到任何赔偿。

　　杨斌说：“我发起这个行动，与其说是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募捐，不如说是藉此向这个伟大的家庭表达自己的敬意，因为他们用善良和美德克制了内心的报复冲动。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这样美好的情感：宽恕与救赎。在15年的公诉生涯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这样的情感是如何地为这个时代所渴望，又是如何地稀缺而珍贵！”

　　一个老人改变了她的办案思想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自己在人生无望的时候得到陌生人帮助的那种感觉。”她开始反思，办案风格也渐由雷厉风行转化为注重细节、社会背景及当事人的情感与命运

　　杨斌的这种情怀不是第一次表现。2005年，她办的周模英溺婴案就把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了街头巷尾热议的对象。

　　因为不堪生活压力，周模英亲手淹死了自己8个月大的孩子。杨斌作为公诉人接手了这个案子。起初，她怀着愤怒的心情提审周模英。但随着对案情的了解，她看到了经济和亲情窘困带来的绝望，看到了犯罪的社会根源，看到了时代的悲剧。在法庭上，作为公诉人，她为被告请求从轻处罚。

　　周模英入狱后，杨斌开始了对这个家庭长达5年的救赎之旅。她探望周模英，给她写信，几度去她老家，帮其家人解决难题，接她的孩子来度假。有人认为杨斌是以人情介入法律，影响法律的公正；也有人指杨斌的行为是越俎代庖，颠覆了法律的程序。但杨斌却觉得，从这个案子开始，她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法律人。

　　在交谈中，杨斌不止一次提到小说《悲惨世界》。这部电影公映后，她去电影院看了两次。她说，自己曾经是一名沙威式的检察官：当时在众多检察官中，她起诉的人数最多，结案率最高。那时候，她无限同情被害人，觉得世界善恶分明，对罪犯满腔愤怒。她为自己公诉成功的案件数量骄傲，而每一次的成功，她都有一种正义伸张的快感，这也是她职业荣誉感的来源。

　　然而，一个无助老人改变了她。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她在办公室看案卷。这时，一名老人敲门进来，从皱巴巴的包里拿出两张用小学生作业本写的诉状。按规定，他们只收诉状的复印件，于是她让老人坐车去老城区复印。老人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这时，她突然想起了自己的遭遇：她当年毕业南下找工作时，被一个工厂爽约后也曾无助地在走廊哭泣，一位清洁工阿姨安慰了她，并带她去家里吃饭。“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自己在人生无望的时候得到陌生人帮助的那种感觉。”

　　她立即冲出门去，追上老人，说：“我帮你复印吧。”老人家的泪水哗地流了出来。老人家说，他是山东人，儿子来广州打工却突遭车祸身亡，他孤身从山东来穗起诉。为了交这两张状纸，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部门。

　　从那以后，杨斌发现，作为一名肩负权力的公职人员，举手之劳或许就能改变一个无助者的人生。于是，她开始尽力帮助当事人家属，送杯茶，给支烟抽，耐心解答疑问等。

　　她也开始反思，过去公事公办、铁面无私，是不是忽视了一个个鲜活、具体而细微的个体背后的无奈和惨痛。她的办案风格也渐渐由雷厉风行、铁面无私转化为注重细节、关注案件的社会背景及当事人的情感与命运。

　　她认为，周模英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固然是法律的胜利，但人们不能漠视那些在社会底层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人们。“惩罚只是一个手段，拯救才是目的。”

    　一个宽恕或让多个家免于崩溃

　　她说，过去5年来，我国落实宽严相济、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政策，这是人权观念的进步。只有对贫困刑案当事人进行有效救助，才能达到唤醒人性、消除隔阂、修复社会创伤、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

　　这些年来，杨斌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当事人家属——为讨薪自焚民工陈情、为因治病筹钱而赌博的犯罪嫌疑人筹钱，为当事人家属寻找工作……她因此成为2010年度广东十大新闻人物，当选“2011年度中国正义人物”。

　　但这一次，她想做更多。

　　杨斌说，据她这些年的办案经验，近九成普通刑案的被告人和被害人都来自底层。他们没有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的合法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他们抗风险、抗压力的能力极低，往往因某个微小的意外或事件介入，就沦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人们对刑案的关注多着眼于犯罪事实本身，着眼于惩罚而非救赎和宽恕。然而一个刑事案件的发生，往往意味着两个家庭的崩溃和毁灭。如果没有外力的关注和介入，多数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及其家庭只能在命运的不幸轨道里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从2004年开始，山东淄博市在全国率先开始实施刑事被害人经济困难救助制度，此后，山东青岛、江苏南京、浙江台州、四川绵竹、广东珠海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地区性的刑事被害人补偿或救助机制。这些实践为设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是各地区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管理和明文规定；其二是针对被害人群体有限，一般只针对死刑案件中的被害人家属发放，被害人家属的补偿只能通过上访方可获得，资金被用于维稳；其三，资金极为有限，广东某大市一年仅有20万元，还要公检法几家分。

　　杨斌介绍，过去5年来，我国落实宽严相济、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政策，这是人权观念的进步。但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做到正义与公平兼顾是个大问题。只有对贫困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进行有效救助，才能达到唤醒人性，消除隔阂，摒弃仇恨，修复社会创伤，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

　　6月16日晚，杨斌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一条长微博，发起了“天祥关爱”行动。杨斌介绍，“天祥”是他父亲的名字。年初时，父亲交给她5000元钱，并对她说：“你做得很对，也做得很好！”

　　这5000元已经成为“天祥关爱”的第一笔捐款，同时也是启动资金。

　　杨斌将“天祥关爱”基金挂靠在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下。绿芽公益基金会是一个致力于乡村妇女发展的非公募公益基金会，成立于今年3月6日。她表示：“所有捐赠给‘天祥关爱’的款项将直接存入‘绿芽基金’账目中，不经由我的手，但我的微博会及时公布收到钱款的进展。”

　　杨斌的举动在司法系统内已经引发高度关注，正义网和广东政法的微博都转发了她的微博并加以肯定，一些检察官和社会热心人士已经响应并捐款。既非网络大V又非法人单位，杨斌深知民间救助的这条道路之艰难，但她还是想坚持做下去。她说：“我看见了就不能装作没看见。这个事情总得要有人做，我现在一点点的做起来，希望能促进相关制度的完善。”

　　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被业界誉为“中国刑辩第一人”的著名律师田文昌教授也对此表示支持。昨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杨斌发起“天祥关爱”是一件好事。“从我国这么多年来的司法实践看，我国的刑事案件中，大部分被告没有赔偿能力，家属没有赔偿义务，法律也没有相应的规定，这导致了原告和被告家庭矛盾的激化。如果国家能够建立相关的制度，将大大缓解社会的矛盾，安抚当事人的情绪。”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我做这个事绝不是心血来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