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凭什么不让我通过？！”论文答辩结果刚宣布，答辩的学生就跑到评委会主任面前质问。担任主任的教授近日遇到我，十分痛心地向我讲述这件事，他告诉我，学生的态度很嚣张，但这不是一名学生该有的态度，不管是对老师尊敬，还是对自己的求学负责，他应该向老师请教“为什么不让我通过？论文有什么问题？该怎么改进？”

　　这名教授说，现在当一名严格的教师，实在太难了。论文答辩不久，他就被院长叫到办公室，问答辩的情况，并要求修改答辩的结论，让这名学生通过。“看来，这名学生这么嚣张是有道理的，这么方便就找到院长了。”他告诉院长：“既然让我当评委，我就要负责，除非你不让我当评委。我也为你的这种行为感到羞耻。”

　　我问他，你这样做难道没有压力吗？他说，“我没有什么压力，我直接告诉那位学生，不管是来红的、白的、黑的，我都不怕，我当了20多年教师，该怎么评价一名学生的论文，这点水平还是有的。我不能糟蹋自己。”

　　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虽然这“代价”在他看来，根本不值一提——去年，他准备申报优秀教师，去拿申报表的时候，学院教务办工作人员告诉他，他没有资格。追问下去才知道，有一次学生给他的评分是59分，不及格，全班13个学生，有11个学生打分。对于这一评分结果，他不感到特别意外，意外的是学院居然没有向他反馈评分结果，因为如果反馈的话，他会向学院申诉得分之所以低的原因。原因是这个班的学生，上课总是穿拖鞋、迟到，嚼着东西进教室，他曾经狠狠批评过一次，说他们分数高，素质低，在平时的学业要求中，他也十分严格，全班通过率只有70%左右。

　　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中，这样的教师显然特别遭学生记恨。——其他班级的老师给学生的最低分数是80分，你给不及格，这不是故意与学生为难吗？不仅如此，就连家长也对他十分不满。有一次，他给一名本科四年级学生不及格，这名学生的家长随即打来电话求情，请他考虑到孩子的就业、前途，放孩子一马。他拒绝了这名家长的要求，说这样严格要求是对学生好。可家长不买账，并威胁他，“如果孩子想不通自杀了怎么办？”他对此十分生气，直接告诉家长“自杀了我给他买棺材！”他说，做父母的怎么这么纵容孩子，还拿孩子的生命来威胁教师？如果孩子自杀，最大的责任，就在家长。作为家长，如果孩子不及格，不应该找教师要分数，而应该与老师共同分析孩子的问题，或者请老师对孩子进行指教，帮助孩子面对困难。“我的话有些冲动，如果家长去找学校告状，拎出这句话，学校肯定会认为我有问题”。

　　这名教授感慨，在功利的社会和教育环境中，学校已经变质，学校的管理者不是严格按照教育标准培养学生，而是卷入利益场中，不是支持教师的严格要求，甚至有时用学生作为治教师的手段。这严重地误导了学生——学生进校都是好好的，但被学校的风气带坏了。读书变得功利，教师不教书，随便给学生一个高分，让学生通过，学生和家长都会认为这样的老师好。可这哪是好老师，哪是对学生好？这分明是害学生，害教育与害社会，把这样的学生送上社会，整个社会会乱成什么样？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必须坚持我的底线。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底线，变得越来越疯狂，没有任何顾忌。“在以前，家长怎么敢给学生要分数？威胁教师？院长怎么可以明目张胆地要求教授改成绩？”

　　近年来，提起大学教育，我们都会说到美国大学的严格管理，并羡慕其高质量的教育，可是，大家可能不知，美国大学的淘汰率相当高，学生不努力，很难顺利毕业，学生和社会都认为“严出”是常识。而在我国的大学中，一个教师稍微严格一点，就面对如此大的压力——这名教授由于自己比较“资深”，所以还有坚持底线的“底气”，换着其他教师，从不惹事、听领导的话、讨好现实考量，恐怕早就在现实的利益面前放弃原则，丢盔弃甲了。这实在值得我国社会和教育界深思，而身处其中的学生们，也该反思自己上学究竟是为了什么。（熊丙奇）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