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没有意识形态”

　　绵阳九洲体育馆安置点，人们看到久违甚至从未见过的景象：灾民排成五百多米长队，等待喝上一碗绿豆粥。

　　在自然灾害频发的中国，佛教施粥传统已承袭上千年。众多宗教寺院在地震中损伤惨重。但除了自救外，他们还主动救助别人。

　　四川拥有众多佛教胜地，且为道教发源地。大邑县鹤鸣山，中国道教协会主办的“中国道教界为汶川地震灾区祈福追荐赈灾大法会”，现场筹得善款一千五百多万元。

　　作为佛教净土宗祖庭，江西东林寺是少数直接入川援助的外地佛教寺院，他们车队从庐山本寺院出发，面包车尾写着“阿弥陀佛”，卡车两侧各有一个红色横幅，一边是官方惯用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边则是佛教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和成千上万无宗教背景的志愿者入川一样，许多宗教慈善组织都是“不请自来”，也未获得官方的审批，且在灾区分配到适合自己的任务。而背后，国家宗教局透露，四川省宗教部门向各级政府做了大量的协调努力。成都市民宗局机关党委书记王建民说：“救灾没有意识形态。全世界的华夏儿女只要发自内心真心赈灾，我们都应该欢迎。”

　　在重灾区什邡市洛水镇，来自石家庄的天主教“进德公益”的修女们接到的任务是消毒防疫，盛满消毒液的喷雾器足足有20公斤，撒灰时白了眉毛，修女们依然感到非常满足。为了能找到具体的事做，她们3天里已经辗转数地，呆在车上干着急。

　　带队的“进德公益”副主任韩清平神父说，他一直坚持身着神职服装，这并未给他带来任何麻烦。“我会主动告诉他们，我是一个神父。”而头戴修会会帽，颈戴十字架，身穿白大褂的修女们，她们的特别装束引起灾民们的兴趣。

　　“进德公益”的物资都是直接发放给灾民。“我们不会直接交给政府，这是我们的一贯做法。”韩清平神父说。

　　而来自南京的基督教“爱德基金会”采取一贯的“参与式”扶助方式，“爱德”并不介入项目的实施，而是负责对当地群众、官员和专家的培训，更重要的是对项目质量以及资金的把关和监督。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强调说，基金会并无传教功能，他还认为，一个政府可接受的行动模式非常重要。“只要沟通得好，政府多半是非常支持我们的。”

　　在历史上，基督教在华以慈善事业而获取不少民心，1949年以前的中国诸多著名大学和医院，就由教会创办。不过，他们强调自己行善中并无宗教色彩。

　　中国基督教两会总干事阚保平牧师说，以往社会不大接受基督教，与“常常是闭门不参与社会活动，外界很难理解我们”有关。他说，今后基督教要“积极参加社会生活，改善形象”。

　　印在志愿者们T恤衫上的标识。作为目前中国内地天主教第一个民间NGO，成立于石家庄的天主教“进德公益”前所未有地筹得七百多万元，但它只是“介绍人”身份——德国明爱代其在国际明爱组织中筹款。　图片来源/信德网

　　5月30日，四川石渠县的三位藏区活佛才让多吉、赤巴、龙称（从左到右），在县统战部部长的陪同下，走了3天3夜后，来到了成都。第二天，他们把 15吨大米、快餐面、矿泉水等物资送到了映秀。在映秀，他们冒着高温在废墟上为遇难者念经，超度亡灵，“为了怕别人反感”，他们没有坐下。石渠是四川海拔 最高的县，一年只有三百多万元的财政收入，非常贫困，整个县城没有一棵树，不幸的是在年初还遭遇了雪灾。送大米之前，所有石渠的藏传佛教寺院已经发起了对 灾区的捐款，僧众共捐出51万元人民币，很多年轻的喇嘛还在血库登记，自愿为灾区无偿献血。　南方周末记者 杨瑞春/文　图片由三位活佛提供

　　94岁的玉佛寺乘清老和尚，尽管自己的庙完全倒塌，仍然把自己的钱，发给所在村庄的受灾村民。“等他们安置好，再修自己的庙。”他发愿活到124岁，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重建。　凤凰网华人佛教供图

　　生死与人心

　　如何让死者体面离开，让生者面对生死命题，不同宗教各有不同方式，对信众与非信众方法亦不同。

　　江西东林寺挑选7位法师组成超度组，在5月19日启程。当日恰距“5·12”七天，也是中国人俗称的“头七日”。这天被定为国家哀悼日，下午2点28分，所有人在寺前默哀三分钟。寺代方丈大安法师在临行前作了开示，希望使那些亡者能够脱离地狱和恶鬼道。

　　在地震发生后，全国许多佛寺纷纷举行了祈福或超度仪式，但均只局限在宗教场合内展开。

　　由于道路堵塞，东林寺超度组的法师们没能进入灾区，但在安置点，他们发现精神抚慰工作更为重要。幸存的灾民们，许多人为亲人的死去自责，灾民中弥漫着一种消极厌世情绪和负罪感。

　　东林寺带队的镜义法师说，他们首先是与灾民交谈，“最主要的是让他们哭出来”；再用佛教思想开导他们，如世事无常、三世轮回等，让他们以平常心看待世间苦难。

　　法师们带去的念珠、念佛机、佛书等结缘品，灾民们都排着队领取。“我感觉他们需要一个心灵的依托。”

　　而天主教神父韩清平说，他们不会在当地举行宗教仪式，但是他会告诉灾民“我是神父”，询问“我是否可以为你死去的亲人祈祷”，没有人拒绝。“我告诉他们，人死了，不是毁灭，而是改变，你们会在上帝的爱中重逢。”

　　韩清平说，灾民最需要的往往不是大道理，而是有人陪伴，拉着他们的手。“宗教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它是一剂麻醉药，那是不好的宗教，积极的好宗教，应该让人面对痛苦与挑战。”

　　在灾民安置点，镜义法师非常赞赏同为大乘佛教的台湾慈济的做法。他们除了为灾民煮饭看病，还向小朋友们宣扬要孝敬父母，不要乱扔垃圾，要有礼貌，做这些看似与救灾没有关系的工作。

　　无论何种宗教何种信仰，目标都是“推广爱的事业”，爱是人类共同的感情。“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说：现在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时期，很多领域面临着文化道德的重建。而宗教本来的作用，就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

　　在以往，人们往往更多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认识，宗教是“麻醉人们精神的工具”，并且最终是要消亡的。而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徒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爱的能力

　　中国的信教人数近二十年来迅速增加。去年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面向全国的调查，得出结论，全国信教人数已达3亿之众，是官方数据的三倍。不过，专门从事慈善事业的宗教NGO（基金会、功德会等）数目并不多。

　　国内五大宗教目前募款近7亿元人民币，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佛教界，这其中又有一半以上来自港台。来自境外的大量捐款，对国内宗教界也是一种刺激。“很显然，我们的宗教慈善团体还处于起步阶段。”“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说。

　　2006年，江西东林寺成立东林慈善功德会，全面启动慈善事业。他们日常主要抚慰一些老人、五保户，帮助一些贫困高中生完成学业，并开设诊所。“做慈善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也为佛教徒提供一个修行的渠道。”

　　这次震灾，2岁的东林基金会拨款20万，加上寺内僧众捐款二十多万，信众捐款五十多万，不过，其数额与42岁的台湾慈济筹集的8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8亿元）相比，却显得非常微小。

　　东林慈善功德会法定代表人镜义法师说，“在观念上人们可能更看重经济利益，追求个人利益。可能他以前是个穷人，现在有钱了，但心态上还是个穷人，不去布施，缺乏爱心，缺乏慈善的意识。”

　　少林寺与台湾慈济同样具有巨大国际影响，但慈善事业却远远落后于慈济——多年来因市场化而颇受争议的少林寺，此次捐款50万被网友讽刺小气；少林药僧到灾区施药，反而被网友骂是“假药”。

　　少林寺监院兼少林药局负责人释延琳法师觉得很委屈，现在，少林药局有一千七百多个方子还没有药号，只能以保健品名称包装。少林寺创办医院和学校的设想，也需要政策支持。“出家人的信念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政府的管理模式不太一样，我们也在跟着政府的脚步向前走。”

　　位于南京的“爱德基金会”是目前中国内地最大的基督教慈善组织，成立于1985年，创办人、现董事长为原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丁光训，他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如今爱德正确立在国际宗教组织中的公信力。理念、制度、体系也都是与国际接轨。自5月13日起，“爱德”每天都公布捐款名单，细致至具体人名和金额，包括每一个“匿名者”——这样的做法，在国内接受大量捐款的基金会中比较少见。爱德基金会募到的资金预计将在3000万元以上。

　　事实上，基督教“爱德基金会”95％的捐款，天主教“进德公益”绝大多数捐款，是来自境外的同类宗教组织。

　　天主教“进德公益”前所未有地筹得七百多万元，但它只是“介绍人”身份——德国明爱代其在国际明爱组织中筹款。作为目前中国大陆天主教第一个NGO，1997年成立于石家庄的“进德公益”，目前仍然只是一个“社会工作中心”。韩清平神父说，他期待能注册成为基金会，以便更正规地募款。他非常羡慕作为历史同源的同行基督教“爱德基金会”，拥有相当的发展规模和完善的组织架构。“他们平时有上千万资金，我们的资金，少得不好意思说。”

　　不过，爱德也有困惑。秘书长丘仲辉认为，政府管理方式有必要调整，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入口太严，监控不足，缺乏法制化的管理。此外，还应该依靠市场机制，倡导行业自律。

　　“中国30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相信思想上、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会让政府更加重视民间的力量。”丘仲辉说。（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蔡木子 贾思玉 许中科）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