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春龙想做英雄，他拿什么做英雄？一双蒲扇般的大手，和一条命。

　　“中央电视台的人说，我可能会入选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尹春龙和父母说起这个，语气中带着些许谨慎。

　　前些天，他嫌原来的小灵通信号不够好，添置了新手机，入了联通的网。他不想漏掉好消息。

　　因为在废墟里挖掘的时间太长，呼吸系统出了问题，6月中下旬，尹春龙住了十几天医院。“我是用生命在救人。”咳嗽轻一点的时候，他就与病友讲自己的故事。在整个地震救援中，他觉得自己做了许多别人根本不敢做的工作，不可替代的工作。

　　6月底，该出院了。非常不情愿地，他要回到那个与窝棚没什么区别的家。

　　坐在门口的马扎上，他望着右边不远处的四个种香菇的大棚，过去，大棚下扣着他的一切，将来，是不是依旧如此？

　　身后七八十米处，是一个铁路货运站，不断有长长的火车开过，咣当咣当，大地随之抖动，就像地震的那个下午。

　　“我敢拼命，肯定能立大功”

　　5月13日那天早晨起，龙龙失踪了——龙龙是尹春龙的小名。

　　他对父母说去商店买点东西，然后就几天几夜没有消息，还带走了家里仅有的4000元现金。出走的前一天下午，破败的棚户里的家什咣当咣当地响了一阵，像是火车开过。意识到地震之后，一家人也没怎么惊慌，房顶只是几根木棍和塑料布搭起的，不至于砸死人。

　　尹春龙没去商店，他租了一辆车，从成都郊区的双流赶到都江堰，车费370元。

　　扒废墟，抬伤员，尹春龙忙了一阵，对所做的事情产生了怀疑，这不是他要做的“大事”。当救援工作结束，尹春龙曾对本报记者说起，在这个社会，他除了卖苦力，没别的希望，而辛苦了多年，生活却没发生太大改变。这个生于1988年的年轻人说：“我更喜欢毛泽东的时代。乱世出英雄，在战场上，我敢拼命，肯定能立大功。”

　　对于轰轰烈烈，他实在是太渴望了。

　　“我听说映秀那边比都江堰严重多了，我要去救人，一定要亲手救出活人来。”5月13日下午，尹春龙只身前往映秀。很少有志愿者是独自行动的。“路上到处是塌方，还有石头在往下滚。我走得好快，一路上超过了武警部队，超过了‘铁军’。他们带着装备，我什么都没有。”

　　他大踏步地跑向大山深处，跑了十多个小时。这样的奔跑，是那么熟悉，而且完全算不得什么。仅仅几个月以前，刚满20岁的他也是这么在丛林深处狂跑的，他记得自己跑了三天三夜——女朋友和他突然分手，天在一瞬间塌了下来。他不够高大英俊，又始终未能如愿做成“大事”，他猜想女友失去了耐心。“那是我的初恋。唉，比要了我的命还难受。”

　　现在，尹春龙决绝地跑向映秀，心里想，有多少受难的人在等着他的出现。他并不知道，一个奇迹也在等着自己。还有一个无法预知的“巨大冤屈”也在等他。

　　尹春龙有一双与他1.60米的身高很不相称的、蒲扇般的大手，肤色暗红，手指粗壮。5月16日，这双手攥着一把短镐，出现在映秀湾水电厂一处高高的废墟上。听人说，这里原来是电厂的一座八层办公楼，刚刚探测出，里面还有生命迹象。来自青岛、上海等地的消防队员，本来已经放弃此地了，如今又匆忙赶回来，希望与幸存者一起创造奇迹。

　　尹春龙同样希望成为创造奇迹的那个人。

　　差不多有三条救生通道先后被开掘，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侧翼的。在它们接近虞锦华的时候，却被迫停下来，消防官兵的意见是，情况复杂，过于危险，还要再想办法。

　　这时，尹春龙钻进其中的一条通道，挥动短镐，开始了孤胆英雄式的人工挖掘。

　　他要始终匍匐着，一下一下地刨开水泥与砖石，砸断钢筋，不时有余震袭来，堆压在一起的楼板咯吱咯吱地响，一些缝隙松动，碎砖石掉下来，带起一股灰土味儿。

　　在狭窄的通道里，浓烈的死亡气息比余震更恐怖，它来自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尸体横在尹春龙与幸存者之间，必须先搬出来。

　　几天以后，尹春龙回到成都，依旧执拗地穿着救人时的那件米色的电工服，是他临时在电厂拣的。衣服对他来说过于肥大，瘦小的身子在里面晃荡，裤脚拖到地面，其中右边裤脚已破碎成几根布条。他执拗地穿着它，即使睡觉的时候。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确认自己的那段经历，又仿佛，新的救援机会随时会出现。

　　棉质的米色工作服，似乎吸纳了海量的腐尸的怪异气味，五六米之外都闻得到。假如在映秀，你未必觉得那气味多么可怕，但在生活如常的成都，它实在太突兀、太浓烈、太刺鼻，如同死亡被突然带到你身边。要是看一眼尹春龙的双手，灾难的面目更真切了——他的十个指甲，全被尸水浸成了黑色，就像涂满了乌黑的指甲油。

　　尹春龙把那具腐尸拖出通道，它烂得厉害，一摸皮肤，简直都快化成水了。

　　“在废墟里救人，就像摘香菇”

　　被埋150小时之后，虞锦华获救了。她声音微弱地说，马元江还在里面，“他还活着”。

　　消防队员在论证救援方案。

　　判断了一下方向，开始凿洞，继续掘进。尹春龙没戴头盔，也没戴口罩，在外面的人看来，简直是在玩命。他匍匐着，手用不上力气，只能一点一点地敲击。后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比喻：在废墟里救人，就像摘香菇。

　　15岁起，初中都没读完的尹春龙就离开家乡，到成都郊区为一个香菇种植户打工，每月工钱是240元。到了17岁，他自己租了四亩地种香菇，开始了其津津乐道的“做生意”的奋斗史。在外地打工的父亲也带着妻子和幼子赶来，帮龙龙“照看生意”。龙龙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收香菇要抢时间，需每天在大棚里弓着腰，干十几个小时，摘取几万朵，尹春龙真的觉得，那并不比救人轻松。

　　某些时候，他会为自己的身世哀叹：“我是从粪堆里长大的，从小就受苦，那种苦，你们根本想象不到。”

　　在映秀湾电厂的废墟里，“摘香菇”的工作累计超过了30小时，马元江恍惚中意识到，有一个不要命的小伙子在接近自己，这坚定了他求生的信念。到19日晚10点，尹春龙已经可以够到马元江，为其清理胸部、腿部的碎瓷砖了，他把好消息传递出去：自己的方案成功了！

　　在场的几位记者看到，消防官兵喊出尹春龙，让他休息一会儿。“我哪儿有心思休息，我想亲自救出马元江。”事后，尹春龙如此描述当时的心情。

　　20日0点50分，马元江被抬出，闪光灯拥上去一阵闪耀，现场爆发持续十几秒的欢呼。奇迹，真是奇迹，人们赞叹着，记者把消防官兵团团围住。

　　马元江被埋178小时22分钟，而且在前173小时，他无法得到一丁点的营养和水分，在整个四川大地震中，这成为一个再也无人突破的极限。

　　马元江康复以后证实，尹春龙在救援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目睹救援的电厂同事们也对此表示认同。

　　超级命大的马元江与不要命的尹春龙相遇在废墟深处，很难说，他们谁比谁更幸运一些。

　　“是不是命中注定”

　　尹春龙前额的头发与粗重的眉毛贴在一起，上面粘满了细碎的灰土。他有点落寞地看着喧闹的人群，心绪难平。

　　他扬起头，一口气喝光了一瓶矿泉水，然后“嘎吱嘎吱”地狠捏了几下塑料瓶。

　　这时，有人把尹春龙推到几位记者面前说：“他也做了很大贡献。”而一位医生也对记者徐一龙说：“他是真正的英雄！”

　　最先采访尹春龙的是一家外国媒体。沮丧的志愿者瞬间兴奋起来，语气高亢，目光炯炯，仿佛正面对全世界发表演说。接着，有电视记者扛着摄像机过来，并把卫星电话递给尹春龙，让他给家里通个话。他激动地抓着电话大喊：“我是龙龙，我救了两个人，你们会在电视上看到我！”

　　尹春龙觉得，全中国的人都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认识他了，他对身边的志愿者刘润全说：“有些歌星奋斗十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转回身，他很急切地找东西，自己标志性的红色安全帽和橙色救生衣不见了——那是他在都江堰和渡口救援时，救援队伍送的纪念品。尹春龙忧虑地说，如果有人戴了那个帽子，就是冒充他。

　　晚上躺在帐篷里，他睡不着，他很想去一个塌方的地方，听说那里埋了18个人，没人去救。如果救出了那18个人，“成都军区司令就会来接见我了”。

　　有人劝阻说，埋在土里的人，与马元江不同，是活不了的。尹春龙最终决定放弃——挖出尸体肯定不算英雄。

　　20日，有记者带尹春龙回成都，并安排他住进三星级的宾馆。让尹春龙宽慰的是，红色安全帽和救生衣都找到了。

　　在成都，尹春龙急切地买了当地的几份报纸。只有个别媒体提到他的名字，但也仅仅是提到而已，没有充分肯定他的功劳。尹春龙有些激动地指着报纸版面：“他们这是怎么写的！”他把报纸丢到宾馆的床上，气呼呼地嘟囔两句，又抓起来继续看。

　　从出来打工的时候起，尹春龙一直被一个烦恼纠缠着：为什么别人没他辛苦，却过着富有的生活？现在他拼了命救人，为什么功劳还是别人的？

　　5月21日，尹春龙的心情好过那么一段。北京《京华时报》的记者打来电话，说他们用一个整版报道了尹春龙，《成都商报》的显著版面，也讲了他的英雄事迹，还配有照片。酒店总经理闻讯，送来比尹春龙还要高的大花篮。

　　尹春龙盼着前女友可以看到报道，那熟悉的电话号码重新在他的手机屏幕上闪烁。他还特意去买了一块电池，他觉得自己的小灵通会被记者打爆。事实上，当天只有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两位记者与他联系过。

　　这天傍晚，尹春龙决定离开令人烦心的成都。马元江正在重庆接受治疗，尹春龙要赶过去看看。除了致意，他还想让外界确信，实际上是他救了马元江。路上，尹春龙设想着事态的发展，他说要是被救的人给自己物质回报，他不准备拒绝，“我会用这笔钱组织一支真正能救生的队伍”。

　　在重庆新桥医院，尹春龙买了一个大花篮。可惜获救者仍在重症监护室，不能探视。马元江的妻子出来了，她与尹春龙握手，略显审慎地表示了感激——在丈夫开口确认以前，她不敢肯定，眼前站着的真是救命恩人。

　　除了见不到马元江，还有一件事让他难以接受——在新桥医院，无论医生、志愿者、门卫、还是病人，每个人好像都知道马元江，却没有人知道救人英雄尹春龙。

　　为什么他做了这么大的事，却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上学的时候，自己脑子太笨，没人把他当回事；再大一点，意识到家里太穷，父母在亲戚间也没啥子地位，感觉好难受；出来“做生意”，别人把他当作不明事理的孩子。是不是自己命中注定，无论做什么，都无法获得认可？

　　晚上住进宾馆，他斜着就把自己丢到床上，小腿还耷拉在床边，极度疲惫的样子。他依旧拒绝脱掉散发着尸臭的米色工作服。

　　他翻来覆去，午夜的时候，又突然爬起来，跑到窗户边的沙发上，歪斜着靠在上面。“我平时都住帐篷（后来才知道，他成都郊区的家也类似于大帐篷），突然睡宾馆，不习惯。”

　　早晨，体力极度透支的尹春龙一度出现半昏迷状态，几位住院部的志愿者找到医院政治部，希望能为救人英雄做一个检查。政治部的一位负责人说：“对不起，你们得先证明他确实救过人，声称自己救过人的多着呢。”

　　完全清醒后，尹春龙毫不掩饰对重庆之行的失望。“我救人的事，是不是成都满大街都知道了？要三天才能传到重庆吧？”

　　尹春龙没心思留下来等三天，他又想回成都了。

　　咱能不能别说空话？”

　　 回成都的翌日，尹春龙异常忙碌，父亲、邻居、记者、领导，他见了许多人。这是充分表述的一天，他交替使用着四川方言和普通话，一遍一遍讲救人的经过，“我是用生命在救人”，他强调着。不过，怎么那么拧巴呢——见到父亲和老家来的人，他一本正经地说普通话；见到那些外地来的记者，他又改成了方言。

　　造访者中，有资阳老家来的电视台记者和几位乡镇干部。

　　在混杂着衣服上的尸臭味和花篮香水味的宾馆房间里，采访开始了。当胸麦别到衣领上，尹氏父子显得神情庄重。

　　“中国人救自己国家的人，是值得的。”

　　“死没什么可怕的，男人应该死在战场上，现在要是和日本打仗，我肯定冲上去。”

　　   ……

　　尹春龙的回答字正腔圆。

　　“国难当头，娃儿是在报效国家，我们支持。”尹一军的语气，与自己的孩子如出一辙。资阳电视台的编导忍不住提醒：“咱能不能别说空话，讲点真情实感？”

　　吃午饭的时候，乡镇干部听着尹春龙在饭桌上滔滔不绝地讲述，偶尔会皱皱眉。其中一个中年男子比较直率，他提醒尹春龙，不要现在就忙于接受采访，要少说话，他还应该再回灾区，“这样对你的发展有好处”。

　　尹春龙兴奋的表述被打断，他闷头到火锅里涮菜叶，对中年人的劝告不置可否。

　　几位干部本来是要考察并树立英雄的，逗留了一会儿，他们有些疑惑于这个年轻人救人的动机，于是坐上面包车就回去了，什么说法也没留下。资阳电视台的片子倒是播了，只是在编辑的时候，几经斟酌，把片名中的“英雄”字眼拿掉了。

　　忙碌的一天过后，尹春龙的日子又平淡下来。更烦心的是，父母不断地唠叨着：把四千多块全捐了，就差把命搭上了，得到什么好处了？日子还怎么过啊？

　　5月下旬的一天，几位采访过尹春龙的记者都接到他的电话，说是父亲突然摔成骨折，母亲也病倒了，家里遭难了，而且这次损失了几千块钱，希望通过媒体呼吁，让社会帮他们一下。

　　本报记者赶到尹家，见四口人无所事事地呆着，与几天前见到的一样。

　　几个马扎摆在家里的泥土地面上，尹一军拉着我坐下：“娃儿救了人，你说社会上会不会有人给我们贷款，让我们把香菇做起来？放心，钱肯定还的。”

　　以前闲聊时，尹春龙喜欢讲述自己怎么进料、种植、卖货，怎么被多年的朋友在生意上欺骗，怎么与市场上那些三十多岁的人打交道。他有意多接触那些人，因为他们“成熟稳重”，这是适合做生意的性格。他反感和同龄人在一起，“有距离”，认为那些人只讲享受，只会乱花钱，胸无大志，没有责任感。而他本人，一心要做大事，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也不会上网。

　　尹春龙一心要把香菇产业做大。本来以为这次出了名，会有些机会。他曾为自己预设了成功年龄：30岁，从灾区救人回来后，他很有把握地说：“现在不需要（等到30岁）了。”

　　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尹春龙可能做出的最大投入，其结果却与预期那么遥远。

　　“有点奋不顾身”

　　5月底，尹春龙突然不想香菇的事了，他决定再次前往灾区，找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做。

　　尹春龙回到他熟悉的映秀镇，帮当地人收庄稼，挖家具，做了两天普通的志愿者工作。5月31日，得知一架转运灾民的直升机失踪，他立刻意识到，应该马上去参与搜救。他觉得自己能把那些人救出来。

　　下午5点，尹春龙再次开始奔跑，跑向卧龙方向的高山。与他同时开始搜救的，有上万名军人和民兵。

　　搜救持续到6月11日，坠机地点最终确认。那天上午，尹春龙赶赴大红崖。

　　6月11日深夜，黑水武装部副部长何惠章发现了尹春龙，他混进了自己的队伍。民兵们随后发现，这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从不忌讳夸耀自己，但他确实成了这次特殊任务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指挥部要求首先把5位机组人员的尸体抬出来，而这个任务，主要由黑水县的民兵们承担起来。他们熟悉当地艰险的地形，但如此让人心悸的旅程，他们也都未曾经历过。

　　为了抢时间，搬运队需要连夜赶往映秀。12日傍晚5点，搬运队伍抬着尸体出发，他们翻越一个个“V”形甚至“U”形的山谷，雨下个不停，脚踩到湿漉漉的岩石上，滑得如同泥鳅。尹春龙说，有很多次，要么是差一点被滚落的石头砸死，要么是自己险些像石头一样滚落到山崖下。“比救马元江那次危险多了。”

　　一双强有力的大手，加之敏捷的腰身，使尹春龙拥有令民兵们羡慕的攀爬能力，而更让民兵们吃惊的，是这个志愿者如此玩命，那些最危险的任务，都被他承担了。“有点奋不顾身。”黑水武装部部长徐阳说。

　　13日早晨7点，5名机组成员的遗体全部运抵映秀镇。

　　在休息的帐篷里，民兵们惊魂未定，大口地喝着啤酒。干杯的时候，尹春龙就举起一瓶矿泉水，表示一下。宽大的迷彩裤子挽到膝盖处，腿上全是磕碰划擦的外伤。

　　“映秀镇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他。”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黑水武装部副部长何惠章毫不吝啬地赞誉尹春龙。

　　这时，坐在不远处的尹春龙伸出右臂，挑起粗壮的大拇指：“对，你说的太对了。我是用生命在救援。”

　　又有几个记者来采访，兴奋与昂扬重新占据尹春龙的内心，一切都像极了20天前的故事。略有不同的是，他总算得到了一位首长很正式的评价——

　　阿坝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冯毅写下一段话：“尹春龙同志作为志愿者，在清理和搬运烈士遗体工作中，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参加了第四位烈士遗体在最艰难、最危险地段的搬运，第五位烈士遗体全程的搬运工作，其间多次整理遗体包装袋，是一位优秀的志愿者。”

　　尹春龙出院了，他回到那个与窝棚没什么区别的家。

　　电视里，一场接一场的抗震救灾英模报告会，没有看到志愿者的身影，当然也不会有他尹春龙。

　　7月8日下午，马元江打来电话表示祝贺，他刚在电视上看到消息，尹春龙被团中央评为“中国十大杰出志愿者”。尹春龙正在大棚里栽种香菇，对于这份荣誉，他表现出的是有限度的惊喜。几天前，资阳市也请尹春龙参加了一个抗震救灾的表彰会，随行记者董燕注意到，尹春龙并不是很兴奋。

　　“要是领导能做个评价，就好了。”尹春龙向本报记者表达了内心的愿望，“你想想，全国有几个人敢冒这样的危险，而且是志愿者，而且只有20岁?”

　　尹春龙这几天在想一件事：无论什么荣誉，自己恐怕还是要继续种香菇。（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关军）

尹春龙在他的香菇大棚里，现在是淡季 关军/摄

尹春龙在家门口发呆关军/摄

　　（（感谢《京华时报》徐一龙、《南方人物周刊》林海提供帮助））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