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接受本报专访。本报记者 周民 摄

　　6月21日，辞去民政部行政职务的王振耀，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成为一名真正的民间公益人士。在此之前，他先后任职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我总算做了几件事情。”王振耀说。在他任职期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建立；“平民慈善”、“以善促善”的理念被首度提出，平民参与慈善的热情空前高涨。

　　但他说自己还有遗憾，“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方面我还没来得及做得更好”。

　　 对于自己新的职位，他认为将比在民政部任职时更具有挑战性和广泛性。

　　有时觉得很累

　　记者：为什么要选择辞职？

　　王振耀：我在民政部呆了22年了，做慈善也有13年了。我在机关做了很多年，做工作、协调一件事情，确实非常难。我没有偷懒，没有闲着，很认真地做了20多年。我50多岁了，有时觉得很累。我想，换一个环境、换一个角度来继续慈善、公益事业，可能于我是一个调整。

　　 我一开始是想着看能不能仅仅当个教授，但最后一步一步地，他们让我当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和壹基金开始对我做了很多动员工作。他们认为，成立这个研究院，我来当这个院长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们的诚意真的让我很感动。

　　记者：什么时候下定决心的？

　　王振耀：事实上从去年，北京师范大学和壹基金就开始跟我谈这个事情。直到今年4月，我才正式给部里打了报告请求调动。

　　让我下定决心的是，我对研究院的工作和定位充分了解后，觉得这个院长，不是兼职就能做好的，必须要投入很大的心力。中国公益需要提升的方面太多。比如说建立系统的研究网络，调整公益研究的方式，比如慈善的知识生产方式转型、传播方式转型等，这也是我担任民政部官员期间一直在呼吁的。

　　现在，我自己来做这个事情，我的挑战很大。如果我做不好，是没法向公益界交代的，我必须得非常认真、投入地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有责任。

　　将更直接地推动慈善

　　记者：以前在民政部做官员掌握着很多资源，但现在来做一个民间公益研究院的院长，工作开展起来就更难了吧？

　　王振耀：慈善的本质是社会的，是平民的。当司长时，我竭力推动的是平民慈善，慈善的事情一定要由民间来做，我也一直在利用各种资源来推进民间慈善的发展。现在我自己来做这个事情，某种意义上资源可能更多了。

　　从政府的角度来推动时，我还是站在外边在推动，现在我完全进入了民间，能了解民间组织的需求，也可以充分利用我的优势，将这些意见反映给官方，这种推动也就更直接。

　　不能靠官位让人服从

　　 记者：你觉得自己哪些方面跟别的官员不一样？

　　王振耀：我20多年来的工作，不管是救灾也好、慈善也好，能够这么说，我一直是为穷人在做事，一直是在求人，在说服别人。从最开始的基层政权工作，到后来的城乡低保工作、慈善工作，我都是求着大家，求着大家赶快把程序稳定下来，求着让相关单位、地方政府赶紧把政策落实下来。“落实”，这也是我给自己的一个要求。

　　 我是想说，你不能靠着官位，对别人说你必须服从，那是不行的，要根据实际来，商量着来。我为穷人奔波呼号，与穷人打交道太多了，因此我在待遇上也容易满足些。

　　我现在无非是一些待遇可能跟原来不一样了，身份不一样了，我可能会有一点失落吧，可是全国这么多教授，不也活得很好嘛，我为什么就非要高人一等？

　　说我孤独我不太赞成

　　记者：有媒体评价你在官场上是孤独的人？

　　王振耀：说我孤独我不是很赞成，我想，在官员中我是一个另类吧。大家都觉得我的想法和做法很另类。很多同事和朋友也经常开玩笑这么说我。

　　 我喜欢研究一些程序问题，会关注很多细小的东西，放到政策上来。比如说救灾，救灾响应、几小时内拨款等这些小问题，这些技术性的小问题解决了，救灾起来也通畅了。社会各个领域，如果没有程序化、没有标准化，什么都会太随意，很多管理制度、政策，尤其是为民服务这块，就会流于空泛，必须要把它具体化。

　　 孤儿保障是很好的礼物

　　 记者：对于您20多年的官员生涯，您如何评价？

　　 王振耀：我比较满意的是，我在行政平台上还是做了几件事情的，城乡低保的覆盖、平民慈善的提出、老龄津贴推广、孤儿养育标准等，有一些工作还没有做完，但后期应该会得到很好的推进。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福利制度的起点，应该是孤儿的保障，他们是最穷困的群体中，最需要帮助的人。孤儿保障是我到慈善和福利司后，工作中的头一个大事。我最欣慰的是在我离开民政部前，今后财政部要对孤儿保障来进行专项拨款，我特别感谢中央，这是我一生中收到的又一个很好的礼物。

　　捐赠信息不透明成遗憾

　　 记者：有没有什么觉得遗憾的？

　　王振耀：确实，我有一些遗憾，我一直着急的事，比如慈善捐赠信息的透明问题、平台建设、规范化问题，建设得太慢。我还没来得及很好地去做。

　　 有很好的想法，我们的队伍也都很精干，为什么有些事做起来很困难呢？后来我想想，确实情有可原，很大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问题。我们的整个慈善文化毕竟没有接受一次特别现代化的洗礼。我想我在体制内时要求是过高了，想让一个行政机关不间断地产出一个现代标准的公共服务体系，其实是相当大的挑战。

　　我们的文化有时候还是过于传统，就像以前很重视一个人的人品、道德、忠诚度、态度等，传统社会是管人，但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是管物，比如说三鹿奶粉，物管不好，就出事了，现在的物都是大众化的。

　　 我现在做公益研究院的院长，要做的就是着重于慈善观念的改变、理论的建立和推广、慈善的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等，这应该比我在民政部工作时更具有广泛性。

　　 我想，全社会要适应一种思维模式，以前传统的政府与大众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但现在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已经出现了，政府也在逐渐转型。我想将来社会大众的意见，也一定能得到政府更好的尊重，政府也会根据社会大众的意见，及时对相关政策作出调整。未来一定会是这样的，公民社会会成为必然的趋势。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