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三公”支出是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三项费用。近段时间中央部门陆续将2010年“三公经费”账单公布,引起公众关注。如果从第一个“吃螃蟹”的科技部算起,从4月14日开始,98个中央部门晒三公已经持续了3个多月。那些曾经被视为所谓国家机密，曾经千呼万唤却不肯露面的数字，却以一种简陋至可怕的“素颜”形象出现，预期的掌声稀稀落落，未料的质疑嘘声四起。民众仍然需要在不断的追问中寻求真相。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公开三公经费不是恩赐而是义务

　　凡使用公款者，必须公开三公经费

　　2006年，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针对政府公务开支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三公消费9000亿，公车消费4000亿左右，公费出国是3000亿左右，公款吃喝2000亿左右。虽然不断有人对9000亿提出质疑和修正，但它依然是关于政府“三公消费”被转载得最为广泛的数据。如此过度的公款消费很容易引起群众不满，影响和伤害政府威信。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吴丕接认为：“只要花的是国家的公款，就都应该公开支出，接受百姓监督。”除了国家规定的不公开的一些涉密部门，从原则上来讲，只要是花公款的单位，无论是中央或地方，都应公开。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三公”经费的根本源头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收,这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政府部门机关当然有义务向社会公开。

　　法治蓝皮书《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2011)》的主笔人、社科院法学所的吕艳滨坦言,目前很多行政部门包括国务院某些部委机关,都把“依申请公开”和“主动公开”的范围完全割裂开来,但行政机关不能以政府信息属于“主动公开”的内容,来拒绝公民的“依申请公开”请求。

　　怠慢公开三公经费者，必须问责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称，当前中央各部门在公布“三公”经费时存在的不足，反映出我国许多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的一种问题——“权老大”的意识还很强，排斥社会监督，特别是一些部门一把手的法律意识仍比较淡漠，有时甚至完全无视法律的明文规定。

　　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也曾指出，国务院只是要求中央部门于6月底公开“三公”经费，而没有相应的约束惩罚机制，在各部门不愿公布的情况下，必然使得这条政令变成“稻草人”。所以，从维护政令权威的角度，国务院应将没有按照要求按时公开“三公”经费的部门名单对外公示，对其谴责，并适时启动问责。

　　对拒不公开的问责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行政问责，二是司法问责，三是民主问责。这其中，关键又在司法问责与民主问责。此次国务院自上而下推动“三公”经费公开，一些部委和地方政府以拒不公开或消极公开应对，实则既恶化了官民关系，又损害了中央政府权威。为保障政令畅通，行政问责必不可少。否则，“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成为既定现实，势必带来权力割据。

　　公布三公经费别玩弄技巧

　　“周末情结”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新闻关注度避峰就谷现象，政府部门公布“三公”也不例外，大家给劳累的心放一个假，自然不再去关注新闻，不再去愤世嫉俗了。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公布三公靠所谓的“技巧”讳疾忌医，恐非明智之举。

　　公开“三公经费”，无疑是向老百姓公开。但是，老百姓到底能在哪里看到这些公开的信息呢？有些部门公布的“三公经费”信息很难直接在其官方网站找到。甚至借助搜索引擎也无法查询到相关信息。

　　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吕艳滨副研究员将公众的迷惑归因于目前“三公”公开的标准、内容、范围、方式方法等没有统一和规范。他认为，这样的公开还不能让公众清晰、明了地判定该部门经费支出的详细核算标准、开展有关活动与本部门履行职责的关联度、必要性和实际取得的成效，因此也就很难判定这些经费的支出究竟是否真的合理、是否真的取得了应有的绩效。知情的目的没实现，势必遭到公众的质疑。

　　光靠当事部门做“王婆卖瓜”似的解说，显然不足以释疑解惑，因此不妨借98个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这个东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请国家审计署大张旗鼓地进行专项审计，既能惩戒和防范在此事上敷衍了事、做花账的行为，又有助于把公开“三公”作为规范政府部门行为、梳理管理职能、转变工作作风的一个有效辅助手段发挥更大作用。

　　公开口径应当统一

　　 国务院要求中央部门公布的“三公”经费只限于财政拨款的部分，而在各部委的相关支出中，财政拨款仅是其中一部分，其余事业收入、预算外收入等非财政拨款中，往往隐含着更大的三公支出空间。特别是在很多实权部门，财政拨款之外的行政收费、尤其是各单位不纳入财政预算的“小金库”往往是“三公”消费的重要来源。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质疑，在这样一个狭小而模糊的“三公”标准之下，中央机关发挥聪明才智，自己去理解“三公”的标准，于是出现了畸高畸低的数字。比如，什么是“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此前北京公开了公车数量，但采取的是最小口径：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实有数为62026辆。这个数字立刻引起公众的质疑。而广东有关方面曾指出，公务车是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有股占50%以上国有企业、中央直属和外省驻粤单位购买的公用小汽车，类型包括旅行车、小轿车、吉普车和微型厢式车等。那么，这次中央机关公布的公车经费，是按什么口径统计的呢？

　　公开数据更加细化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李长安分析认为：

　　一是各单位在职人数，这是个最基本的数据，没有它三公支出数据根本没什么意义。

　　二是三公支出占行政支出的比重和占整个财政拨款支出的比重，从这个比率才能看出三公支出是高还是低。

　　三是要按照支出功能分类编制三公支出预决算表，这样才能反映政府各项职能活动中三公支出的多少。

　　四是除公布预算数据外，还应公布三公支出的编制原则和控制标准，这样才能分辨预算编制本身是否合理。

　　五是要对三公支出的各项做明细说明，比如因公出国有多少次组团，多少人次，主要是参加什么活动；公务车购置和运行费中购置费是多少，运行费是多少，有多少台车，均价是多少；接待费中接待来访花费多少，业务工作花费多少等等。

　　三公经费公开得让民众看得懂

　　多数部门公开的三公数字通通是一揽子的费用总额，叫人读起来好比天书，看不出其中的名堂。殊不知各部门所公布的并不是“三公经费”核算的唯一账本，有选择性的公布账本也是降低风险的最好方式。积极推进经济民主的吴君亮此前提到，政府目前编制预算是同时采用两种方法编制两个账本，一个账本是按功能支出编制的，也叫功能支出账本，大致就是目前各中央部门所公开的。另一本帐则是经济支出账本，按经济支出分类来编制，包括具体的支出明细，比如汽车、房租、培训等纳税人最需要了解的项目一览无余，这个成熟的账本编制，财政部了解，各部门自己了解，可是纳税人却没有机会了解。

　　那么，预算账单究竟如何才能让人看得懂？云南省财政厅厅长陈秋生认为，“三公经费”公开的关键，是所公布的科目要细化。我国预算科目设“类、款、项、目”四个级别，此前公布的预算报告多数公布到“类”和“款”，具体的各种行政开支从中看不出来，应当公开到“项”甚至“目”，并做出相应的解释说明，让公众一目了然。

　　全面构建多种监督途径

　　“三公经费”并不是单纯的公示问题。公示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让政府支出更节俭、更合理、更透明，实现从源头上对预算进行制度性压缩，节省行政经费开支，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改进预算编制的办法和程序、健全监督体系、建立问责制度等，都是“三公经费”的制度“笼头”。通过对比“三公经费”的多少及其效果，也可以同步考察政府部门是不是管了不该管的事，是不是应当让渡某些职能，从理顺职能方面促进“三公经费”的公平公正。只有不留死角的公开，才能实现有效的监督，真正衡量出行政成本的高低及效益。

（责任编辑：李明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