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政绩、大上化工风气催动下，环境门槛和监管被一再降低，大批化工园区，正以一种公开的方式威胁着长江水环境。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张瑞丹

　　5月19日傍晚，居住在江苏省常州市春江镇新华村的吴常德和往常一样，下班后看了看天色，打开了卧室一角的窗户。1小时后，吴将窗户关严，直至次日傍晚。

　　“早晨气味最大，酸不溜秋的，闻后很不舒服，我宁愿闻汽车尾气。”吴常德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不过，他这个维持了五六年的无奈之举，终于看到了“改变的希望”。

　　5月18日，《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下称《规划》）获得国务院会议通过。吴常德们所苦盼的“全面提升流域及近岸海域水污染治理和环境监管水平，保障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等内容已经列入其中。

　　近年来，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污染问题日渐突出，吴常德每天要闻到的“怪味”，便来自不远处的沿江化工区。上世纪90年代，新北区下属部分乡镇开始引进化工企业。春江镇就开始经常弥漫着说不清的“恶臭”。2003年，春江镇又被定为江边化工区，短短数年间，这里成为水污染与空气污染的重灾区。

　　吴常德3年前曾经去附近的圩塘集镇区，其景象令吴常德至今震撼不已：澡江河污染严重，水体随着沿岸化工企业种类的不同，分段呈现出绿、紫、黑等多种颜色。

　　“澡江河一路向下流到长江。长江水量大，脏水很快冲没了，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吴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抱怨。但是，居住在化工区周围的人们，生活却因此改变。

　　2004年，常州市迎来了化工产业发展高潮。化工企业纷纷入驻的同时，当地身患癌症的人口数量也在不断攀升。

　　数据显示，常州市新华村这个人口6000多人的村子，2004~2008年间，身患各种癌症的人数高达近200人，死亡率超过历史上的血吸虫病。

　　栖身“黄金水道”

　　常州新北区，只是江苏乃至长江流域的一个缩影。对于化工企业的痴迷，使得这里陷入开发-污染-再开发-再污染的恶性循环，积重难返。

　　本世纪初，中国重化工业进入爆炸增长期，企业数量以每年近20%的水平蔓延。

　　数以千亿级的资本，纷纷注入中国的电解铝、石油、化学等重化产业中；而自西向东流淌、素有“黄金水道”之称的长江，则提供了其最为理想的栖身之所。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产业发展部主任孙伟善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从国际经验来看，化工企业多建在江河湖海附近，中国也不例外。因拥有优质港口和腹地滩涂资源优势，四川、重庆、湖北、江苏甚至上海，都毫不犹豫把重化工当成其发展支柱；一些以重化工为主导产业的央企“巨无霸”，更成为地方政府争夺的主要对象。

　　在追求GDP政绩、大上化工风气催动下，环境门槛和监管被一再降低。

　　环保部去年12月11日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全国总投资近10152亿元的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中，81%布设在包括三峡库区、南水北调输水干渠沿线在内的江河水域和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其中45%为重大风险源”。

　　这仅是冰山一角。据统计，我国长江沿岸约有40余万家化工企业；此外还分布着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以及上海、南京、仪征等石油化工基地。化工产业对于长江岸线的侵占，在下游尤其明显。仅南京到上海的短短距离，长江沿岸就摆放着8个大型临港化工区；而在江苏省境内，往往走不了几十公里，便会发现几个化工园区；江苏省苏州一市，下属各区更是建起9家大型化工园区，每个园区内又有大大小小数十家化工企业。

　　随着各种类型的化学工业园区建立，接踵而至的是物流、仓储和上下游延伸，港口码头、储罐、化工项目上下游产业蜂拥而至。

　　“可以说，长江流域一些江段岸线已完全饱和，被化工项目占满。”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所研究员陈爽惊叹。

　　孙伟善并不赞成这种发展模式：“从经济角度而言，发展化工业确有必要，但没有必要跟现在一样，苏北和苏南，长江对面对着干。”

　　2004年3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印发《关于我国化工园区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建议化工园区建设应根据自身条件和经济实力，不可盲目集聚，“防止相互攀比、圈地过大、基础设施与项目建设脱节；避免因一味追求上大项目、铺大摊子而造成土地资源和公用工程设施的浪费。”

　　但这纸通知并未起到任何预期效果。孙伟善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坦言，尽管行业协会并不支持化工企业、园区遍地开花，担心大量企业集聚会产生污染叠加效应，但终究只能起到引导作用，无法遏制地方政府此消彼长的化工“冲动”。

　　水污染危机频发

　　2004年起，水量浩荡的长江终于不堪重负，水污染危机频频爆发。

　　最先出事的是支流。2004年2~3月，长江上游一级支流沱江附近的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化肥厂出现设备故障，氨氮含量超标数十倍的废水倾泻而出，导致沱江流域严重污染，简阳、资阳、内江、资中等市县近百万群众饮水中断26天，沱江鱼类大量死亡。

　　该事故一度被称为“近年我国发生的最大一起水污染事故”。

　　随后，长江流域相继爆发湘江镉污染事件、岳阳砷污染事件等重大突发性水污染事故，沿江居民饮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到了2007年，民间关于“长江流域产业布局必须调整”和“建立水环境安全预警机制”的呼声此起彼伏。

　　彼时，民进中央曾对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8个省市的长江流域水环境安全现状进行联合考察和调研，完成了《长江流域水环境安全与保障调研报告》，并提交至2007年两会。

　　该报告指出，自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故以来，中国共发生130多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平均2~3天便发生一起。

　　参与撰写该报告的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振楼指出，长江流域工业和生活污水排放量居高不下；流域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低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远远跟不上水环境污染的速度。

　　“许多运行的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水平也在下降，依然沿用上世纪70、80年代的处理技术。”水资源保护专家、长江委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表示。

　　过去30年间，长江水质恶化趋势明显。翁立达只用了一个相当简单直观的数据：氮、磷含量分别增加了一个数量级，即10倍，“污染来自农业污染与工业排污。”

　　国家环保部最新的环境统计年报显示：近年来，向长江排污现象十分突出。长江接纳的废水量年年位居全国七大流域首位。2008年，长江接纳的废水量占全国近四成，为接纳量排名第二的珠江两倍之多。

　　据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的统计，20世纪70年代末，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尚不足100亿吨；2007年，翁立达率队对长江做过一次“体检”，发现长江流域年排污量已突破300亿吨大关，“相当于每年一条黄河水量的污水被排入长江”。

　　这个数字很快又被突破。本刊记者刚获得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11》中，中科院南京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高俊峰等指出，仅2009年排入长江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就达到221.1亿吨，比2005年工业和生活污水总排放量还要高。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虽然长江沿岸建起了相当数量的污水处理厂，但维持正常运行的也不过1/3，更遑论“绕道而行”的企业偷排。

　　住在重庆长寿化工园区的老工人赵东东（化名）对此中伎俩相当熟稔。“只要有人带路，半夜你去厂区走一趟，就可以看到一些企业一条条排污管直通长江，都在拼命偷排”，“白天你是绝对看不到的，环保局经常派人过来检查，一检查都是好的”。

　　对企业而言，偷排废水正面效益明显，节省大量排污费用，但对长江却是一场大灾难。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长江干流共有取水口近500个，目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岸边污染带的影响。

　　近年来的调查表明，长江已形成近600公里的岸边污染带，其中包括300余种有毒污染物。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周琪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现有评价标准，很难全面反映长江的水质状况。

　　“常用的主要有COD、BOD、大肠菌群、溶解氧等，但随着化工企业种类的增多，污染物的种类在不同江段也呈现出差异；而目前的监测结果并不能很好反映出来；即使是污水处理厂，也很难将全部污染物一一清除。”周琪认为。

　　治理的尴尬

　　对在长江流域的环境风险，无论是政府还是专家，都早已有所警惕。问题明晰，但治理却远非想象中容易。

　　近年来，国家明确规定了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采取关、停、并、转和限期治理的制度，长江沿岸各地环保部门也加大打击力度，但翁立达却认为效果式微：“长江污染治理至今，依然呈现变差趋势，没有扭转根本局面。”

　　长江正陷入一个逐渐被透支未来的恶性循环：一方面，沿岸化工企业数量越来越多，危机四伏；另一方面，长江污染物稀释很快，干流水质在现有的评价标准下总体良好，“人们又开始心怀侥幸”。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有关长江的讨论，多集中于防洪、水资源调配、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对于污染治理，则鲜有人长期关注。翁立达等少数学者长年执着的声音，终未形成主流。

　　陈振楼坦言，或许真的要等到长江干流爆发一次重大污染事件，沿岸化工污染的控制才会最终摆上台面。“问题是，长江与其他河流不一样，一次重大事故可能就完蛋了。”

　　摆在治理者面前的第一道难题，是长江环境容量到底有多大？《财经国家周刊》问及所有受访者时，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统一答案均是“摇头”。

　　但在混沌中，一些曾经的化工“明星”省份，已开始意识到沿江化工产业过于饱和，继而转向治理。

　　比如2007年曾饱受太湖蓝藻困扰的江苏，在整个无锡市饮水遭遇威胁的危局下，被迫追寻根源，结果发现化工企业排污造成太湖80%以上水体富营养化，成为蓝藻大暴发的“温床”。

　　国家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维新介绍说，有了“前车之鉴”的江苏省随后启动了五年期的新一轮沿江规划；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将限制沿江化工行业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亦了解到，为配合新一轮规划，自2010年底起，江苏省各县市挂靠在地方发改委的“沿江开发办”开始逐一撤销，“原则上不再鼓励化工企业沿江开发。”

　　翁立达等诸多专家则担心，尽管地方政府也开始关注化工治理，但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具有风险隐患的化工企业集中建在江河水库附近，“小风险会出现叠加递增效应”。

　　环保部亦发现了这个问题。2009年2月，环保部正式启动了针对环渤海、海峡西岸、北部湾、成渝和黄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区五大重点区域的战略环评（又称规划环评）工作。与单一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不同，战略环评会从整个区域的政策、规划及计划层面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不单单限于单个项目。

　　换言之，一个已通过环评的建设项目，若放在区域规划层面上，仍可能被认为“不符合要求”；这大大提高了化工业的门槛。

　　2009年国庆节，《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正式实施。但直至今天，全国各地工业布局失衡，不考虑环境容量与风险的行为仍不鲜见。

　　北京大学法学院环境资源法教授汪劲指出，虽然个别规划环评项目在环保部干预下做得相对成功，但大部分项目都把“规划环评”做成了“建设项目环评”的套路；加上很多地区和部门对规划环评缺乏足够重视，导致积重难返。

　　今年4月15日，国家环保部下发《关于做好“十二五”时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将严格执行《关于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关工作的通知》规定，着重抓好化工石化园区和其他排放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的高环境风险产业园区规划环评。

　　逆流而上?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均表示，治理长江需多借鉴国际经验，需要解决好上下游之间的关系，避免走入下游治理、上游污染的“死胡同”。

　　专家口中的国际经验，指的是曾被喻为“欧洲下水道”的莱茵河污染治理。这条流经瑞士、德国、法国、卢森堡、荷兰等9个欧洲国家，沿途居住着近2000万人的跨国江河，与长江一样，曾经饱受沿岸工业污染之苦。

　　上世纪中期，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大规模的战后重建使莱茵河流域成为欧洲最主要的经济命脉。多个工业区沿河分布，不断索取工业用水的同时，也排放了大量工业污水。

　　1987年，莱茵河沿岸国家一致通过了《2000年前莱茵河行动计划》。该计划特点之一，便是将生态系统恢复作为莱茵河重建的主要指标，而并非简单用若干水质指标来衡量。经过13年的治理，莱茵河才得以重生。

　　同济大学周琪认为，中国的沿江上下游城市是否能紧密配合，成为治理长江相当重要的一环。长江要展开治理，首先要把整个流域的真实情况搞清楚。但现实是，“即便是只做整个流域的科研工作，单和各地政府协调起来就相当复杂麻烦，涉及太多城市，很难开展。”陈振楼表示。

　　不过，最令业内人士担忧的，恐是近年来化工企业“污染逆流转移”势头。例如，近两年浙江省加大了对化工企业的治理，一些长江中上游省市地方官员则频赴浙江招商，拿着关停企业的名单，希望“招而引之”。

　　“GDP至上的观念，至今仍未改变；这种发展模式短期内能产生很高的经济效益，但风险很高，环境代价很大。”安邦咨询研究员刘小英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

　　2009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并于次年1月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据悉，目前已有杜邦、巴斯夫、拜耳等跨国化工公司纷纷前往皖江开发的前沿阵地——安徽巢湖，探讨建立生产基地的可能性。

　　“如果合理的规划布局没有落实到位，监管不得力的话，难保安徽不会成为下一个污染大省。”陈振楼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达出很大的担忧，“安徽一旦出事，影响的人口数量将会递增”。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安徽省合肥化工循环经济园已吸引20余家企业入驻，正在向千亿元年产值的石化基地迈进。而安徽化工园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将承接上海产业转移，建成华东重要的煤化工生产基地。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产业发展部主任孙伟善则认为，产业转移并非是坏事。但他强调，“产业转移，应该转移的是产品，而不是污染。转移过程中，必须升级技术，避免重蹈覆辙”。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