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炯/插画

　　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

　　北京“漂白蘑菇”调查、浙江钱运会案，种种网络热点都正在成为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一面镜子。即使有些猜测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谣言，但民众当初一边倒的怀疑仍在隐隐透露着一些信息。

　　今天，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保持公正……

　　有人说，幸福感源自相信。而当怀疑一切成为整个人群的集体意识，中国人与幸福的距离又该有多远？

　　我们的信任去哪儿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菲菲发自北京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我们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我们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不相信身边人——尤其，“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

　　当怀疑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不相信其实未见得比相信糟糕，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说明信息渠道多了，社会开放程度增强了。但我们的问题是爱走极端、擅长创造世界之最。所谓中庸之道只是传说，现实是别人干不出来的我们干得出来，别人想不出来的我们也干得出来。一旦相信我们就热血沸腾全国串连亩产十万斤儿子打倒老子老婆跟老公划清界线，不相信则心如死灰躲猫猫欺世码豆腐不吃了国产奶粉不喝了老人家倒地也不扶了。

　　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香港《太阳报》近日称，中国人去年一年输液104亿瓶，相当于人均8瓶）。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

　　面对如此世态炎凉只能茫然自问：我们究竟该相信谁？

　　武汉洪山区“钉子户”童贻鸿选择了首都警察。在武汉他被指控扔砖头伤人，因为不信任当地警方，自己花1000多块钱坐飞机到北京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而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被重型卡车压死一案，乐清警方第一时间发布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绝大部分都抨击警方撒谎，人们不相信钱运会之死的背后没有打击报复。同样，在有媒体爆出八成火锅为“化学锅底”后，中国烹饪协会立即辟谣，但网民并不买账，并“人肉”出协会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乃某知名火锅企业老板的身份。

　　一时之间，“阴谋论”风行中国互联网。有时候，往往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反而越遭遇网民的质疑。英国《卫报》评论说：“人们对此类事件（浙江乐清案）的猜疑显示出当局所面临的信任问题的严重性。在所有国家，阴谋论在网上都很盛行，但在中国有着尤为强大的吸引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也表示：“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信任不再，只剩下笑骂狂欢

　　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需要焦虑和担心的或许不只是政府官员。今天的中国，让我们不相信的土壤几乎随处可见且都相当肥沃。

　　“绿豆治百病”的张悟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最初就是被中国中医研究院下属的产业部门聘为养生食疗专家，开讲座，上电视，卖产品，利益共享。当张悟本坐镇的建筑被以“违法建筑”拆除后，其他相关利益方的处境如何却没了下文。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纪实文学作品《大迁徙》而遭遇陕西渭南警方赴京拘押，后者在敲开谢朝平租住房前自报家门称“人口普查的”，后来谢被取保候审。

　　怪事多发，就见怪不怪了。每件奇闻都会引来人群的围观和议论，但很快被新奇闻的热闹所取代。我们是能屈能伸知足长乐的民族，吃饱肚子就一团和气。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真相没有弹性，而且刺目，扎手，揪心。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仅出产残缺的身体——太监和小脚女人，也出产残缺的精神——奴性。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的《革命军》中说：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奴隶史。鲁迅在《华盖集》中说，中国的尊孔、学儒、读经、复古，是为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更是让许多人都学会了说谎，而且把谎言上升到“爱国”的高度。

　　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认为，有好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就非做不可。这和真假对错没有关系。皇帝什么也没穿，但大家都夸他的新衣服漂亮。罪魁固然是别有用心的骗子和愚蠢虚荣的主子，鼓掌叫好的大众也并非无辜。个人相对于体制是渺小的，但体制又由每一个人构成。但是，正如陈凯歌指出的，站起来控诉的多，跪下来忏悔的少。

　　我们活着，而且确实“欣然”。任何可悲可恨的事情都可以用笑骂的形式变成娱乐甚至狂欢——只要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在挖掘黑色幽默方面体现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比如“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姜你军”和“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我们编出《救助老人安全宝典》，我们在《阿凡达》里看到野蛮拆迁，从《让子弹飞》的台词“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读出政治隐喻。

　　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在一次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我们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中，我们不相信一切陌生人。我们明哲保身，安安稳稳做沉默的大多数；家家都安防盗门，低层住户都装防盗网；我们不敢让小孩自己上下学，学校门口有警察维持治安；我们对陌生人充满警惕，人口普查遭遇入户难。虚拟世界里，网络是那件神奇的衣服，把大家全变成了蜘蛛侠。现实到了网络就完全调了个儿：发言者陷入沉默，沉默者开始发言；权贵默默退后，草民成了主角。

　　所以，一些人说，现在的人很虚伪。这种虚伪甚至渗入我们的教育。百度百科有个词条“伪文章”，指的是不惜通过虚构事实表现真善美的小品文。其煽情和编造手段之虚假严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代表作就是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一面五星红旗》。给儿童爱国主义教育没问题，关键在于以什么方式进行这种教育。当“伪文章”充斥教科书，虚伪就不仅变得可以接受，而且成了准则。

　　从某种角度，许多人的虚伪不是虚伪，而是“务实”，是我们多少年来在理论与实际、语言与行动、书本与生活、理想与现状的巨大反差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和生存之道。比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老人当街摔倒我们不扶，因为有“彭宇们”的前车之鉴。这不等于说满大街的老年人都准备讹人，相反，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善良的。但疑虑是一种心魔，一旦迅速传播很难治愈。

　　普遍的强大的疑虑已经成为社会的“精神疾病”。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当“77元廉租房”引发的愤怒被证明是一起谣言时，我们也会陷入迷惘：除了自己，到底我们还能相信谁？

　　也许只能信小孩子。北京一名11岁的小学生去年在老师帮助下做了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测试，发现他随机选择的14种鲜蘑中有13种经过漂白处理。而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进行的调查称，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蘑菇97％未检出漂白剂，可以安全食用。一个是小学生的随机调查，一个是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布”，你该相信谁？对1100多人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人相信小学生的检测结果，只有8个人说他们对政府部门的检测有信心。

 不只普通人相信小孩子，一些地方有关部门也在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着自己对于成人的不信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2009年7月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当地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国民不相信运动”症结

　　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只是当前“不信任文化”最末端的表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国墙》一文中说，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不一而足。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无论夫妻关系还是官民关系，没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骗，自欺欺人。像那个段子形容的：官员们哄百姓开心做做秀，下级哄上级开心做做假，丈夫哄老婆开心做做饭，自己哄自己开心做做梦……哄来哄去的结果就是鲁迅说的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的“普遍的做戏”，也是严复所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作于伪，终于无耻”。

　　纵观近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资深网友黎明如是总结：只要是涉官、涉权的都会出现这个规律：不信——不信——就是不信。老百姓已经变成了“老不信”。黎明认为，解决这场“国民不相信运动”的办法就是政府退出“经济竞争”，不与民争利，更不夺民之利，不作为纠纷或迷案中的利益方出现。

　　周国平在北京大学做过一篇演讲，题目叫《中国人缺少什么》。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严重弱点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中国人缺少的不是物质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即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所以没有敬畏之心，没有自律。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财富未必能带来尊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成正比。飞奔在致富的道路上，我们更是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上帝、马克思、老天爷和十八层地狱都既不能让我们敬，也不能让我们怕。当下的游戏规则就是不要规则，不懂这个道理的就是阿甘，或者唐吉诃德，只能等着被淘汰。最近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在不同程度上吃亏。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吃亏就是福。西人也说，被骗也比骗人强。历史告诉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往往并不在当下。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更是时间。违背常识的情况无论多么普遍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

　　对话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不断损失

　　一些单位机构做过的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 “中国互联网进入全民围观时代”——这是2010年岁末，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最受关注的一句总结。

　　这意味着，信息分享的背后挺立着4.2亿中国网民大军，他们在虚拟平台上观点交锋、意见发布。与此同时，一方面是社会参与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则坦言，政府的话语体系与网民的期望尚有距离，这是“围观”平台上，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主要障碍。

　　“地方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

　　《国际先驱导报》：一些突出的热点事件，比如“李刚事件”，会给政府公信力带来多大程度的损害？

　　单学刚：“李刚事件”比较典型，它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域。比如“官二代”、交通肇事、学校“朴素”的维稳观、学术诚信等。由于它涉及到社会矛盾的很多领域，所以很受关注。“李刚事件”和“浙江乐清村长之死”可以说是去年最受关注的事件，这些事件给了社会舆论一个宣泄的窗口。网民利用这些事件进行了情绪上的宣泄。 “李刚事件”，对整体“官二代”的形象、官员形象都有负面作用。

　　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应对突发事件，信息透明、公开，不能以维稳的目的去遮蔽，去拖延。网络是社会情绪的宣泄窗口，用传统的维稳观去应对微博背景下的媒体环境，（会）构成很大的矛盾。这个事件还留下一个隐患：事发后出现了几十万造句，比如，“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飞流直下三千尺，不如我爸是李刚”等。很多娱乐化的造句，对政府公信力也好、对官员形象也好，是一个长期的负面效果。“李刚”已经变成了不良官员的代称。

　　Q：你还提到了最近刚发生的“浙江乐清村长之死”事件，我们看到，当地公安机关的信息发布速度是比较快的，当地也第一时间开通了微博，这些方式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有帮助吗？

　　A：这确实是一种积极态度。我注意到有篇博文写道“我们为何患上‘迫害妄想症’？”就是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交通肇事事故，但为什么非要先设定为有迫害嫌疑？这是大家对政府不信任的体现。开通微博、两手准备去调查的态度都是这一事件应对中的亮点，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找出真相，恢复公信力。

　　Q：“迫害妄想症”与2009年相比，有加深吗？

　　A：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有。并且和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有关。矛盾的过程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长期以来，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好，矛盾肯定在逐步加深。到某种时间段上，在某个突发事件上就有明显的表现。但也不能根据这一点去判断现在官民关系就一定怎么样。没有科学数字，很难得出一个主观的判断。只能说，随着矛盾的加深，在某种情况下某些问题上可能会被激化。

　　Q：那么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研究，虽然没有科学的数字，但对当下的政府公信力、官民关系有没有一个恰当的判断和表述？

　　A：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损失。这点上，有其他一些单位机构做过一个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这反映出老百姓对中央政府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评价，但在基层，很多基层政府在日常管理方面水平不高。县市级的政府公信力确实有减弱的迹象。表现为，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觉得是在编造。还有对当地公检法机关是否能把问题查清楚的能力存在质疑，不相信官方的结论。

　　Q：除了上榜的网络热点事件，还有哪些监测的案例能印证这个说法？

　　A：比如，去年9月的“湖南凤凰女坠楼事件”，虽然对犯罪者判刑很重（死缓），但是大家还是对此颇有争议，就是因为当地机关一开始遮遮掩掩、透明度不高。还有“宁夏吴忠跨省抓捕王鹏错案”，人们质疑，很多时候，为什么要采取一种极端的方法来抓捕网民呢？可能他自身也存在问题，为了掩饰问题所以采取这种比较极端的方法。

　　负面的案例并不少。特别还有拆迁问题，从唐福珍到江苏东海的父子自焚，到去年宜黄的拆迁事件，通过微博的推动，成为全民“围观”的事件，对当地政府的公信力都是减弱。

　　大家突然都不说的事情，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单学刚和同事的研究发现，随着近年来社会矛盾的加剧，“意见领袖”的价值立场发生明显分化。一部分人对社会的渐进发展失去耐心，趋于激进；另一部分人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体制内改革的立场。“如何团结和借重其中理性的声音，抑制其中非理性的声音；如何凝聚‘意见领袖’推进改革的基本共识？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付出更为诚挚和细腻的努力。”他说。

　　Q：政府的话语体系和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分歧在哪里？

　　A：观点有分歧也比较正常，因为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和出发点上。有些事件是在试图寻找这种交叉点，双方都在向对方立场靠近。比如“躲猫猫”事件后的追责处理。但是有些事件因为地方政府的推诿、拖延，到最后虽然大家都不说了，但是与网民的预期仍有一定差距，那么这些事件我们就称为一颗“定时炸弹”，表面看起来已经过去了，但要是今后又出现了类似的事件或者相关事件，这一事件马上又被提起，而且会变本加厉，有点像挥之不去的阴影。

　　网络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真相，网民首先要知道不管是好事坏事，真相是什么，而不是含糊其辞；真相之后就是追究责任，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谁应该负责？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主要是真相和责任。当然，真相可能很复杂，也许在第一天不能把真相说清楚，但是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对信息积极通报。最近几个案例还不错，比如“跨省追捕王鹏错案”，媒体披露后第三天，当地公安机关最高的两个负责人就被免职了。这与以往相比，已有很显著的提高。

　　Q：舆情监测室每个季度发布“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排行榜”，制定这个榜单有助于缓解地方上的官民对立吗？

　　A：还是有助于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那么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应对突发事件，而现在应对突发事件，离不开网络新媒体，所以能不能处理好突发事件，能不能处理好突发事件中和新媒体的关系，也是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力度的体现。

　　Q：去年四个季度的榜单变化明显吗？

　　A：从政府应对这个角度上讲，应对的速度和态度是有所提升的。发现问题早，更早地控制事态发展的方向，在信息透明度方面也有所提升，至少事件出来后大家会明白透明、公开的重要性。另外运用新媒体方面也有所提升，比如开通了不少官方微博，设立新闻发言人，和网民进行互动。当然，还有普遍存在的不足。有些情况下，有关部门试图进行好的处理方式，但是对新媒体的特点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导致回应的时机、讲话的方式和网民预期有一定差距。

　　Q：一边是突发事件产生的破坏力，另一边是网络问政的建设力，破坏力和建设力现在哪个力度更占优势？

　　A：我觉得一些基层政府公信力的损害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修复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一些具体事件，比如拆迁事件，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责任，谁的责任，是可以说清楚的，但是整个社会对强拆的不满，是难以扭转的。所以对基层政府来说，如果能把每个环节都处理好，那么它就是在为扭转全局做贡献。如果大家都能做好，慢慢就能转变过来。目前这个阶段破坏力很严重，就是现在一点点积累起的社会矛盾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所以也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进行良性的互动，去一点点提升公信力。

　　专家视角：重构信任，我们才能获得幸福

　　【访谈对象】周瑞金 著名社会评论家、知名学者

　　【主持人】邓媛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维稳旧思维影响政府公信力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关于“信任”的话题出现，比如老百姓可能不相信公安机关的某次调查结果。您怎么看？

　　周瑞金：这些案例反映了官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有深层次的原因。综观农村目前的群体性事件，和土地拆迁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多数是有关的。土地拆迁引起的矛盾，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地方政府发生了矛盾，而地方政府又把农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方式当作影响稳定，于是又从维稳的角度去处理问题，不善于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反映了我们维稳的思路比较片面。

　　这两年我们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原因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主观的原因，以及在处理老百姓利益问题上的政策有实际的困难。我觉得上级领导起到比较关心的作用时情况会好一些，但是上级领导不出来时，基层政府和老百姓的对立就比较明显，很多事情很难解决。比如，钱云会事件，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被谋杀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要说是普通的交通肇事，很多人又难以相信。我认为当地公权力介入时要注意，不要把很多知情人隔离起来。怎么做让老百姓觉得比较公正？这里有方式方法的问题。

　　总体上看，目前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一是涉及到土地和拆迁的农民权利的维护问题；另一个我们的维稳的思维逻辑和农民维权的逻辑发生冲突，显示出什么叫稳定，农民有意见不能当作不稳定，要正确处理，调整维稳的思路。公信力问题涉及到这两个根本问题。

　　Q：提到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有实际的困难，这主要指的是什么？

　　A：具体的困难主要因为和老百姓的关系，基层政府一般处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第一线，和老百姓的冲突会经常发生，小事情也会变成大事情。基层干部也很累、很辛苦，面对的是直接的群众。不像上层领导隔了一层，相对好处理一些，所以基层一般发生和老百姓的矛盾时，特别需要上级领导及时介入。一方面能够指导基层干部如何正确对待，同时也能够全面看到问题所在，能够介入解决一些问题。再回到浙江乐清村长之死这个案例上，村长被碾死事件直接和“征地”有关。建厂的征地补偿够不够？如果存在问题，那么政府要承担责任，上级领导需要缓解村民情绪，指导乡村一级的干部解决问题、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

　　Q：公信力下降，是否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阶段？

　　A：从目前来看，我觉得现有的冲突主要是内部矛盾，处理利益关系调整上的问题。群体性事件，争利不争权。大部分是利益引起，维护自己权益。中央提出要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在市场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然部分农村土地涉及到征用，农民被征地后被补偿多少合适，这些问题上需要有法制的规定。

　　现在旧的拆迁法被批评很多，但新的拆迁法迟迟没有出台。这说明问题很复杂。农民维权不仅是土地拆迁，还涉及到陵权、矿权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环境污染问题等。

　　市场竞争焦虑让人与人疏离

　　Q：除了官民之间的信任，其实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目前也普遍缺乏信任，比如为争房产，亲人之间也能反目成仇；去医院看病，患者不相信医生等。

　　A：公民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我们面临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问题：市场竞争的焦虑。市场竞争引起的焦虑弥漫在这个社会。以前阶级斗争时，通过政治运动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改革开放后不搞政治运动了，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了，个人要有上升的通道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于是，每个人都想争到自己的利益，很短视，别人获得的自己没获得，就会有焦虑感和失落感，容易在眼前利益争夺下，互相不信任。

　　由此出发，又产生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也就是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对立情绪，进一步产生仇官、仇富情绪。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加以疏导，要建立文明的精神，道德规范，要从物质主义、享受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中解脱出来，更多关注人文精神，要有精神的追求，精神的关怀，把公民的精神层面提得更高一些。

　　人际关系在社会转型期间，总会有一个调节的过程。所以这里面需要有一个社会基层的自治，社会的问题交给社会自己治理。公民之间要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监督，要形成公民社会的规则。

　　Q：从精神层面上而言，信任缺失的后果是什么？

　　A：现在精神病患者越来越多，人们的信任感低，失落感增多，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人和人比还是会有失落、幸福感比较低，缺少满足感。人对物质的追求需要满足感，对人与人竞争结果的公平性感到不满。这种情绪是在竞争中人的本性都可能有的。需要我们社会加以引导和疏导，正确的社会管理。政府适当管理，有一个仲裁的机构满足人们对公平的调节。

　　总之，我们需要从法制、建立公民社会等多方面努力，才能重构信任，获得幸福。（本报实习记者胡萍萍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