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1日，一座总高9.5米的孔子雕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在天安门广场地带引人注目。雕像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题字者为饶宗颐先生。对此，有学者说，孔子回来了。向春/图

　　作者: 易中天

　　以共同价值为标准，抽象继承为方法，现代阐释为途径，大约就能解决“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的问题。

　　孔孟的“仁学体系”，它有一个靠得住的基础（亲亲之爱），一个行得通的方法（忠恕之道），还有一条做得到的底线（恻隐之心）。靠得住，行得通，做得到，就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空头支票”，这很了不起。

　　孔孟的所有思想，所有概念，都有时代的背景和历史的语境。比如“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就是在宗法制度的背景下说的。

　　三纲要不得，五常就要得吗

　　馊了的饭菜，怎样“创造性转化”？

　　2010年12月2日《南方周末》刊登的《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次重量级学者的对话。杜维明、袁伟时两位老先生，温文尔雅坐而论道，心平气和谈古论今，十足的大家风范，确实令人敬佩，也确实给人启迪。

　　不过恕晚辈直言，先生们的某些说法，恐怕还可以商量。比如两位先生都说，三纲要不得，五常可以有，我就觉得很可疑。民进党要跟陈水扁切割，都不容易，何况三纲跟五常？这两个，当年可没实行“AA制”，反倒俱为一体，共存共荣。它们之间，其实是纲目体用关系，即三纲为纲，五常为目；三纲为体，五常为用；三纲为皮，五常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三纲没了，五常还会有存在的合理性？

　　更何况所谓“五常”，本身就问题一箩筐。且不说董仲舒在孟子的“仁义礼智”之外再加一个“信”，是何等的不伦不类；也不说这五个字，是不是都能进行现代阐释，变成现代价值。就算是吧，那么可以拿出来说，拿过来用的，又岂止“仁义礼智信”？比如忠，比如恕，比如勇，都不比“信”差。既然如此，整出个“仁义礼智，忠恕信勇”的“八常”，不行吗？为什么只能“五常”呢？又不是联合国。

　　所以，我真的想不明白，干嘛一定还要留着“五常”？也许，先生们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太有感情了，总希望能保留和抢救多少，就保留抢救多少。因此，杜维明先生甚至提出，“儒学要对一些糟粕”进行“创造性转化”。

　　这又让我看不懂。没错，神奇可以化为臭腐，臭腐也可以化为神奇。这样看，糟粕也未必不能转化为精华。但是对不起，第一，这是道家的辩证法，儒家似乎不这么讲。第二，就算糟粕可以变成精华，也得先承认那是糟粕。第三，也不是所有的糟粕，都能变成精华。比方说，馊了的饭菜，怎样“创造性转化”？变成“脑白金”吗？

　　三纲五常，就是“馊了的饭菜”。因为以前，这玩意是可以吃的。我们中国人，也吃这一套，还吃了两千多年。不过，在汉代，它是“新鲜饭菜”；后来，是“家常便饭”。辛亥革命后，就变成了“剩饭剩菜”。加上又没放进冰箱，哪里还能再吃？那可是要拉肚子的。

　　五伦早已不伦

　　某些已经死去的，就让他“死在沙滩上”。

　　肯定五常，或许是因为要肯定五伦。原因，则大约因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传统社会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号为“五伦”，也叫“五常”。由此产生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就叫“人伦”。具体内容，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在杜先生那里，是被看作“普适价值”的。那么请问，君臣有义，还需要吗？不需要了吧！夫妇有别呢？杜先生说还要。因为这个“别”，不是差别，而是分别。比如以前是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内，等等。

　　这又让我不明白。一个家庭，为什么一定要“有人主外，有人主内”呢？都主外，也都主内；或者因时、因事、因人而异，轮番主外主内；甚至有事“一致对外”，无事“共享天伦”，不分主外主内，不行吗？何况还有实行“AA制”，各人的内外自己主张，自己打理的，也没见天塌下来。“主外主内”的“夫妇有别”，究竟有什么必要？就算有，那也是家庭内部的分工，为什么要作为道德规范提出来？如果但有“分别”就关乎“道德”，那么请问，授精怀孕的“男女有别”，难道也是？

　　还有“长幼有序”，也成问题。大哥哥和小弟弟，为什么一定要有道德上的序列呢？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必须规范为“兄友弟恭”？平等相爱，就不行吗？我在家里就是老大，我一点都不觉得对两个弟弟，要摆什么哥哥的谱！

　　一个要不得(君臣有义)，一个没必要(夫妇有别)，一个很可疑(长幼有序)。所谓“五伦”，岂非丢了半壁江山？这样的“半吊子”，岂非早已“不伦”？

　　所以我说，儒家的很多东西，恐怕都是“馊了的饭菜”。就算依照袁伟时先生提出的附加条件，把它们“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怕也无法“起死回生”。何况能不能这样重建，也还难说。毕竟，诸如“五伦”之类，只是在传统社会才有意义。传统社会既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传统道德又何必一定要“似曾相识燕归来”？

　　因此，某些已经死去的，比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就让他“死在沙滩上”，用不着再去“创造性转化”。我们需要继承的，只能是确有生命力的东西。

　　一个标准：共同价值

　　没有哪个民族，会把仇恨当作核心价值观。

　　其实，儒学当中，可继承的东西很多，比如“仁”。

　　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仁学是孔孟的卓越贡献。它的基础，是一种“人皆有之”，因此可以“不证自明”的“人性的善”，这就是“亲亲之爱”。既然是“亲亲”，那么，子女要爱父母，父母也要爱子女，这就是“对等相爱”。同样，亲兄弟要爱，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以及相当于兄弟的乡亲、同学、战友、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也要爱。这就是“顺序延伸”。于是，从纵向的孝和横向的悌出发，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可以让世界充满爱。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

　　何况做起来也不难，不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或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忠恕之道”。这是行得通的。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强加于别人，有什么难呢？就算没能力帮别人立，帮别人达，不嫉妒，不破坏，不阻挡，总做得到吧？

　　如果连这也困难，那么，还有“恻隐之心”作为底线。前不久，许多媒体，都相继报道了当年的红卫兵向被迫害者道歉一事，很让国人震撼。其实反过来想，如果那时他们能有“不忍之心”，又怎么会对老师和长辈恶语相加，拳打脚踢？也就没有后来的良心谴责和内心煎熬了。“于心不忍”这“一念之善”，岂非极其重要？

　　这就是孔孟的“仁学体系”。它有一个靠得住的基础(亲亲之爱)，一个行得通的方法(忠恕之道)，还有一条做得到的底线(恻隐之心)。靠得住，行得通，做得到，就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空头支票”，这很了不起。

　　不过更重要的，还在于仁爱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追求。事实上，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没有哪个民族，会把仇恨当作核心价值观。因此，尽管孔孟仁学当时就遭人诟病(比如墨家的批判)，后世也遭人质疑(比如“五四”的批判)；也尽管它的某些具体内容，包括父慈子孝和兄友弟恭，仍不乏可以商量之处，但它的基本内核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继承的。

　　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就弘扬之；不符合，就抛弃之。这就是我主张的取舍标准。

　　一个方法：抽象继承

　　也许得把儒学 “放进洗衣机，再加漂白粉”。

　　有标准，还要有方法。标准，讲“继承什么”；方法，讲“怎样继承”。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继承？

　　照单全收是不行的，拿来就用是不行的，不加改造也是不行的。因为孔孟的所有思想，所有概念，都有时代的背景和历史的语境。比如“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就是在宗法制度的背景下说的。依照宗法制度，所有的贵族，包括天子之王族，诸侯之公族，大夫之氏族，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传嫡长子，世代相传，万世一系，是为“嫡系”，也叫“大宗”。大宗之子，世代为君，或为国君，或为家君。他们的儿子，就是“君子”，即“君主之子”。不是嫡长子的次子和庶子，分出去成为“小宗”。分到最后，最小的小宗，已经做不成贵族，只能做庶民，这就是“小人”，即“小宗之人”。

　　小人(小宗之人)在家族里，不能跟君子(家君之子)平起平坐。女人在家庭里，也不能跟男人平起平坐。这就叫“男尊女卑，嫡尊庶卑，君尊臣卑”。但是，大宗小宗，都是同宗；女人男人，都是家人。疏远女人和小人，他们当然要抱怨。这就是“远之则怨”。反过来，如果太亲近，他们又会没大没小，忘了规矩。这就是“近之则不孙(逊)”。亲近也不行，疏远也不行，所以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毫无疑问，孔子这个说法，明显地带有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的色彩。但是完整地看，却又有合理成份。什么合理成分？凡事都要有“度”。远了近了，都不合适。同样，快了慢了，多了少了，长了短了，也不合适。适可而止，恰到好处，才合适。

　　这就是中庸了。中庸作为思想方法，正如仁爱作为社会理想，都是孔子留下的宝贵遗产，可以继承，也必须继承。只不过，不能“直接继承”，不能“具体继承”，不能“全盘继承”。比方说，不能再讲“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那又怎么办？抽象继承，也就是把其中的合理部分抽离出来，不要“核桃壳”，只吃“核桃仁”。比方说，不要“为难养也”，只要中庸。

　　显然，这是一项挺费事的工作。看来，也许得把儒学“放进洗衣机，再加漂白粉”，冲了又冲，洗了又洗，一直洗成“灰色”为止。

　　一个途径：现代阐释

　　只有经过现代文明的打磨和洗礼，儒家思想才能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其实，儒家思想当中，有麻烦的不仅“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比如“亲亲相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同样麻烦。

　　毫无疑问，孔子的这个主张，很人性也很人道。因为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师生之间互相告发，其实是很野蛮的，更不用说抓起来严刑逼供了。因此，现代法学的主流意见，便认为近亲属可以“知情不报”。他们在法庭上，也有权提供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没有义务提供不利证据，甚至可以不出庭。这就是“免证特权”，已为许多现代国家的法律所采纳。可见，亲亲相隐，有着合理的内核，而且是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

　　可惜，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比方说，如果父亲是汉奸，儿子是八路呢？如果这父亲还带了日本鬼子来烧杀掠抢，甚至轮奸了儿媳妇呢？再比方说，纪检委的干部，手上掌握了儿子贪腐的材料，要不要交出去？不交，就违背了“执法如山”的组织原则。交，则违背了“亲亲相隐”的道德原则。请问，他又该怎么办？

　　也只有一个办法，即明确“亲亲相隐”是权利，不是义务。是义务，当八路的儿子就不能杀死做汉奸的父亲，当领导的父亲也不能举报有贪腐嫌疑的儿子。是权利，就可以选择。他可以“知情不报”，这是行使“免证特权”；也可以“大义灭亲”，这是放弃“亲亲相隐”。但不论行使和放弃，都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他的自由，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自由。

　　看来，亲亲相隐也好，其他什么也好，都不但只能“抽象继承”，而且必须“现代阐释”。这就要引进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观念，立足于公民权利、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现代意识。有此“他山之石”，方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事实上，穿越了两千年历史的儒家学说，原本只是锈迹斑斑的出土文物。只有经过现代文明的打磨和洗礼，才能放射出璀璨的光芒。墨家、道家、法家，所有诸子百家和传统文化，也都如此。

　　以共同价值为标准，抽象继承为方法，现代阐释为途径，我们大约就能解决“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的问题。此即所谓“愚者之得”，恳请杜先生、袁先生和诸位方家赐教。如有唐突，亦请海涵。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