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雨晗

“斗争”是毛泽东鲜明的性格特征。毛泽东一生崇尚斗争、善于斗争，凭借高超的斗争本领、顽强的斗争精神，带领党和人民军队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毛泽东十分注重斗争策略，既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具体实际，正确组织发起攻势并作出有原则的让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把妥协智慧运用得出神入化、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共产党保存了实力、积蓄了力量、得到了发展、赢得了主动，中国革命不断由胜利走向胜利。
　　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展。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深刻总结教训，提出必须组建革命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拉开了武装反抗的序幕，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上百次武装斗争。由于当时对中国革命斗争特点规律认识不够，武装斗争主要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大城市发起，所以均以失败告终。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敌强我弱和工农革命军面临的严峻形势，主张放弃攻打大城市，转战至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他打了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只是一颗小石子，是不可能打破国民党这口大水缸的，只有我们上山了，积蓄力量，把小石子变成大石头，将来我们才有实力打破那口大水缸。此后，毛泽东带领部队在井冈山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在认真总结探索的基础上，他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深刻剖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系统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为夺取全国胜利指明了方向。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采取妥协的策略，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展，从而成功找到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以战略退却换取战役战术主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粉碎敌人的“围剿”，毛泽东结合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指出我们不能犯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而要实施诱敌深入的方针。战略上退却，战术上进攻，这是变战略被动为战役战术的主动；敌人进攻，红军退却，变外线为内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这是内线中的进攻战。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以妥协的智慧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取得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湘江战役红军损失十分惨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始终坚持以战略退却赢取战役战术主动，避开敌军主力，直逼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指挥千军万马四渡赤水河，上演了人类战争史上精彩绝伦的一幕，把蒋介石及其“追剿”红军的部队搞得晕头转向，拖得溃不成军。中央红军则跳出了敌军重重包围，将其远远甩到身后，取得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四渡赤水的胜利，是毛泽东巧妙娴熟运用斗争和妥协辩证关系的得意之笔。
　　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共产党努力调解下，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条件，国共开启了第二次谈判。在谈判中，毛泽东顾全大局，对国民党作出很大让步，以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尤其在红军编制上，由原计划编为4个军缩减为4个师六七万人。然而国民党仍不满意，提出无理要求。当谈判陷入僵局时，毛泽东要求谈判代表团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深刻指出，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于是，共产党再次让步将红军缩编为3个师共计4.5万人，并取消红军名义，服从国民党中央的统一指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联蒋抗日、共赴国难，共产党郑重声明：取消“工农革命政府”的称号，红军正式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此外，为了壮大抗日统一战线队伍，联合地主阶级起来抗日，中央主动将没收地主土地政策改为减租降息政策。正是共产党的一再让步，才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拿一个延安换一个全中国。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对陕北发动进攻。在陕北战场，能够保护党中央和延安的军队仅有3万人左右。面对敌人优势兵力三面围攻和狂轰滥炸，毛泽东毅然决定主动撤离，放弃延安。众人不解，毛泽东向大家解释道：如果一个人背着很重的包袱，包袱里装满了财宝，可是路上却不幸遇到拦路抢劫的强盗，面对这种情况，他该如何是好？如果背着沉重的包袱跟强盗打，一定打不赢，那财宝跟命就都没了。倘若他暂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话，就能全力以赴的跟强盗对抗，战胜强盗后，包袱自然也就保住了。他还说，我们放弃延安只是暂时的，并不损害战争胜利大局，今天放弃延安，将来要拿一个延安换全中国。3月18日，在轰隆的枪炮声中，毛泽东批阅完手头的文件，率中央撤离延安。第二天，胡宗南的部队占领延安。为了拖住敌军，党中央带领西北地区部队采用蘑菇战术，在陕北不断地与敌人周旋，充分调动之后集中优势兵力加以歼灭，从而使敌方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为我党发起战略反攻打下坚实基础，成为毛泽东妥协智慧的光辉写照。
　　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抗战胜利后，阶级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强烈呼吁和平的舆论压力，加之其内战摊子尚未支好，开始预谋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极力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但背地里早已调兵遣将枕戈待命，随时准备发动战争。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本性，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两手对两手的斗争策略为中国革命往何处去指明了方向。在重庆谈判中，中共中央决定既要争取和平民主，还要准备自卫战争，把工作的基点放在“打”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按照毛泽东这一思想，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在山西上党地区歼灭来犯之敌，消息传到重庆，国民党主动挑起内战的阴谋就此败露，这使我党在谈判中占据了主动，成功促成“双十协定”顺利签订。两手对两手的策略让国民党的阴谋破产，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最终被彻底推翻，体现了斗争和妥协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