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孟杰

“我要是能看见他真人，我真想掐他两下，为什么留下我自己。”

1月12日，烟台海阳朱吴镇上孙家村，94岁的张淑卿从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寻亲中心那里得知，自己离家74年的丈夫就安葬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这让她74年的等待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而此时，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寻亲小组成员周光涛那颗一直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又一位“无名烈士”变“有名”了，这也代表着又一位烈属的寻亲愿望在生前实现了。

松涛阵阵见证了多次团圆。

“为有名烈士找到亲人，让无名烈士变有名”，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寻亲小组的主要成员，周光涛接过了为烈士寻亲的接力棒，成为陵园第三代寻亲小组的主力军。

早在1998年，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就开始设立寻亲小组，并开通了全国第一部烈士寻亲热线，靠着一部电话，第一代寻亲小组为138名革命烈士找到了亲人。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已经有261位烈士“圆了归家梦”。

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2011年，第一代寻亲小组成员陈放从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宣传科科长的位置上办理了退休。如果不是接手了为烈士寻亲这项工作任务，陈放的职业生涯应该是非常圆满的。但真正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他还是稍有遗憾。

这份遗憾要从1998年说起。

第一代寻亲小组靠着人工翻阅资料查找烈士信息。

1998年，是济南解放50周年，时任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宣传科副科长的陈放在准备纪念仪式的时候，接到了一个新任务——为陵园里的烈士们找亲属。从1985年到烈士陵园工作以来，陈放就负责革命烈士事迹的搜集编撰工作，让他讲述这些烈士的生平事迹，他不用翻资料也能娓娓道来，但是说到寻亲，陈放也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1998年清明节，陈放接到了第一个寻亲的任务。来自临沂的刘瑞本和魏光玲夫妇找到陈放，他们想要找的是自己叔叔魏相近。一封信、一张烈士证，这是两人能提供的所有信息。

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有一套《山东省烈士英名录》，上面记载着22万多名山东籍烈士的名录。从刘瑞本和魏光玲那里拿到信息后，陈放和同事们就开始逐页查找，终于发现了魏相近的名字，上面清楚记录着魏相近烈士生前所在部队、牺牲时间、地点和安葬地。在见到叔叔的墓碑后，魏光玲摸着墓碑哭了。时隔50年，自己终于为父亲和奶奶圆了找到叔叔的梦。

同年清明节，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的第一部，也是全国第一部“寻亲热线”就此开通。

借着一部座机和《山东省烈士英名录》，从1998年到2009年，陈放和同事们先后为全国各地烈士亲属找到了138位烈士的墓地。

让更多人知道为烈士寻亲这件事

“依然有遗憾，真的就是想帮助他们找到，但又有一种劲使不上的感觉。”2011年，陈放退休，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第一代寻亲小组的使命，却留下了。

寻亲小组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烈属寄来的信件。

2009年，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创建了“烈士寻亲直通车”服务品牌，并成立了“烈属寻亲办公室”，设立了面向全国的统一“寻亲热线”0531-82030609，同时，与《齐鲁晚报》联合发起了“为济南战役牺牲烈士寻亲”活动，又进一步完善了网上“查找烈士”功能。只要登录济南战役纪念馆网站，就可以在网上查询到济南战役中牺牲的5100多位烈士的相关资料，方便烈属查找烈士的下落。多管齐下，烈士寻亲活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高潮。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副主任孙继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做了这么多努力，开通这么多渠道，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为烈士寻亲这件事。

姚尚贤烈士家属轻轻擦拭墓碑。

2010年清明节前夕，江苏姚金元的女儿无意中在一篇文章下看到了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发布的为烈属寻亲的热线以及济南战役纪念馆的网址，通过文中链接的网址，在济南战役纪念馆网站烈士墓区示意图上，姚金元的女儿看到了“姚尚贤”三个字。通过寻亲热线反复确认，姚金元的女儿确认，安葬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墓区九坪三排的姚尚贤，就是姚金元找了52年的弟弟。

这是济南革命烈士陵园自2009年开通网上烈士查找以来，找到的第13位烈士的墓地。

2018年，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又开始跟互联网平台发起合作，变被动等待为主动出击，第一年在平台上公布了54位烈士的信息，最终，23位烈士的亲属前来“认亲”。

从2009年到2021年，十二年的时间，第二代寻亲小组总共为78位烈士的家属找到了他们亲人的墓地。

无名烈士的墓碑也该有名字

“真正做了这项工作，才真正感觉到当时陈科长他们真的是已经做到极致了。”2021年，“为烈士寻亲”的重任，落到了周光涛的肩膀上。

周光涛为一位烈士后人提取血液样本。

其实，从2012年参加工作以来，周光涛就一直在参与为烈士寻亲的这项工作。

“刚开始就是接电话，平均每年能接200多个电话，主要集中在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前后。”最早参与这项工作，周光涛从一名接线员开始做起，在做接线员的七八年里，周光涛感到“为烈士寻亲”这项工作好像进入了瓶颈期。

“很多烈士牺牲的时候都很年轻，有的没有留下后人，加上牺牲的时间比较久远，七十多年了，能找的，肯定就来找了。”

安葬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墓区的1703位烈士中，除了913位有名烈士外，还有790位无名烈士。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就把这790位无名烈士的寻亲工作提上了日程，希望这些无名烈士的墓碑上，也刻上属于自己的名字。

而DNA新型技术手段，为这一想法提供了技术支撑。

“没有名字就找不到家，他的英魂就没有归属，这些无名烈士的亲人，找不到他们的亲人，烈士精神的传承就不足，我们必须要怀着使命和责任，去完成这项任务。”2021年12月，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专门成立了寻亲中心，并同时公布了两部寻亲热线：0531-82720111,82720222。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一级调研员李晓文在寻亲中心成立的仪式上，说出了上面那段话。

那时，寻亲中心早几月前就已经开始开展工作，并成功提取了685份无名烈士的DNA有效样本。为了让无名烈士更快找到亲属，变“有名”，寻亲中心的成员开始走出中心的大门，到有可能的地方实地寻访。

DNA是可能，不是万能

“虽然有了DNA鉴定技术，但这些烈士的遗骸已经长眠地下70多年，谁都不知道下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能否鉴定出DNA信息谁也没有底。”周光涛称，第一次见证开棺提取DNA，自己就感到“五味杂陈”，很多烈士的遗骸都有残缺，这让能否成功提取到DNA都成了一种挑战。好在当时提取的4份样本中，鉴定成功了2个，这让当时参与寻亲工作的人员内心又看到了希望。

DNA新型技术手段，让为无名烈士寻亲有了可能，但DNA又不是万能的。

寻亲中心再次出发。

2022年1月11日，寻亲中心的工作人员再次从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出发。周光涛已经是第四次跟随寻亲队伍实地寻访了。他们这次带上了18条寻亲线索，其中有3条，都已经确定了直系亲属，还有一条线索，他们虽然提前确定了DNA信息，但光在“确认”环节就足足忙活了4个多月。

“当时DNA鉴定后，信息指向烟台海阳朱吴镇，但镇上的四个村子都有烈士。”周光涛称，当时他们查询了烈士陵园的烈士英名录，又联系了当地的退役军人部门进行寻访，但信息指向仍旧非常模糊。他们并没有放弃，根据信息指向的四个村子中的40多位烈士逐一研判，再经过精细排查，他们发现这些烈士中，只有3名烈士在济南战役中牺牲。范围缩小了，但让寻亲中心困扰的是，这3名烈士信息跟DNA鉴定信息并不一致。“当时都以为找不到了。”周光涛说，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转机也同时出现了。

“在第一轮排查中，有一名烈士（孙学通）在英名录上记载是1948年8月失踪，因为济南战役发生在1948年9月，我们并没有直接认定。但后来重新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时的时间记载是阳历和阴历混记，当年的农历8月正好是济南战役发生的时间，这一下就有了转机。”周光涛称，再进一步经过核实，他们才找到了张学通的爱人张淑卿，确定了孙学通烈士的信息。

“我们能为烈士做些什么”

24年，三代人的坚持，松涛阵阵见证了261位烈士与亲属的团圆。“寻亲中心”成立至今，也为45位无名烈士寻到了亲属。

从1998年到2022年，24年间，寻亲的人换了三代、寻亲热线换了三部，但济南革命烈士陵园为烈士找到亲属的初心却一直未变。

这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处处也都是感动。

周光涛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张淑卿的故事。

张淑卿老人等了丈夫74年。

张淑卿老人现年已经94岁高龄了，结婚仅9个月，丈夫就离家参军，这一等，老人就等了74年。

“老人其实在1958年就已经收到了丈夫的烈士证，但是因为找不到安葬地，老人一直在心里觉得丈夫还在。”周光涛回忆称，虽然已经94岁高龄，但老人仍旧清楚记得丈夫离去那天的情景。

老人告诉他们，丈夫走的那天是1947年农历的六月初五，那一天外面雨下得很大。周光涛称，老人回忆的时候偶有啜泣，还很遗憾地告诉他们，那天早晨她为丈夫做好了早饭，但丈夫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

“我们能为烈士做些什么？”从陈放到周光涛，每一位“为烈士寻亲”的参与者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这几年，周光涛经常去烈士陵园的墓区看一看、走一走。见证了那么多场久别后的重逢，他更加觉得，自己和同事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像张淑卿老人一样还在等待的烈士亲属心里能有个告慰，让这些烈士的精神和故事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弘扬。

4月5日，这已经是周光涛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工作的第10个清明节了。

3月31日下午，他和陵园的工作人员一起，为现在已经“有名”的45位“无名烈士”墓前都献上了鲜花。按照工作计划，在9月份，他们还要为这45名“无名烈士”举行一个盛大的立碑仪式。

清明节过后，周光涛和寻亲中心，又将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