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成功访华，中美两国签署《上海公报》。《上海公报》的核心是相互尊重，关键是承认彼此不同的社会制度，目的是谋求实现互利合作，致力于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

　　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两国领导人“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以及经过艰苦谈判达成的《上海公报》，促成了中美关系“破冰”，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奠定基础。“尼克松访华旋风”掀起了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热潮。1972年，中国同18个国家建交或提升外交关系级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可以说，中美关系“破冰”和迈向正常化，带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推动国际紧张局势极大缓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定维护世界和亚太地区和平，赢得了尊重，赢得了朋友，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尼克松从一个反共斗士转变为中美友好交往的开拓者，显示了他个人作为政治家的魄力，其改变对中国的观念，也是时代的产物。中美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发生根本性变化，是世界形势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1972年2月28日，针对尼克松在结束中国之行时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毛主席对周总理笑言：“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到处伸手，四处扩张，结果深陷困境，独霸世界的梦想变得支离破碎。这促使尼克松转向中国，谋求借重中国的力量实现全球战略平衡。中美这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搁置双边分歧，实现和解合作，为缓和冷战紧张气氛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注入了极大的积极因素。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美国臆测中国对其世界霸权地位构成日益严峻的挑战，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像浓重的阴霾笼罩在华盛顿上空。拜登政府上台后，对中国推行所谓“对抗、竞争、合作”三位一体政策，虽表示不打“新冷战”，要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要为美中关系设立“护栏”，但又因袭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渲染“中国威胁”，声称中美“接触时代”结束，全力聚焦对华战略竞争。其实质是企图按照美国自身利益设定“游戏规则”，阻遏中国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在中方的大力推动下，《上海公报》包含了中美共同反对“霸权”的内容，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当下的美国无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竭力推行强权政治，谋求维持霸权地位。拜登政府调动传统同盟体系，构建“民主科技联盟”，出台“印太战略”，创设新的地缘政治小团伙——例如，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等等，企图统筹美及盟友在军事、经济、科技、情报等领域的资源和力量，维护其在世界及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美国把中国作为其称霸战略的“眼中钉”，显然是找错了对象，打错了算盘。

　　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在《上海公报》中作出了对“一个中国”原则不持异议以及美国最终撤出全部在台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承诺。此前，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在台湾地位和撤军问题上的表态也表明美国基本上接受中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和立场，是中美双方化解分歧、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基础。然而，美方40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与立场已经走样、变味、倒退，背离了中美建交时美方与中方达成的共识。出于对华遏制需要，拜登政府打“台湾牌”的动作有增无减。法理上，美抬高《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地位，将它们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列。政策上，不断推出涉台法案，发布美与台湾交往“新准则”，鼓励美台接触，提升美台关系。行动中，增加台湾国际曝光度，推动支持台恢复世卫组织观察员资格，邀请台参加所谓“民主峰会”，煽动和支持台在立陶宛开设“台湾代表处”，并鼓动欧洲盟友支持立陶宛。这些举动助长了“台独”分裂势力的气焰，触碰了“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

　　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发表《上海公报》，说明中美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可以把双边的政治分歧搁置在一边，能够基于共同利益进行战略合作。美方在公报中声明，“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但如今，美国仍有不少政治人物抱守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拜登政府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服务自身利益和对华进行遏压的工具，企图以价值观为黏合剂，整合盟友力量；以价值观为催化剂，重拾西方内部自信。美反华势力大肆污蔑、抹黑中国政治体制，捏造、炒作所谓涉华“人权”议题，竭力妖魔化中国形象。

　　50年前尼克松访华，中美开启交往大门，展示了那一代政治家对历史趋势的深刻洞见和准确把握。中美实现关系破冰，是中美双方基于国际形势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中美双方顺应时代潮流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这种判断和选择既是对各自国家利益需要的谋划，也是对实现世界和平的追求。回望过去50年，世界得以保持总体和平，特别是东亚地区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并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美关系改善和地区形势缓和。50年后的今天，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变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深刻理解尼克松访华的历史意义，更需把中美关系最初谋得转圜的那段经历作为两国共同的财富继承下来，从中汲取超越分歧、寻找共同利益的智慧与勇气。“脱钩”是开历史倒车，合作才是走人间正道。

　　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根本不是中国造成的，因而“甩锅”中国也注定无济于事。从黑人弗洛伊德发出“我不能呼吸”的呐喊，到去年1月6日冲击国会的暴力事件，再到新冠肺炎疫情死亡人数遥居世界第一，美国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不公、政治极化和治理无能。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称，对于美国许多政治领导人而言，“执政已经成为了体育竞技、娱乐或者仅仅是无脑的部落战争”。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在“东亚论坛（EASTASIAFORUM）”撰文指出，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受害的是美国农民、美国公司和美国消费者，“美国家庭平均每年要多花1277美元购买消费品”。傅立民曾作为尼克松的首席中文翻译陪同访华，见证了中美关系破冰、改善和发展的过程。他批评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指出中国周围到处是美军基地，而美国附近却没有中国的基地。

　　习近平主席在同拜登总统通电话及视频会晤时指出，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中美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以史为鉴，中美关系要实现长期稳定发展，有几点启示。一是必须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二是必须抵制脱钩，超越分歧；消除隔阂，累积互信；排除干扰，聚焦合作。三是必须摒弃冷战思维，摆脱意识形态纷争，致力于文明交流和互学互鉴。四是必须加强人员往来，增进相互了解，践行求同存异，筑牢民意基础。五是必须牢记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对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负有特殊责任。

　　我们应当坚持与时俱进，在重申、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共识的基础上，加强与美方的对话沟通。厘清分歧，寻找和培育新的利益共同点，挖掘两国关系发展的新动力。我们应当排除干扰，持之以恒推动务实接触与合作。尽管美国政府要人力图限制中美经贸往来，但去年中国对美贸易额仍创历史新高，表明中美经贸合作符合两国现实需求，符合双方人民切实利益。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抗疫合作、地方交流等领域仍有很大行动空间。我们应当久久为功，厚植中美友好的民意基础。我们要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讲好中美友好交往的故事，讲好中美互利合作给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好处的故事。

　　对世界来说，今天的中美关系比尼克松访华时更为重要。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稳定时期，突出特点是美国自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及反全球化思潮严重上升，成为国际形势变化的最大不稳定因素，致使世界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更加严峻。当前，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国际事务的影响突出上升。如果说中美关系在50年前是影响国际形势走向的变量之一，如今正成为关键性因素。美国应当适应世界的新变化，摒弃强权政治，丢掉冷战思维，学会同中国及其他新兴大国相互尊重，致力于和平相处，努力实现合作共赢。

　　（徐步 作者系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