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孙文集》《王培孙文集》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

1940年南洋中学庚辰级（“王校长七秩寿辰特辑”）。摄于姚主教路大同坊9号寓所，位于今天平路91弄24号。

王培孙校长手迹，“前程无量”，《南洋中学戊寅级初中毕业纪念册》（1938年）。

  【读书者说】 

  黄浦江畔的南洋中学是一所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底蕴的百年名校。这所学校创建于1896年，定名于1904年，百年来，虽然历经困顿与挫折，但时至今日，其教育质量依然有口皆碑。

  翻开南洋中学的历史，可谓星光灿烂：文学泰斗巴金、国际摄影大师郎静山、中国杰出外交家顾维钧、中国近代植物学开拓者之一的钱崇澍、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钱端升、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先驱者之一的饶毓泰、中国植物生理学创始人之一的罗宗洛，还有19位院士，几十位大学校长以及社会各界精英都曾在这所学校就读。1915年，当时的教育部对其的评价是：我国“私立中学虽不多，但如上海之南洋中学，民立中学，天津之南开中学，最有声色于时。南洋、南开毕业学生之优秀者，竟能直入美国大学，尤为特色”。所以，时称“北有南开，南有南洋”。

创办南洋中学

  南洋中学的历史是与一个人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人就是王培孙先生。

  王培孙，名植善，字培孙，150年前的1871年（清同治十年）出生于嘉定南翔镇。王氏家族在道光年间以从事索业（船舶上用的绳索）起家，迅速成为上海著名的沙船家族。1894年，甲午战败，国势阽危，王培孙的叔叔王维泰于1896年将自己的族学创办成育材书塾，希望培养出人才“备折冲御侮之选”，以“补自强大计”。1900年前后，王培孙正式接掌育材书塾，后以感谢其母校南洋公学之情而易名为“南洋中学”，此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他坚持不懈，终于将这所学校办成学制健全、设备完善、名师云集的“海上有名之中学”。他办学成功后，曾经有人劝他将南洋中学办成大学，但他心静如水，不为所动，表示“我宁可做一个办得较好的中学校长，我不愿当一个办得不好的大学校长”。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知止守静。

  王培孙先生主持南洋中学半个世纪期间（1900—1952），可谓是备尝艰苦，勉力维持。他接办之初的1900年，正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国难深重的时刻。学校因为学生减少而非常窘困，教员薪水每月只有三四十元，王培孙本人仅支10元，王夫人沈竹书女士兑去首饰以接济办学。淞沪抗战期间，上海陷入一片火海，南洋中学也未能幸免,只能搬出日辉桥校区，辗转到租界办学。王培孙先生勇担学校大任，坚守自己的办学信念，带领南洋中学度过了那个最艰难的时期。他从青浦观音堂收购大米，以此来解决学校师生的燃眉之急。有时候收购来的大米也无力支撑学校的供给，就用玉米、红薯、芋头等来代替。1930年，他曾在《南洋中学庚午年刊》中为那一届的毕业生赠言，最后写道：“余所欲言者：本校并办，于今三十六年矣！余之忝居校长，亦且二十余年！自知精力日衰，而世界潮流突飞猛进，果然未惮追随，其如归薄不胜何！且以赤贫之身，办赤贫之校……”

  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王培孙先生走出了一条中西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教育之路。王培孙以国际眼光，确定其办学目标，并在实践总结与理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一套符合学校现状的办学方针。在课程上，南洋中学一直强调对英文与数理化课程的重视，使学生厚植知识基础，扎实入门根基。然而，正如很多研究者指出的，南洋中学教学内容虽以西学为主，但是其教育宗旨、管理方式，则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熊月之先生就将之归纳为“西学中魂”。南洋中学在教学安排上，也极其重视国文，一年级选读《左传》，浅显记事文，二年级选读《史记》、两汉书，三年级选读周秦诸子，教学过程中特别强调写作，国文教学时数与英文差不多。这么做，既有要学生切实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用意，也是为了让学生文理全面发展。

视校如家，待生如子

  南洋中学的前身是家族的族塾。南洋中学成立后，由于学生来源社会化与组织方式的制度化，其族塾的性质开始发生改变。然而，这种改变并非全然消失，而是以“形变而神不变”的特殊传承方式悄然融入了学校的文脉之中。所谓的“神”，就是以深厚的儒家道德熏陶为基础，“视校如家”“待生如子”的中国教育传统。对于一生无子，将自己的所有心血全部倾注在南洋的王培孙先生而言，学校就是他的家，学生就是他的孩子。也正是由于他对学校和学生倾注了所有的感情，学生也对他无比热爱。学生们曾充满敬意地回忆道：“先生办学数十年，一贯对学生爱护备至。有一段时间，低年级学生住在先生住宅旁的日晖桥织呢厂街外宿舍，学生有病，先生夫人常亲为护理。南洋中学很多家境清寒的学生，免费入学，有的甚至依先生为生。学生有困难，商诸先生，先生总是尽力帮助。先生还常为毕业生就业操心。学生有过错，先生教育时，总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让其心服口服，从不挫伤学生的自尊心。先生这种爱生精神，也影响到教师们。在南洋中学有严师，但没有对学生讽刺挖苦辱骂的老师。师爱生，生尊师，师爱生如子，生尊师如父……先生去世三十多年了，先生的很多学生已两鬓花白了，只要一提到先生，无不情动于衷。”

践行“教育救国”

  王培孙先生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办教育，是为了救国，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多次提出“教育、实业为立国之根本”。他确立的办学宗旨“知行并进，为己积福，为家增光，为国桢干，为天下肇和平。”（《乙亥级毕业纪念刊赠言》）可以说是秉承了中国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熔为一炉的传统教育思想。

  五四运动爆发时，正是南洋中学第十五届学生毕业之际，王培孙先生同意这届学生可以不参加毕业考试，成绩按平时成绩计算，以表示他对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支持。他还自编国文补充教材，其中有黄宗羲的《原君》，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陆游的《示儿》和《诗经》里的《无衣》等，对学生适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五四运动后，陈毅要去法国勤工俭学，但出国护照搞不到，于是就通过南洋中学的四川籍学生请求王校长帮忙。王校长问清了情况后，通过关系帮他搞到了一张出国护照。上海解放后，陈毅曾经专门探望卧病在床的王培孙先生。“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先生力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介石通缉。王培孙先生得悉后，就把黄炎培接到南洋中学来藏在闲书馆里，让他度过危险。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还掩护过无数的进步青年、学生和革命者，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站在民族革命和解放事业的前沿。

  抗战时期，南洋的校舍被敌伪占用，全校上下人心惶惶，王培孙先生还是坚持办学，没有了校舍，学校只得暂借北京路的盐业大厦和汶林路“岐庐”两处上课。在艰苦的环境中，王培孙先生经常撰文鼓励师生，以坚定国之必胜的信念，“夫当举步艰危时代，人民除思想卑劣行为荒谬者，乘以图利外，无不幽怨疾痛，困心衡虑，以图救亡，期复和平，而人才于是乎奋起”。他希望同学们要感受到“国家之存亡”“同胞之生死”，同时又鼓励学生，“一治一乱，世运之自然，而历史之常轨也”，“险境渐过，一阳来复”的那天终会到来，号召学生们努力学习，将来“为国家效驰驱，为同胞谋幸福”。可以说王培孙先生以实际行动，始终勇敢地站在爱国的第一线。

江南藏书家

  王培孙先生除了致力于教育以外，也热衷于藏书、校书、刊书，其一大特色便是致力于明清易代时期的相关文献。他努力收集这一时期的文献，也有着独特的用意。

  上海解放后，南洋中学被政府接管公办。1952年，当时已卧病六载、81岁的王培孙先生决心将毕生藏书献给国家。他在9月21日口述致函代理校长徐镜清：“教育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培孙虽老朽不才，无为祖国效劳，因之培孙愿以自己一生最心爱的图书赠予我人民政府领导的人民自己的图书馆。”1952年11月12日，王先生将数十年收藏的书籍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即日启运，13日接收完毕，共计76700多册，这些藏书成为如今上海图书馆（时为合众图书馆）重要的古籍文献来源之一。合众图书馆专门选取善本200余种，于1952年12月29日举行展览会，邀请专家鉴定。顾廷龙先生特撰写《检理王培孙先生藏书记》一文，充分肯定王培孙先生这批图书的价值，褒扬了这位爱国校长的德行与学问。

  2021年是王培孙先生150周年诞辰，为了表示纪念，上海市南洋中学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校史研究团队合作，于2020年成立《王培孙文集》编委会。编委会通过各种途径，与海内外一些图书馆、档案馆等取得联系，广泛查阅文献档案，历时一年终于告成。《王培孙文集》是目前收罗王培孙先生较为完备的著作。其中部分文章、信函为首次公布，具有较高的史料与收藏价值。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曾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的顾明远先生为本文集作序，他认为“时值王培孙150周年诞辰之际，编辑出版《王培孙文集》，不仅传扬他爱国办学的思想，同时丰富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宝库，实是有价值意义的工作。”

  （作者：马学强、叶舟，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图片均选自《王培孙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