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启功》 徐可 著 黄山书社

　　【著书者说】

　　著名学者启功先生，是一位“不世出”的文化大家。他博学多才，在书画创作、书画理论、诗词创作、诗词理论、文物鉴定、学术研究等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成就斐然。他博师古人，自成体格，开创了中国书法的新境界，成为彪炳书史的书坛领袖；他的书学思想被学术界命名为“启功书法学”，成为泽被后人的权威理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旷达乐观、淡泊名利的忠厚长者，坚忍弘毅、刚柔相济的聪慧智者，重情守诺、悲天悯人的博爱仁者。中国儒家的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他无不具备。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学、为艺，都堪称楷模，深得世人爱戴和敬仰。凡是与启功先生有过接触或是对先生有所了解的人，无不为他渊博的学识、高超的艺术成就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20世纪80年代中叶，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幸得识启功先生。当时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还带着研究生，有时会给全校学生举办讲座，也曾专门给我们讲授过书法课，所以我们不仅有幸经常一睹先生风采，更幸福的是能够亲耳聆听先生的教诲。

　　也许上天对我格外眷顾，不知道是不是我与先生有特别的缘分，在大学毕业离开校园之后不久，我竟有幸与先生“重续前缘”，并受到先生信任和爱护，成为先生晚年的一位“忘年交”，追随先生十几年之久。最初是因为工作关系，后来完全演变成私人感情。从20世纪90年代初直到2005年6月30日先生去世，在将近15年里，我经常去先生家，听先生谈天说地，欣赏先生的诗书画作品，充分感受了先生温润如玉的人格魅力。这种交往不是泛泛之交，而是掏心窝子的深入交流。先生视我为憨厚老实的晚辈，我视先生为和蔼可亲的长辈。先生终其一生，都感激陈垣先生的知遇之恩、再造之恩，感慨“信有师生同父子”“师生之情有逾父子”。我对启功先生的感情，也是晚辈对祖父的那种感情。所以，我常套用先生的话，自述“情逾祖孙”。这样深厚的感情，恐怕外人是难以理解或相信的。先生逝世已经15年了，而我对先生的思念、爱戴与崇敬从未中断或减弱。

　　因此之故，在先生生前、身后，我写下了大量文章，这些作品当然不可能反映先生的全貌，更无法传达出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高尚伟岸的人格于万一；我只能从我的视角去写先生，写我眼中的先生、我心中的先生、我理解的先生。文章无论长短，水平无论高下，所写内容是真实的——很多是我亲见亲闻的，有的是我的独家“秘闻”，也有一些是从先生著作或其他可靠渠道了解到的；写作态度是真诚的，我是“为情而造文”，绝非“为文而造情”；所抒感情是真挚的、深沉的、发自肺腑的，没有半点虚情假意。这些文字，汇成《仁者启功》一书，日前在黄山书社出版。

　　全书分为四辑。前三辑按时间顺序排列。甲辑写于先生生前，主要是出于一名记者的敏感和晚辈的感情，为了介绍先生、宣传先生而写。乙辑写于先生去世后一段时间之内。遽失亲人的巨大悲痛，令我一口气写下好几篇怀念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先生逝世当天，发表于先生逝世次日，应该是先生逝世后写得最早、发表最快的一篇悼念文章。我深深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很长时间都走不出来。这一时期的文章以怀念为主，特点是感情浓郁，直抒胸臆，毫不掩饰心中的悲痛和思念，几乎每个字都是蘸着泪水写下的。丙辑是先生逝世几年之后直到现在写的文章，这一时期文章的特点是感情内敛，相对平静、理性，不再单纯地只是抒发怀念之情，也不再简单地介绍我跟先生的交往，而是侧重介绍先生的生平事迹和人格魅力、艺术与学术成就，并尝试研究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实际上是自觉地承担起宣传与研究启功先生的任务。丁辑是一部中篇纪实文学，采用“条块写作法”，以先生的治学成就和独特品质为线索，分专题对先生一生的经历、成就和高尚品格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介绍。这部作品从先生在世时就开始动笔，但真正完成却是在先生逝世两年之后。近年来，随着研究启功的深入和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我又对这部作品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从乙、丙、丁三辑文章可以看出，我已从“怀念启功”向“研究启功”“宣传启功”转变，我已经不满足于抒发对先生的爱戴与怀念之情，而是把对先生的深厚感情转化为研究先生的动力和行动。宣传启功事迹，研究启功成就，弘扬启功精神，已经成为我的文化自觉。我用这种方式来纪念先生。所以，在2016年6月23日，当一个由同人自发组织的非牟利性民间学术团体——启功研究会成立之时，我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选举为研究会理事。

　　著名作家张胜友先生生前在评论我的作品时指出：“撰者之所以能够如此精准把握启功先生生平业绩和精神内涵，首先来自他对先生的真切了解和深厚感情。作者曾就读于北师大，或直接受教于先生的耳提面命，或间接感悟于先生的高风亮节。此后更有幸追随先生十数载，不但对先生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更与先生结下了深厚感情。以这样的身份来写启功，自然笔下始终带有温度，带着真情。这样的作品读来让人温暖，让人感动。这也正符合孟老夫子‘知人论世’的主张。阅读文学作品需要了解作者的思想、经历，写作人物传记更应如此，否则写出的人物就是冷冰冰的。”我一向认为，真情实感是散文的灵魂与生命。我写启功先生，都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和汹涌勃发。如果没有这么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就没有这些文章，也就没有这本小书。

　　（作者：徐可，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