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园

　　刚刚升任外交部翻译司副司长的张璐在今年两会期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凭借其稳定而出色的翻译征服了很多人。3月18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会议上，随团译员张京的出色表现，再一次让“外交翻译天团”挂上了微博热搜。

　　虽然外交翻译一直被视为有高大上的地位，但世界各国翻译官们偶尔入的坑也会让人啼笑皆非。澳大利亚外交官伍尔科特在他的书中回忆自己在印尼演讲时，译员因翻译错误而让整句话的意思都不太对劲儿；有时候翻译错误也会带来严重后果，译员的失误就曾让美国前总统卡特成为波兰人民的笑柄。

　　由此可见，外交翻译可是不好当的。该职位不仅要求译员有倾听、速记的能力，还需要不断精进，灵活变通，更要时刻保持充沛的精力来应对问题。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承受着巨大压力。

　　如今飞速发展的机器翻译是否能代替人类来完成翻译这一艰巨的任务，目前还不得而知。Skype负责人对机器翻译的前景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但谷歌翻译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却让人们开始怀疑机器翻译的可靠性。

　　外交翻译官入过的那些“坑”

　　在大家心目中，外交翻译官总是严谨且博学的，国与国之间的对话由他们来传递信息并辅助完成，翻译对精准度的要求在外交这件大事上因此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即使这样，面对一些翻译陷阱，经验丰富的翻译官们也难免栽跟头，让大家在紧张的气氛中能够开心一乐。

　　理查德·伍尔科特在1988年至1992年期间担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曾先后为威廉·麦克马洪、哈罗德·霍尔特等多位澳大利亚首相担任顾问，还曾在联合国、欧洲、东南亚和非洲担任外交官。在他出版的《外交糗事》一书中，他回忆了自己作为澳大利亚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访问巨港市时作的一次演讲。在该演讲中他说道：“女士们、先生们，我谨代表(on behalf of)我妻子和我本人，表示我们很高兴来到巨港市。”但是翻译官却换了个意思：“女士们、先生们，在我妻子之上(on top of)，我很高兴来到巨港市。”这让观众好一阵迷惑。

　　而与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的遭遇相比，这都不算什么。斯蒂文·西摩是一名日薪150美元的兼职口译员，他作为语言服务部(专门为美国国务院、白宫和其他联邦机构提供外语口译和笔译支持的部门)当时最优秀的波兰语口译员，被指派与卡特同行。卡特于1977年12月29日抵达华沙机场，而“噩梦”也就此开始。

　　当卡特开始以抒情的方式回应时任波兰领导人吉雷克的欢迎时，31岁的西摩为他翻译。卡特首先说道，他很高兴来到波兰。不知何故，该话被翻译成，他已经叛逃美国要来波兰生活；其次，卡特赞扬了1791年的《波兰宪法》是18世纪三个伟大的人权精神代表之一。而西摩给出的翻译却让人觉得是卡特在嘲笑宪法：考虑到波兰政党如何对待上述宪法的精神，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最后，卡特仍然面带微笑，宣布他想了解波兰人的兴趣(desire)，却让西摩改成了令人尴尬的“性”趣，让这位总统直接经历了“社会性死亡”。

　　可想而知，这名翻译一定是被“炒鱿鱼”了。但卡特的倒霉劲儿还没过去，为了参加国宴，卡特又找了一名新的翻译。在国宴演讲时，当卡特说完第一句话后，他有意停顿等待翻译官翻译，翻译官却没搭理他，说完第二句话时，翻译官还是缄默不言。原来，这位新翻译压根听不懂总统先生的英语，于是决定，与其多说多错，不如“沉默是金”。卡特的波兰行还未结束，这位倒霉的总统已经成了许多波兰人的笑柄了。

　　翻译失误有时也会为谈判带来严重影响。法语词“demander”表示请求，1830年美法会谈却因为这个词的理解不清，造成了双方关系的白热化。

　　一条以“le gouvernement fran？ais demande”(法国政府请求)开头的信息被送往白宫，但秘书却把该句话翻译为“法国政府强烈要求”，让美方以为法国提出了一系列强硬措施而立即拒绝，等到误会解除，谈判才得以继续。

　　外交翻译非易事

　　由上面众多乌龙事件可以发现，“外交无小事”，翻译也无小事。想要历练成一名优秀的外交翻译大神，除了精湛的业务能力之外，还需要综合技能的多方磨砺。

　　1.倾听和速记是基本功 眼神交会都不能错过

　　外交口译员必须能够正确理解会议谈话或演说，并快速记录关键词，准确翻译其大意，才能促进会议所讨论议题的正常进行。他们不仅需要掌握会议口译员的所有技能，工作上的外交特殊性还要求他们学习其他技能。例如在国宴期间，当有许多人在同时说话时，外交译员就要高度集中注意力，辨别声音来源，同时还要注意翻译的音量，让目标对象能清楚听到翻译的内容。

　　译员玛丽亚·罗萨里亚·布里在其2015年发表的文章《外交场合的翻译》中谈道：“熟练掌握两种及两种以上语言，能够清晰明朗地表达观点，熟悉不同文化背景是所有翻译员必备的能力。在外交场合，良好的声音投射和音量调整，更能为翻译增色。这不仅是因为在外交翻译中极其少用麦克风，更是因为在这些场合中，耳语同传，或者叫做低声口译，也更为常见。”

　　外交口译不仅仅需要超强的记忆力、速记能力这些口译基本功，还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观察力，这就要求译员要时刻观察对话者的状态，甚至连眼神交会也不能错过。译员有时候还需要肢体语言、手势和语调等非语言形式的辅助来传达最精准的翻译。

　　2.专业背景知识靠积累

　　翻译刚入门时，接触的大多是日常用语和常见的行业专用词，但随着翻译难度的增加，译员的知识面也要随之拓宽。它从来不是简简单单找到一个对等词或者用一个词来代替另一个词的问题，翻译者必须理解表达者的思想及其潜在含义。译员必须了解足够多的专业术语和背景信息，包括每个任务相关领域的所有知识，毕竟你无法解释自己都没有理解的事物。

　　2000年10月23日，美国第64任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会见了朝鲜领导人，美国国务院高级韩语翻译唐金(Tong Kim)是奥尔布赖特的随从翻译。唐金为了这次会面，学习了大量的专业术语。他回忆，“当我第一次开始翻译时，我像个韩国人那样说话，但他们似乎并不买账。后来，我就改进了口音，我学会了朝鲜的语言，他们的语调，他们的方言，这让他们对我们有了些许信任。”

　　3.灵活变通需智慧

　　外交翻译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如表达者突然蹦出超出译者知识范围的词语，又或因文化差异造成的翻译卡壳，这都要求外交译员拥有强大的承受能力和灵活变通的能力。

　　在《外交糗事》一书中，作者伍尔科特就谈到，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霍克用俚语“我不是来耍滑头的”( I am not here to play funny buggers)来回应日本立法者提出的一个问题，而对于日本译员来说，这个口头语却变成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他们集体商讨着如何才能把“funny buggers”用日语精准表达出来。最后译员们把这句话译成“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做取笑同性恋人群这种无聊而没品的事情”，从而让观众更直观地明白了这个俚语的含义。

　　“有些时候，最好的翻译是不用翻译，”伍尔科特写道。“比如一位亚洲部长在首尔的一次宴会上讲了一个长笑话。韩国翻译官不知道如何翻译，但没有表现出来，他说了几句话后，观众就又笑又鼓掌。随后，当部长对他的翻译技巧表示高度赞赏时，这位韩国翻译官坦承笑声产生的真正原因，‘老实讲，部长，我也没听懂你的笑话，所以我用韩语说，部长讲了他必须讲的笑话，请大家尽情地笑和鼓掌。’”

　　4.有幸见证历史 也须承受压力

　　外交译员是政府内部紧张关系的间接承受者，这有时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状态。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执政期间，尼克松和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不信任国务院，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关系不太好，有时他们不让译员参加会议，因为担心译员会向罗杰斯告密。

　　但同时，外交译员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有幸亲眼目睹将会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这当然也意味着更多的压力和责任。

　　1990年，在美国第41任总统布什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讨论《开放天空条约》时，苏联翻译科奇洛夫在翻译戈尔巴乔夫的话时用英语说了“verifying”(核查方，当时指美国)一词，而不是“verified”(被核查方，当时指苏联)。会议室里的每个人当时都看着他，戈尔巴乔夫也很快反应过来：“不，不。我从未说过……”

　　这两个词看起来似乎差别不大，但这场会谈是围绕《开放天空条约》而展开的。条约指出，双方可在彼此领土进行空中侦查，以核查其执行军备控制条约的情况。当时苏联和美国并没有就应该使用核查方(美国)还是被核查方(苏联)的飞机进行勘察而达成一致，而科奇洛夫将戈尔巴乔夫的话错误翻译成了“在领土上空进行侦查的飞机需由核查方(即美国)提供”，相当于戈尔巴乔夫“同意”了美国的观点。

　　后来，在科奇洛夫的回忆录中，他写道：“当时我真希望钻到地缝里去……”

　　由于翻译任务的性质，很多外交口译员常常独自工作，且工作时间长达数小时。虽然团队工作对于会议工作来说是可行的(通常在新闻发布会上，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 ，但是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长时间的交替传译通常是由同一个外交口译员完成的，这就需要口译员有极强的毅力和良好的健康状况。

　　除此之外，外交会议中含沙射影的对冲，微妙的语言运用，都让口译员长时间处于高压环境下。在最高级别的闭门会议上，口译员面临着全球外交的压力，每一个字都很重要，一个失误可能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是一个让口译员非常头痛的典型案例，他是出了名的不按常理出牌。他的前竞选顾问安东尼·斯卡拉穆奇曾经说过，“不要从字面上理解他，要象征性地理解他。”《华盛顿邮报》也曾就他的不恰当用语进行过报道。

　　“巴别塔”重现——机器翻译能否代替人工翻译？

　　既然做外交翻译需要付出如此多的心血，如今，随着科技进步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机器翻译能否替代人来做未来的外交译员呢？

　　2014年12月，Skype官方账号在YouTube上传了一个视频，该视频点击量超过百万。视频里是两个戴着耳机的小学生——一个居住在华盛顿，另外一个来自墨西哥，她们说着不同的语言，英语和西班牙语，却能够无障碍地进行沟通。

　　这是因为Skype这款即时通讯软件实现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实时传译功能，戴上耳机就可以和世界各地的人交流，这好似古时“巴别塔”的重现，又似科幻小说的场景还原，而这一切全得益于机器翻译技术的发展。

　　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又称为自动翻译，是利用计算机把一种自然语言转变为另一种自然语言的过程。虽然机器翻译有着广阔的前景，但其发展史也并非一帆风顺。机器翻译的研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科学家G.B。阿尔楚尼提出了用机器来进行翻译的想法。同年，苏联科学家彼得·特罗扬斯基也在设计翻译机的图纸，只可惜彼得·特罗扬斯基因患有心绞痛，备受折磨，并没有把机器造出来。直到1956年，他的设计图纸才被人们发现。

　　但是，机器翻译的发展并没有停止脚步，伴随着互联网的迭代更新，1997年，Systran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机器翻译工具，附属于Alta Vista搜索引擎；1999年，微软开发出微软翻译；2006年，谷歌发布谷歌翻译。现如今，不认识的段落随便放在哪个搜索引擎里，都能立刻跳出它的翻译解释，机器翻译早已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多数人对机器翻译的前景还是保持积极态度，Skype副总裁就曾在一篇博文中表示，“Skype Translator将打开无限的可能性，它依赖于机器学习，这意味着技术使用得越多，它就越聪明，即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翻译质量也将不断提高。”

　　但路透社在2021年4月19日的报道中称，谷歌等公司提供的翻译工具可能会导致人们对相关概念的误解，例如谷歌的翻译软件将一个关于法院禁止暴力的英文句子转换成卡纳达语时，就会变成“法院下令使用暴力”。谷歌对此表示，机器翻译“仍然只是专业翻译的补充”，机翻的准确性还需要不断改善。

　　《金融时报》作者Simon Kuper在2021年4月21日的文章中也表示，“机器翻译通常是有问题的，机器还不能通过肢体语言或目光进行交流，甚至有些算法是带有歧视意味的，如在无性别的语言(例如土耳其语)中，算法却假定工程师就只能是男性。”

　　不可否认，机器翻译在我们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我们也不要忘了翻译的初衷是为了满足人类对于沟通交流的渴望。机器翻译最后能否代替专业翻译员，尚无定论，但是所有为人类交流付出努力的人，他们的功绩都不应该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