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5-17 20:08 |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21年05月14日 第A12版 | 查看:1500次
1930年代,张光宇在上海
1957年,张光宇在煤渣胡同中央美术学院宿舍
1934年1月,《时代漫画》第1期
1960年,张光宇为《大闹天宫》所做美术设计
张光宇(1900年8月25日—1965年5月4日),现代中国装饰艺术的奠基者之一,杰出的画家、漫画家、设计家、出版家、艺术教育家,在广告设计、标识设计、插画、封面设计、电影美术、工艺美术、家具设计、壁画、摄影、舞台美术、邮票设计、装饰设计等领域亦成就斐然。
1900年生于江苏无锡。早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部画月份牌年画。后与他人创办东方美术印刷公司、时代图书公司,编辑出版《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独立漫画》等杂志。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1953年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1956年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一生追求真善美,他的艺术实践都是从社会和民众需求出发。
跟张光宇的缘分来得太晚了些。
原本去年年底,嘉德艺术中心“纪念张光宇诞辰120周年”《为了前方——张光宇艺术12燃》跨年展将于当月23日开幕的消息一出,就第一时间兴冲冲买好了票。然而接下来圣诞、新年、疫情、春节、返乡……待真正进到展厅已经是3月12日,离展览结束已经只剩两天了。
去看张光宇之前,只听说他画了《大闹天宫》,只是喜欢他老照片上笑的那个样子,看上去那么可爱。真正走近他的世界,立刻被他万花筒一般的涉猎、才能和成就亮花了眼。这样一个人,怎么之前从来没听说过呢?虽然陈丹青都说过,张光宇是“真正的元老”、“教父级人物”,“贬低讲是实用美术,高点讲就是波普”,是真正的民间文脉……美术史,对于自己这样的外人来说,真的像个谜。
接下来是极其挣扎的两个月,我去采访了《为了前方——张光宇艺术12燃》的策展人,拜访了“张光宇艺术文献中心”,跟张光宇先生的幼子、84岁的张临春老人聊了两个多小时,在网上海量地检索有关张光宇的回忆文章和资料。结果却发现,我连说清楚为什么非要写他都做不到。
刚刚过去的5月4日,是张光宇先生逝世56周年祭日。我决定放弃我做不到的部分——讲清他是怎么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上海那块土地上长出来的,只做能做到的一点点——说明他是怎么留下来的。
让张光宇的名字和面容片刻照亮这个版面、唤起一些回忆就好。我只是这样想。
他一直是特别忙
北青报:您是一直都在父亲身边吗?
张临春:基本上是。我1937年生在上海。上海沦陷后父亲离开上海到香港工作。母亲带着我们是1938年过去的。1940年他到重庆去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母亲就带着我们又回了上海。1941年“皖南事变”后,父亲从重庆出来,后来到香港。母亲、我们又再从上海回到香港。打那以后就一直跟着。
北青报:那经历了“湘桂大撤退”逃难什么的?
张临春:那个都在。逃难这一段儿是我父亲我母亲,然后我姐和我,四个人是一直在一起的。二哥在老家。大哥因为上学,跟着学校。
北青报:新中国成立后到北京也是一起?
张临春:是。因为我大哥工作了;我姐被戴爱莲带走,去了戏剧学院舞蹈队,她是我们国家第一批舞蹈演员;我二哥抗美援朝参军了。我就一直在跟前,上学,一直到工作都是。
北青报:听说以前光宇先生的这些资料,是您大哥在弄?
张临春:原来是我大哥二哥他们弄,因为他们俩都是学美术的。我大哥是正经学的美术,杭州艺专西画系学油画的,后来是做图编,在外文出版社。我跟我姐俩都不沾边。我是搞通讯、音响这些,搞工业。
北青报:您印象中到北京前后父亲变化大吗?反正我看照片变化挺大。
张临春:这个变化是时代变更以后,风气不一样了,比较朴素了。大家都穿的是黑的蓝的,没有什么更多的颜色。西服革履没了,都变成一个“解放装”,比较朴实。整个社会都那样,大家都那样,甭管多有名气的人和普通的老百姓,居住条件什么各方面都差不多。
北青报:那工作上?
张临春:很忙,特别忙。我们是1949年年底到的北京,一到他就去国立艺专(中央美院的前身)图案系当教授。面临的工作就是跟张仃一起,把这个图案系怎么样打造得让它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因为当时它就三个系,一个西画系、一个国画系、一个图案系。那两个系纯绘画,而图案系什么都干,比较靠近当时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正好这时候,国家发展各个方面都需要美术工作者服务,所以他们就要努力地去为国家培养人。
而且这个培养是一边工作一边培养,因为当时很多事情需要做。比如那时候面临西方国家封锁,国内是一个破烂摊子,什么都不行,需要发展经济和各方面的事业,那么需要资金怎么办呢?要出口东西啊。那出口的东西你得不能够太次了,就需要美术方面帮他们去做一些工作。
当然咱们还有宣传,有很多展览要出去。那么这些展览,都需要美术工作者去为他服务。当时是张仃、张光宇还有我叔叔张正宇,他们这三个比较懂这方面,所以很多出国的展览他们都是直接参加的。而且他们不光自己参加,还要带着学生完成这些工作。所以他一直是特别忙。
他是国徽设计的参与者
北青报:所以您父亲,他的那些才能是始终在使用着,包括参与国徽设计和怀仁堂的室内装修?
张临春:在新中国这么一个环境里,正需要他这样的人,所以呢也就有很多的事情他们可以去做。
国徽是政协遗留下的一件事儿,就说当时国徽方案没有被通过。已经有好多方案,但是选来选去都觉得不满意。国务院就安排清华的营建系和中央美院各出一个组,去把大家那些意见拿过来,再拿方案。他正好在张仃也就是美院那组,那么就拿出他们的方案。这两个方案,还加上其他的好多好多,去进行比较,然后中央的领导、各个方面的人对这些设计提出意见,他们再回过来分头再做工作。做完工作再在一块儿研究。最后撞来撞去撞出咱们现在这个国徽。所以这个国徽,作为他来讲是一个参加者。实际上这是一个大工程,是主席和总理直接抓的一件事儿。
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这样。怀仁堂呢,当时就是很多重要的会议都在那儿,老早就已经有一个格局。后来慢慢地国际活动多了,对它的要求也就多了。也就是说它除了大的会议以外,还有好多其他功能,比如递交国书在哪儿递呀?那你得给个环境啊。那么原来的主要是从会议上这么设计的,后来中办和国务院办公厅就说要满足这个需要,需要再改造,那么就请他去。现在从史料我们看见有三封信,还有一大堆草稿,后来一对,这是怀仁堂的东西。我们最后就整理出来,他是直接参与这件事儿的。
这些大部分都是在1950年。
北青报:在您的印象中,父亲是经常加班不在家呢,还是说下班回家还在写写画画这种?
张临春:他那个时间不是很固定的,上班儿,说走了就走了。走了以后,这一天都干什么呢,我不一定知道。后来就是通过日记,通过他回家谈的这些事儿,这么回忆起来。在家里面的时候,除了有人来,晚上他经常也是工作的。有很多构思、出图都是在晚上做的。
当时咱们国家除了经济的发展,文化、艺术这些事业也在发展,也在出各种报章杂志来介绍这个国家的情况,那这些都有一个图片和版式编辑的问题。我父亲以前就是专门搞出版的,人家都知道,所以有了问题就找他。用我母亲的话来说,他这儿就是一个“门诊部”。这个事儿是一直没有停过。早期最重点就是《人民画报》,因为丁聪、胡考在那边,这俩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用的设备,也是原来上海他们印画报的设备。他们都熟,甚至牵扯到实际的技术问题,怎么调色、版面啊这些方面,有事儿了就找他帮忙一块儿去处理。这方面从我们到北京一直到他病倒,没停过。
前面这一段可以说,主要是国家形象方面的工程很多。好多建设、装修这方面的事儿,他们也都是直接参加,带着学生和年轻老师。比如咱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那时候北京饭店很小,适应不了怎么办?要盖一个新的楼。就现在金鱼胡同东口,原来叫和平饭店,是50天抢出来的。这时候内外装修的很多事情他们都参与,配家具、室内装饰、配画儿这些,都是隔三差五要去做的。他还给和平饭店设计过一套餐具。干这些时间就很难说了,有事儿可能打个电话“谁谁你们都过来”,就去了。
只要干活儿他就很高兴
北青报:那您印象中父亲那会儿情绪什么的,还是很愉快的?
张临春:只要干活儿他就很高兴。美院这边,一开始叫图案系,他们接手慢慢改造以后,就变成实用美术系。也就是说凡是那绘画不管的其他美术工作,这边儿全管。
包括橱窗。那时候王府井是很重要的一个对外的门脸儿,很多商店的橱窗怎么让它弄得更好一些,也是他们去帮忙改进,一家一家帮着做。因为原来北京的商店很简单,外头看不见什么,到里头才能看见商店,而且也不像现在陈列得很讲究。
再一个就是大型的活动,比方说“五一”“十一”游行,那广场也得要布置啊。原来天安门什么样儿啊?两边儿还有敦敦实实两个牌楼,那队伍得绕着走。后来拆了,拆了以后那广场变了,那对应的比例关系不对了,怎么再重新摆呀?马路拓宽了,那个灯怎么办呢?也牵扯到看台,它到底放在哪个位置上、高度啊什么的,这些他们都是参与的。反正我知道那个华表和狮子,原来是比较靠中的,现在是拉开了,那个位置谁定的?他给定的。因为1950年的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的会场,是张仃和他一块儿去弄的。
北青报:父亲身体好吗?好像有高血压?
张临春:高血压是后来的事儿。应该说我们刚来北京这一段儿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可能已经有高血压,因为他本身就比较胖。但是没有什么反应。应该是1953、1954年,逐渐发现有点儿不对劲儿了。有一次是比较突然,嘴发麻,手脚不太利落了。那时候住在煤渣胡同,离协和也很近,就上协和去看去了,协和一查,血压高。完了就在那儿住院了。恢复以后血压一直是比较高,就降压药什么的一直吃着,有时候也去中医那儿去看看。但是基本上没有影响他工作,所以那些年一直是带病工作。
北青报:父亲最后去世是因为什么,就是高血压?
张临春:高血压复发。
北青报:很突然吗?
张临春:也不是。他一直就是中风后遗症,虽然能起床,但是也不能够一天到晚正常地那么活动。到1964年的时候就经常不起来了。1965年突然有一天就不行了,赶紧送北京医院,进去了一直抢救就没抢救过来。
北青报:第一次中风是1960年?
张临春:对,1960年8月,上青岛出差,青岛要建一个人大会堂。中风然后就在那边儿治疗,能够移动就回来北京,下火车直接进了阜外医院。这次还不错,总算是缓过来了。后来能回家了,就等于中风后遗症,手脚都不利落,说话也不太清楚了。
为《大闹天宫》倾尽全力
北青报:给《大闹天宫》做美术设计是哪一年?
张临春:1959、1960年,在一年多里头抽的零零星星的业余时间去做的这件事儿。
那时候是漫画家特伟到上海组建美影厂,从香港把万籁鸣他们请回来加入,开始搞动画片。后来就说弄一个长篇的,万籁鸣对《西游记》感兴趣,他们就改编了剧本。组队伍万籁鸣挂帅,就说这美术怎么弄?请张光宇帮忙啊。1959年就找张光宇说你帮我弄这个吧,那他当然很高兴啊,说“行,帮你弄”。所以1959年下半年他那个日记本上就有,开始构思人物了。1960年1月万籁鸣到家里找他,他把已经画了的一组人物给了他,可能还有一些草稿什么的。
3月份又专程去了上海十天,继续去给他画人物。除了给他们设计这些人物和场景以外,还指导他们具体的工作人员,比如你场景组的、人物组的,我给你出点儿主意。同时他从美学角度说,你拍这个彩色片儿,一定要注意颜色。他给他们弄了一个色标,三十多个颜色的色标,就说这个色标呢,你做参考。在他离开之前,就当天晚上要走了,还给他们讲了三个多小时课,就是怎么拍动画。所以说他不光是就给设计,还指导了他们怎么去完成这个拍摄。
回到北京以后还继续给他们再完善一些东西。他们弄的有一些设计稿什么的,就拿过来让他帮着看看、改改。这些日记都有记录。有一次是相当多的一堆寄过来,他改完以后,正好他们在西郊那边开会,他就给送到那儿去。巨灵神和二郎神是重新画了给他们寄回去的。一直到8月份,最后两张场景就是花果山。
做这些大部分用的是业余时间,只有出差上海那10天,是完全给他们了。因为那一年他非常非常忙的,十大建筑已经完了,里头大量的工作没做呢,这段时间他是集中力量完成内外装修的一些事儿,每天都有事儿。我从他的日记里头捋出来,今天上人大会堂,明儿又上人大会堂,后天跟哪个哪个省的交流。基本上每天都是这事儿。那时候还有汇演,汇演他也得去看戏,《刘三姐》,画那个舞台速写画,光看不行,还得给人提意见,有关服装、舞台美术。
北青报:读到过黄苗子的有段记录——在如火如荼的祖国建设中,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热爱工作的人,高血压和半身不遂却使他只能在这个清幽的院落中度过岁月,这是他所不甘心的。尽管工艺美术学院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夫人和儿女在他病中伺候殷勤,远近的亲友知交时来问病,在一般人认为这却也是晚年的“清福”了,但是光宇在1962年的笔记本《病榻杂感》中却写道:“决不向病魔屈服,我要站起来,我要工作,再工作哪怕20年、30年都可以。”
张临春:所以他使劲练呢。只要行就下来活动,完了就是练写字。有的时候他回忆一些东西,就瞎画画。我们有几个笔记本儿上就是他的涂鸦,涂鸦的内容就是他以前想到的一些东西。像他对京剧比较感兴趣,以前也当过票友,对京剧比较懂,他就在那上头画一些京剧的戏、人物什么的。情况比较好的时候,他也画一些水墨的小品,都是京剧人物,有的是孙悟空,有的是金钱豹什么这些。目前能看到的大概有那么十来幅东西,给这个给那个的。
芳嘉园15号
北青报:我读到翁同龢的曾孙翁灵文的回忆:“一九六三年张光宇得了中风之疾,愈后便行动维艰了,不能再到中央美术学院授课。但兴致依然很好,喜欢朋友群集在他那间客厅兼书斋中来作上下古今谈,他则斜倚在沙发上静静聆听,同时弥陀佛型的脸上不时泛起有会于心的微笑。平时他便很爱上小馆,尤其是北京小馆各有其拿手特色,朋友们便大约每十天半个月的轮流把他扶携上三轮车,陪着他到小馆吃吃,到公园散散步,在精神方面,始终未见颓唐。”
张临春:应该说还是朋友们挺关心挺照顾他的。那时候正好赶上困难时期,供应什么的比较困难。因为他级别在那儿,还算“肉蛋干部”,有黄豆有鸡蛋,有一些补贴的,还多那么几斤肉。朋友们就给买罐头,还有一些朋友从香港给他寄奶粉。就是他人缘好,所以各方面都想着他。
后来慢慢好一些,就可以有的时候拉着一块儿出去吃个饭什么的。但更多的还是在这院儿里头,主要是这个院儿比较特殊。这个院儿就王世襄、黄苗子和我们家三家。小院环境也好,朋友互相之间都认得。有去看黄苗子的,“哎,光宇在这边儿呢”,再过来看看聊聊解解闷儿啊什么的。这种情况挺多的,反正基本朋友是不断的。
北青报:芳嘉园15号。
张临春:那个房子是王世襄他们家的家产。但是多余的部分你得交给房管局,房管局收了出租。他怕找好多乱七八糟的人住进去,就把我们给找回去了。我们从1958年一直住到八几年才才走的。那小院特别好,有藤萝,还有好几棵树。《大闹天宫》那个事儿,父亲就是在那个院儿完成的。
北青报:“文革”时,家里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吧,所以父亲这些东西还都能留下来?
张临春:“文革”郁风、黄苗子首当其冲,也不知是美院还是美专的学生,来了先抄他们家,顺便就跑我们家来了。正好我回来赶上了,跟他们干了一架,这帮人急急忙忙就跑了。但实际上还是拿走了一些东西,很重要的就是《西游漫记》他们拿走了,另外拿了好多草稿、速写。他们抄人家东西完了乱扔,我父亲一个学生姓乔,他捡了一些速写,自己给贴成一个本儿,保存好了。2012年做我父亲的展览,他就给了我大哥,说:“我当时捡到的,我给整理了,我觉得是光宇先生的。”后来一看,是。
还有好多东西散佚的咱也不知道,也找不着了。好多日记可能都没了。所以父亲的日记都是不连续的,一段一段的,有些年份的就没了。所以好多史料就没了,他的日记实际上是写得比较细的。
母亲说“我在,你们谁也不能动”
北青报:那这些年你们是怎么把这些东西都给找回来,后来也有退还?
张临春:第一个是我们本身就收好了,有些搁柜子里的东西他们没发现就没拿到。再则我二哥比较细,哪些重要的东西他都记着,后来就去追,最后反正有些是追回的。追回来以后,就一直我两个哥哥整理。
我母亲很关键,她说张光宇的东西不值钱,不是那种绘画的东西,一张能卖多少钱。但这些东西不能散失,散失了以后什么都不是,只有在一起才能知道它的价值。所以她一直坚持。
北青报:这个真的很了不起。所以张光宇文献艺术中心的李大钧先生说:“他的家庭也了不起,怎么能经过张光宇先生去世50年,经历了这么大的动荡如此完整地把作品保存在他们手里,可以说几乎没有散失。”
张临春:这些东西在,跟她有很大关系。特别是战乱的时期。实际上大量东西是上海时期的,当年离开了上海时,有很多东西寄存在人家家里面。一直到1955年,才借一个机会把那些东西给弄回来了。当时寄存在人家的时候,那都是要整理打包的。那么这个事儿都是我母亲干的。所以有好多老东西,都是从上海弄回来的,像24张工笔仕女画、早期的漫画、“民间情歌”。这些都是整理好压在里头的,抄家的人没发现。
被抄走的,大部分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东西,那么追回来以后,老太太就说:“我在,你们谁也不能动。”我们也都听话,老太太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就一直是这个理念,所以能够有这么多,是很不容易。
北青报:您母亲后来也很高寿。
张临春:嗯,98岁。
当然有些东西也有一些意思。里边儿有1918年的四张水彩,还有1925年那张《宝玉探晴雯》,一共五张。这五张东西不是从上海拿回来的,是有一个“面人汤”,这个人叫汤子博,他是北京的民间艺人,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淘换的这五张东西。那时候我们住煤渣胡同,离美院很近,有一天他就上家来拿一小包袱,就给张光宇“给你这个”。张光宇在他日记里写的,他光提了《宝玉探晴雯》那张,没提那四张小的,但是那东西是放在一起的。所以我判定就是一起的。因为我们家不可能还有那么早的东西,最早就是三几年《民间情歌》,二几年那几个东西,我们从来都没看见过。后来我发现东西,又跟他的日记对上了,哦,原来这么回事儿。
那“面人汤”,是他和张仃请到美院教学生的,所以他们关系很好。不然的话谁给你呀?你要老是看不起人家,才不搭理你呢。所以就说明他这个人品,对民间艺术的欣赏、喜爱,跟民间艺人之间良好的关系。
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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