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田赋鼎见证全面取消农业税(2图)

发布时间:2021-04-09 11:02 |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1年04月09日 06 版 | 查看:955次

制图:李晗

  2017年7月22日,中国香港,中环上空的云彩和阳光。视觉中国供图

  “告别田赋鼎见证免征农业税,恩惠鼎记录党的一系列惠农好政策,告别贫困鼎纪念灵寿县脱贫出列,感恩鼎则铭记‘减税降费’。”4月5日,46岁的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村民王英洁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一一介绍陈列在灵寿县青铜文化博物馆内一字排开、气势恢弘的四尊铜鼎。

  “鼎代表着权威,也是一种文化,我们想通过铸鼎刻铭,把这些国家大事告诉子孙后代。”自2006年开始,王英洁在父亲王三妮的带领下,两代农民匠人先后四次铸鼎刻铭。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革。”谈及这对农民父子2006年所铸的告别田赋鼎,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王艳芳认为,农业税废除无疑是我国农村具有标志意义的一次重大改革。

  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三处处长阎丽则指出,最终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农村税费改革是继土地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新中国第三次农业制度的重大变革。

  2009年5月,王三妮已将告别田赋鼎原件捐赠给中国农业博物馆。如今这尊见证了延续2600年的农业税走进“历史博物馆”的青铜鼎,也走进了博物馆,向观众讲述着它背后的故事。

  新中国第三次重大农业制度变革

  如今,灵寿青铜制作工艺已被河北省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王三妮名列省级非遗传承人,作为家族第五代匠人的王英洁也成为市级非遗传承人。1999年,王三妮创办了灵寿县中山青铜工艺品厂。

  王英洁回忆,自己小时候,父亲在田间劳作之余,就为十里八乡的村民加工铜勺、铜烟袋锅等。作为世代务农的农民,14亩承包田曾是王三妮一家主要收入来源。记忆最深的是“排着长队交公粮”的情景。

  “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王艳芳介绍,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颁布农业税条例。

  农业税条例实施以来,对于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国家掌握必要的粮源、保证基层政权运转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负担。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问题逐步突出,引起党中央高度重视。从1990年起,党中央开始抓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重大决策,并率先在安徽全省和包括河北在内的一些省份的部分县市开展试点。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

  在阎丽看来,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农村税费改革圆满完成阶段性历史任务。有统计显示,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免税前的1999年同口径相比,全国农村税费改革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平均减负率达到80%,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又一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正是在得知之一消息后,王三妮有了铸造“告别田赋鼎”的计划。历时近一年,这个直径82厘米、高99厘米,重达252公斤的双耳三足青铜鼎最终完成。

  “铸鼎花费近8万元。”王英洁回忆,2006年红铜的价格格外高,为此父亲动员全家拿出打算买车的积蓄。为此他们家的买车计划又往后拖了两年。“后来买的那辆‘雪铁龙’花了7万多元。”

  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反复推敲,时年59岁的王三妮在铭文中这样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时代的到来

  王三妮和王英洁父子俩曾经算过一笔账:作为曾经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05年灵寿县一步到位全部免除了农业税,全家7口人按每人76元的标准缴纳的最后一笔农业税共计532元。2006年,全国农业税全面取消后,14亩耕地享受国家粮食直补216元。

  “这两项相加就是748元。” 王英洁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强调:青廉村当时人均年收入也不过800多元。

  王艳芳注意到,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强调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2004年9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具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同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同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了部署。

  此后,新农合、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免、农资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接连出台。

  对这样的变化,王三妮一家的感受真切而具体。王三妮的老伴患肾结石做肾切除手术,通过新农合得到了补贴;王英洁的儿子上小学,赶上国家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

  2007年,王三妮、王英洁这两位农民匠人再次铸鼎。在这尊恩惠鼎上,父子二人用铭文一一记录下这些惠农政策:“国家给农民施行合作医疗,农民看病住院,按规定治疗,国家补贴药费50%;国家对农村孤寡老人施行五保和低保,我村2007年有28人入了五保,有22人入了低保;国家施行九年义务教育,农民子女上学免费,我村共有学生270名……”

  “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农业税,也标志着我国‘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时代的到来。”阎丽认为,王三妮、王英洁父子用质朴语言创作的铭文是这一历史转折的鲜活注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樊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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