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李晗

　　因保密缘故，两弹突破的历史视频和照片资料一向稀缺。为弥补遗憾，2010年，亲历者李德元先生指导创作大型油画《当代英雄》，再现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突破时期民主讨论场景，前排围桌者左起：周毓麟、邓稼先、彭桓武、周光召、朱光亚、程开甲、秦元勋、郭永怀。周毓麟与邓稼先身旁站立者、书写者、倒水者代表众多科研人员。于敏并未在内，当时他还未调入九所。

　　1982年，《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由于对署名作者的人数限制，该项成果只署名了9位科研集体的代表。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先生是当年分管核武器理论研究的领导者，位列第一。其余8位，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周毓麟、秦元勋、江泽培及何桂莲，是二机部九所理论部（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前身）的业务主任和副主任，这8位大专家也被称为理论部八大主任。

　　八大主任中,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是物理学家，周毓麟、秦元勋、江泽培、何桂莲是数学家。

　　邓稼先最早被二机部领导选中，于1958年8月从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调入理论部任主任，后任九院院长。1986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邓稼先在手术间隙还和于敏一起为国防事业发展向中央建言。他为核武器事业做作出巨大贡献，是核武器研制事业的光荣代表。

　　周光召于1957年被国家选派赴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在高能物理、粒子物理方面做了极为出色的工作，多年后还不断被引用，但是他主动回国参加核武器研究。1961年5月他调入理论部任第一副主任。他在研究所工作19年，在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和战略核武器的研究设计方面做了大量重要工作，是核武器科技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曾感慨：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有幸和中国最优秀的一批青年在一起工作。

　　黄祖洽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与第一颗氢弹理论突破中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原在中国原子能研究所（401所）工作，1960年年底来九所兼职，当时规定，黄祖洽可以把401所的工作带到九所研讨，但是九所的工作不能向401所透露，黄祖洽严格遵守这一保密规定，被戏称为“半导体”。

　　于敏调入九所的时间是八大主任中最晚的，但他在二机部安排下，早在1960年就在原子能研究所与黄祖洽等人开始了对氢弹理论的预研。原子弹突破后，为加快氢弹研制步伐，1965年1月，于敏领导的 “轻核理论”小组31人合并到理论部，于敏任理论部副主任。在1965年下半年，于敏带领研究团队突破了氢弹原理。

　　数学家中，何桂莲调入九所时间较早，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生，1956年从天津市长秘书岗位调入中科院数学所，1958年年底又调来理论部任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分管计算机方面的工作。

　　其他3位数学家，周毓麟、江泽培、秦元勋有特别的因缘。

　　周毓麟和江泽培是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研究生同学。他们获得副博士学位后都回到北京大学任职。1960年，周毓麟加入核武器理论研究，1962年江泽培也从北京大学调来，主管蒙卡方法。

　　秦元勋是浙江大学毕业生，194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0年从中科院数学所调来，他和周毓麟共同领导了数值计算工作。世上就有这样的巧合，周毓麟和秦元勋同年同月同日生，在调入九所前，他俩都做过拓扑和微分方程研究，秦研究点集拓扑，周研究组合拓扑，秦研究常微分方程，周研究偏微分方程。

　　秦元勋和周毓麟在原子弹起爆元件设计中发挥了作为数学家的重要作用，两人以雄厚的拓扑学功底确定了第一颗原子弹起爆组件的形状和个数，就此建立起理论指导的模型。1961年8月-10月间，周毓麟负责用冯·诺依曼的“人为粘性法”解决流体力学方程组计算中遇到的问题，而秦元勋用他自己提出的“人为次临界法”求解非定常中子输运方程。

　　彭桓武先生及八大主任均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物理和数学界精英。他们善于把握事物本质，抓主要因素，善于运用量纲和量级分析技巧，对复杂的物理问题作近似处理，建立各种粗估方法。如彭桓武的多种粗估公式，邓稼先和秦元勋的威力粗估公式，黄祖洽为核燃料生产厂提供的“铀水系统安全质量的建议估算法”等。在大专家们的带领下，粗估的方法逐步被科研人员掌握，粗估和精确计算相结合，成为理论部研究的主要方法。在两弹突破的许多关键时刻，主任们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超强能力。如周光召以“最大功”原理结束了对一个关键数据的争论，扫清了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的重要障碍。于敏在氢弹理论突破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提出了一套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设想。

　　八大主任等前辈科学家，其高尚的人品风范也为后人敬仰，他们在业务上各有所长，在工作中的分歧和争执不涉名利之争、不夹带私心，争论出于对国家任务的高度责任感，事后都能心平气和地对待。

　　在两弹突破过程中，理论部召开了大量技术研讨会。工作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及时地拿到会上“会诊”。这些研讨会当时被称为“鸣放会”，不论大专家还是大学生，人人都可以参加，人人都可以发言提出自己的意见。会上，往往是专家们先对前一阶段工作提意见、“挑刺”，年轻科研人员据理力争。这些大专家也总是鼓励年轻人谈出自己的看法，从不同的意见中汲取每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彭桓武就特别喜爱和鼓励有想法的年轻大学生发表意见。

　　鸣放会上的气氛十分热烈，大专家以身作则，争论中经常激烈交锋，面红耳赤。人们虽然在会上你来我往、针锋相对，会下依旧感情融洽、有说有笑。在他们的带动下，理论部始终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圆满完成国家的核武器理论设计和核试验任务，造就了上下融洽、人际关系和谐的文化氛围。

　　有一次，一位年轻人在黑板前讲自己的设想，彭桓武先生坐在下面听了几句后插话发言，那位年轻人赶紧说：彭公啊彭公，您的思想都包含在我的思想里了。在座的人忍不住哈哈大笑，彭公只一莞尔，并不在意。

　　鸣放会让许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明白了，原来做研究就是要讨论争论的。在参加完一次会议后，意犹未尽的胡思得对黄祖洽说，科学家本事真大！黄祖洽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不能光看热闹，要会看门道，学会大专家的思维方法，你以后也会成为大家的。胡思得果然在学术讨论中注意吸收各家所长，细心琢磨，慢慢地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科学思维方法。

　　八大主任中，有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周光召、于敏），有5位中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周光召、于敏、周毓麟、黄祖洽），这是一支璀璨而强大的领导阵容，带出了一支有过硬本领的科研队伍，后来成为院士的科研骨干多达10人，还有一大批研究员和副研究员等高级科技人才。

　　从1958年开始，中国的核武器科技集体披荆斩棘、日夜奋战，只为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核力量。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们先后突破了原子弹、氢弹，不仅为祖国贡献了战略威慑力量，还为中华民族凝练了“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协同攻关、求实创新、永攀高峰”的两弹精神。

　　九所老所长、数学家李德元先生曾感叹道：

　　“这些人真是那个时代的英雄。我也很感慨，有时候历史是很神奇的，它会用种种办法，把这么一批人，聚集在一起，就创造了被认为是奇迹的事情。”

　　誓言无声，初心永恒。“以身许国”“与子同袍”的担当与传承，虽隔半个多世纪，将永远激励新一代砥砺前行。

　　（吴明静 叶筱霞 作者单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