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2-21 22:26 | 来源:中国文明网 2020年12月08日 | 查看:1175次
人物故事:
杨树柏,男,1925年出生于天津,1948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95岁的退役老兵杨树柏,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曾在敌人环伺的战场上拼死救出一名重伤战友;和平年代中,他又亲手将自己的孙子杨勇送进部队。同样一抹橄榄绿,构筑成保家卫国的好家风,在祖孙代际之间,默默传承。
1950年10月,杨树柏随所在的原66军197师591团,投入到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战争中。战争中,他身先士卒,鞠躬尽瘁,时刻以最高标准严于律己。战争结束后,他响应国家号召,回到北辰农村成了一名普通的农民,扎根农村,建设农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前身是华北军区第1纵队,杨树柏所在的197师是66军的主力师。战斗中,杨树柏他们的尖刀连抢占了德高山的一处高地,居高临下阻击敌人。几番恶战后,杨树柏所在的连队完成阻击任务,按照命令撤退。杨树柏所在的排受命坚守阵地,掩护全连战友撤退。德高山阵地虽然在山头上易守难攻,但是敌众我寡,武器装备也跟敌人相差甚远。直到一枚弹片划破杨树柏的脸,“我用手一摸,湿的,是血流出来了,这才开始觉得疼了,再看周围,战友们都没了动静。”杨树柏这才发现,一起守阵地的战友都已经牺牲了,整个战场就剩下他一个人。和他亲如兄弟的副班长就倒在他身边。杨树柏强忍悲痛,抓了把土,撒在副班长身上,就算是表示入土为安。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没时间悲伤。
杨树柏掐算了一下大部队撤退的时间,又赶紧检查了阵地上的武器弹药。“就剩下我一个人,两箱手榴弹和几杆子枪,我算了下时间,至少要顶到傍晚,那会儿大部队就安全了。”可杨树柏就一个人,敌人从四面八方往上打,这阵地怎么守?“和敌人战斗,要讲勇猛,也要动脑子。”杨树柏急中生智,他把仅剩的两箱手榴弹和几杆能用的枪,摆放在战壕的不同位置。战斗一打响,他就不断变换位置进行反击。一会儿用枪点射,一会儿又用手榴弹轰炸,给敌人造成人多势众的假象。敌人看到志愿军阵地火力齐全,以为主力仍在,不敢轻举妄动。
在撤离阵地追赶部队时,杨树柏忽然听到黑暗中有呻吟声。“吓我一跳,我赶紧端着枪找,原来是一个伤员,他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我们来朝鲜时候都学了几句朝鲜话,我就用朝鲜话问他,结果,发现是战友,中国人!”杨树柏赶紧把负伤的战友架出来,发现伤员左腿膝盖已经被炮弹炸碎了,“大腿跟小腿就一层肉皮连着,当时他怕拖累我,说你别管,就给我一枪,我不受罪了,你赶紧走。我说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个连队的,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不会抛下你的。”于是,杨树柏用布条帮他包扎伤口,又找来一根树枝做成拐杖,架着伤员一起去找部队。
走到半路,突然一架敌机发现了他们的行踪。“飞机就从高处俯冲下来,用机枪扫射还扔炸弹。我一看,旁边有条河。本来天气冷,河已经冻上了,正好炸弹给炸开了,我们就跳里面了,藏水里。”2月的朝鲜,寒气逼人,河水冰冷刺骨。杨树柏扶着伤员躲在河里,一动也不敢动,一直到敌机远去,才挣扎着爬上岸来。“到岸上,太冷了,我们一个劲地哆嗦,衣服都冻硬了,我还好,伤员不行,他拽着我,求我给他一枪,他不想受罪了。我说那不行,咱们要坚持,国家还需要我们。坚持才能取得胜利。”就这样,杨树柏背着4杆枪,扶着重伤的战友,继续追赶部队。
就这样,杨树柏架着战友、背着武器,一路上躲避敌人追击,排除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大部队。“部队那会儿都以为我牺牲了。没想到,我不但活着回来,还救回一个伤员、带回4杆枪,都特别高兴。因为这,给我记了‘大功’”。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杨树柏随66军197师回到天津武清王庆砣镇休整,没倒在战场上的杨树柏,却倒在了病床上。“在朝鲜长时间站在冰水中、雪地里,我父亲的肺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回来之后,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炎,一病就是三个月。”杨树柏次子杨立生告诉记者,就在父亲住院治疗期间,一封邀请他赴京参加抗美援朝庆功大会的信送到病床前,而身患重病的杨树柏不得不放弃。“这是我父亲最遗憾的事。”
“他把自己的立功证书和军功章都锁在一个小铁匣里,从来都不给我们看,也很少给我们讲在朝鲜的战斗经历。”在杨立生记忆中,父亲淡泊名利、一心为国,从未忘记党和人民的嘱托。在武清休整期间,工作地点距离自己的家只有十几里地,可他从不请假回家。有人问他:“你家那么近,你怎么不回去看看?”他说:“不行,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不是说让你休养来了,你随便溜达可不行,都得听国家的命令!”
复员转业后,杨树柏进入和平区饮食公司工作,谁也想不到的是,已经当上了公司经理的他,竟为响应国家支援农村号召,回到北辰农村成了一名普通的农民。“我父亲说,我不带头谁带头?回乡前我父亲的工资已经很高了。他这一回来自然就舍弃了高工资,转年又赶上自然灾害,一家人饭都吃不上。我父亲一生都在为集体着想,为他人着想。”杨立生回忆说,“回乡之后,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的棉衣都是捡哥哥姐姐穿小的,可有一年我连旧棉衣都没有,因为父亲把家里的棉衣送给了邻居家的孩子。我当时听到了父亲和母亲的对话,他说,这个孩子只有单衣,而且他父亲也是军人。咱孩子的棉衣虽然破,补一补接一接还能穿。”
“抗美援朝回来,我父亲大病一场,虽然当时是治好了,但落下了病根,经常咳血。后来他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就在双口小学当门卫,每天负责敲铃。学校里的孩子老师挺多,但谁也不知道这个看门的大爷是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即使这样,杨树柏从没因个人和家庭的困难,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父亲每次看关于抗美援朝的影视剧,总会默默流泪,说想念牺牲的战友。他说活下来就是幸福,不能再给组织添麻烦。”说着,杨立生拿出一个铜制腰带扣,因为年代久远,上面印着“八一”二字已经有些模糊,“这条腰带是我父亲参加解放战争时部队发的,这腰带跟着他去过朝鲜,解放后也一直系着,直到绿色布带糟了断了,他把这个铜扣拆下来保存着,也是希望我们把这种战斗精神传承下去。”
虽然杨树柏从不跟儿孙们炫耀自己的战斗经历,但红色基因仿佛在老杨家扎下了根,大儿子杨利友曾在村里当过民兵,孙子杨勇曾任武警青海总队某部担任特战大队副大队长。“高中毕业,我想去参军。父母心疼不想让去,我就找我爷爷,爷爷就问我一句话,‘你怕苦吗?’我说,‘不怕!’爷爷说,‘不怕苦,你就去。’”
尽管当兵这样辛苦,但无论是战争年代的老兵杨树柏,还是和平年代的战士杨勇,都异口同声地说,“当兵,他们从不后悔”。
来源:天津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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