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 凌

《资本论》写作于19世纪50—60年代，这个时期正是英国各种瘟疫频频爆发的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大量引用了英国枢密院卫生官约翰·西蒙医生当时主编的《公共卫生报告》，一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在劳动时间、工资收入、劳动环境、居住条件等方面对工人的克扣、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也剖析了瘟疫大流行背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成因。重读《资本论》，马克思的理论跨越百年向我们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卫生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的体现和爆发。

　　瘟疫周期性流行对无产者的致命戕害

　　尽管不是公共卫生专家，但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各种传染性疾病引发的瘟疫，与资本主义生产如影随形，已经成为英国周期复发的流行病。“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8页）《公共卫生报告》就是其中一项法令《1858年公共卫生法》的成果之一。《公共卫生报告》不仅详细记载了历年瘟疫爆发的情况，而且全面再现了瘟疫大流行如何与资本主义的剥削叠加在一起，演变成公共卫生危机，对城市工人、农业工人等无产者造成致命戕害。这让我们得以看到，资本主义对工人生活资料、劳动环境的克扣所造成的营养不良、居住条件拮据和劳动环境恶劣，是导致瘟疫在工人群体大流行的三大直接原因。

　　其一是营养不良。“棉纺织工人消费的营养量因贫困而被压低到可怜水平”（同上书，第754页），造成工人群体的免疫力下降，再加上工人“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区；是在卫生警察的工作收效最少，排水沟最坏，交通最差，环境最脏，水的供给最不充分最不清洁的地区”，“这些灾祸加在一起对生命固然是可怕的威胁”（同上书，第757页），为伤寒疫情蔓延创造了合适的环境。其二是居住条件拮据。马克思引用一位热病医院医生的原话：“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简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同上书，第762页）其三是劳动环境恶劣，死亡率居高不下。“一个地方靠室内共同劳动为生的人越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个地区由肺病引起的死亡率就越高。”（《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7页）

　　遭受经济和公共卫生双重危机的工人命运是如此悲惨，以至于形成人类瘟疫史上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那就是在经历了18世纪第一个医学黄金时代后的19世纪早中期，英国、美国等很多地方大城市死亡率，居然还有所增加。这正是由于资本家对工人在工资、居住条件、劳动条件等方面的苛刻，工人在瘟疫面前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只能单纯依靠身体与病毒殊死搏斗，生死完全听天由命。这种“肉体免疫”的方式，充分揭露了资本主义面对公共卫生危机，始终把剩余价值最大化，而非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弊端。

　　资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

　　《公共卫生报告》揭示了瘟疫大流行与工人居住条件、劳动环境和营养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但并没有也无法触及瘟疫周期性流行的社会制度成因，也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卫生危机周期性爆发的难题。而这正是马克思在引用《公共卫生报告》基础上，利用唯物史观作出的开创性研究和极富洞见的发现。

　　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和根本目的，都是资本的增殖，甚至就资本家而言，也只是人格化的资本，是为了资本增殖、冷酷无情的工具。为了寻求资本增殖的最大化，资本主义生产既有可能从“可变资本”的压榨，即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等方面，从工人劳动里榨取更多剩余价值，也有可能从“不变资本”的节约，即克扣劳动环境、居住条件等方面，减少资本的投入。资本主义生产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就在赚取更多利润与改善工人生活及劳动环境中间产生了。换而言之，资本家既不会愿意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动力去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因为这些都背离资本逐利的本性。

　　在“不变资本”的节约上，马克思揭露了公共卫生危机不可避免的一个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做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做提高利润率的手段。”

　　在“可变资本”的增殖上，资本主义生产也必然导致对工人健康的漠视。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资本论》第1卷，第311-312页）

　　资本增殖第一、自我利益第一，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导致公共卫生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因为要不断扩充自己，所以将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剩余价值获取作为第一原则，而将其他任何可能阻碍这一目标和原则达成的人和事，比如说采取积极防疫政策、实行隔离、改善公共卫生环境等，都放在次要的微不足道的位置上，哪怕瘟疫的大流行会一视同仁，让资产阶级本身也面临高感染的风险，哪怕瘟疫的危害会导致工人的死亡、伤残，让他们丧失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哪怕各种瘟疫会成为周期性复发的顽疾，时不时地流行起来威胁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都无法阻止资本无穷无尽自我增殖的本性。

　　资本主义公共卫生体系应对危机的局限

　　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在防止瘟疫周期性流行演变为公共卫生危机存在着犹豫、观望和算计等问题，而且在动员以医生为主的社会力量抗击公共卫生危机过程中，也面临难以投入全力、难以有效整合资源等掣肘和阻碍。

　　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医生及其所代表的医疗卫生行业，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用来保持工人劳动能力的工具性存在。马克思指出，医生的服务，“只要他能保护健康，保持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或者仅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医生的服务都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可以把它算入劳动能力的修理费。”（《剩余价值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9页）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医生价值最精准的描述：一方面，他们有着巨大的价值，要维护工人的健康，为资本主义保持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价值也非常有限，因为资本家对他们支付的报酬，无法继续生产出剩余价值，因而本着对资本的节约，“必须尽可能地把这种非生产费用缩减到最低限度，尽可能地使它便宜”。（同上书，第168页）一旦遭遇到经济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与公共卫生危机叠加，工人尤其需要医疗卫生服务保持其劳动能力，甚至保证其生存机会时，医疗卫生费用往往是最先被牺牲的，因为就资本家而言，在资本增殖与医疗卫生服务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工人而言，吃饭与看病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资本家和工人还想以物质产品的形式消费原先那样大的价值量，他们就要少购买医生、教师等等的服务。如果他们对医生和教师必须继续花费以前那样大的开支，他们就要减少对其他物品的消费。”（同上书，第159页）

　　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得以充分暴露。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一般积累，不可避免地再生产出大规模的相对过剩人口，他们缺衣少食、居无定所以及四处流动的状态，是各种瘟疫扩散的易感人群；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在防止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一定会把资本增殖放在第一位，不仅在改善工人的生活资料、劳动环境以及公共卫生条件方面推三阻四，而且即使当公共卫生危机的大火“烧”到了自家后院时，他们也不会真正重视医疗卫生的专业和内行价值，难以整合动员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来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尽管瘟疫是全人类的敌人，疾病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防止和应对瘟疫扩散和蔓延时，摇摆不定，耽误最佳防控时机，充分暴露了他们资本优先而非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第一的本性。如今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境遇早已今非昔比，有了很大提高，但是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民群众的危险境遇，在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又是如此似曾相识。

　　正如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所揭示的，真正的进步，只有在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以最大限度满足人民需要为生产目的的社会，才能克服以最大限度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摆在第一位，并且充分依托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动员和整合更多资源力量阻击瘟疫，才可能真正战胜公共卫生危机，带领人民群众走出瘟疫周期性流行的困境。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