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80后、90后乃至00后登上舞台，组成青年群体战“疫”的完整光谱。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拟表彰的青年志愿者中，汪勇是一名85后“快递小哥”，他带领其他志愿者一起为解决武汉金银潭医院职工出行、就餐等问题而努力，筑起一道“后勤保障线”。艾泽铭是北华大学大四学生，响应团吉林省委的青年防疫志愿者招募，顶着寒风在长春火车站、机场、老旧小区等地进行测温、消杀、登记等志愿服务，服务83天，没有缺勤过一天。

　　尽管他们不是这个社会最强壮、“最有本事”的群体，但是年轻以及那些与之相关的无畏、青春和热望，这些挺身而出时展现出的强大爆发力，就足以为困境中的人带来生机和希望。

　　从一份“冲动”开始

　　当被问起最初做志愿者的动机时，汪勇用了两个字：冲动。

　　“如果极其理智地衡量得失，就没有人愿意去做志愿者了。”汪勇的判断基于这样的背景：他的家中有老人、妻子和两岁的孩子，他是全家的主要劳动力，房贷没还完，而那时在武汉，他并不清楚疫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这份感情与其说是冲动，不如说是无法置身事外的热血。这驱使着送了一整年快递、因疫情被提前放假的汪勇，瞒着家人成为了运送医护人员的司机、协调员、后勤保障者。

　　起点在1月24日晚上，他在朋友圈看到一位武汉金银潭医院护士的求助：“我们这里限行了，没有公交车和地铁，回不了家，走回去4个小时。”犹豫很久后，汪勇对妻子说：“网点临时需要值班人员，我被派去值班了。”

　　他打通了护士的电话，告知对方自己只有一个N95口罩，并询问能不能给他带点酒精。护士愣了：“我没想到会有人接这个单。”那时，距这位护士发出求助信息已过了5个多小时。

　　从这一单开始，第二单、第三单，第二天、第三天……直到武汉解封，公共交通恢复，汪勇“摆渡者”的身份才算结束。其中有一个月，他一直睡在仓库里，常常从早上忙到下午3点，都没空吃一口东西。

　　“（那时候）活着就是天大的好处了。”汪勇在衡量自己在外奔波的意义，这笔账他是这么算的：如果每天送30名医生护士，帮他们节约60小时的通勤时间，这60小时就可以救很多很多人的命。

　　被这份内心的“冲动”驱使的还有很多人，比如驱车直奔武汉的湖南人郑能量、原本就从事救援队或社工服务多年的北京市红十字雷锋车队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队长李峰威、山西天龙救援队队长陆玫、累计卸载货物50多吨的荆门市益动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王丽莉，以及拟表彰的防疫志愿者中唯一一位在校大学生艾泽铭。

　　无法旁观的艾泽铭经历了83天忙碌的日子。这名1998年出生的医学生每天看着感染人数在增长，“心里着急”。“这次大家都是有十分力恨不得出十五分”，由于太认真，他还被强制要求休息。

　　“作为医学生，本身就觉得自己有这份责任，只是我水平还不到可以去武汉的程度。”大年初二，艾泽铭看到了团吉林省委招募青年防疫志愿者的通知后，第一时间报了名。

　　一开始，他被安排在线上做科普宣传工作。2月4日，他正式到防疫一线——长春火车站，协助车站工作人员进行测温及异常旅客的处置工作。那天也是艾泽铭的22岁生日。前一天，他刚刚签下了遗体器官捐赠的协议，注册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承诺如遇不幸要将自己的器官、遗体、角膜等捐赠给有需要的人。

　　在艾泽铭心里，做志愿者虽有一定危险，但是害怕、担忧这些情绪并没有太多困扰他。一切在他看来自然而然：“我入学的时候是宣誓过的，作为医学生，这就是我该做的。”

　　做志愿者不能仅凭一腔热血

　　几乎所有志愿者回顾战“疫”经历时都认同一件事：做志愿者不能仅凭一腔热血，内心有冲动才会站出来，但是这份冲动不是莽撞。

　　汪勇成为志愿者的时候拥有的全部依凭就是自己这个人和那辆车。每天跟医护人员长时间待在一起，让他比外界更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有人吃够了泡面面包，就想念那口米饭的香气。有人觉得叫车太慢，想骑共享电动车快点回去休息。有人要修眼镜，买拖鞋、指甲钳、充电器甚至秋衣秋裤，这些过去随手就能解决的问题在特殊时期的武汉都变成了难题。

　　汪勇做不到大包大揽一个人解决一切。他被这些需求驱动着，从一个没什么社会资源可言的快递小哥，变成要跟企业、店主、政府部门沟通的协调者。想吃米饭，他找餐厅；餐厅的仓库被迫要关闭，他找有关部门说明情况。最有成就感的一次是，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需要电动车出行，他就去找公司协调，最后在金银潭医院周围投放了400辆共享电动车，别的医院的人都很羡慕，他又去帮助别的医院一并协调资源。滴滴公司还把接单的公里数从3.5公里以内更改为15公里以内，让住得远的人可以坐车回家。

　　很多事情“超乎我的认识”，汪勇说。他没想到朋友圈和志愿者的互助合作能迸发出这么大的能量，资源一旦对接成功，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很多困难就迎刃而解了。

　　汪勇也在志愿行动过程中习得了另一种“专业性”。他学会给自己画“红线”。为了保证自己接送的医护人员的安全，他给自己立了规矩，不管在路上看到陌生人多可怜，他要狠下心不能拉；不能去医院里，唯一一次破例进去，还是因为一个老人不吃心脏病药会有性命之忧。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那时在武汉，汪勇开着车走在空荡的城市里，最期待的就是迎面能碰上一辆车，“那种空虚和害怕是言语表达不了的”。他每天经过大桥时，几乎都会看到只能骑车过桥、骑到一半没力气的人。每次他都看着心里难受，想停下来载人走，但是他不能。他要保证医护人员不会因他而交叉感染。

　　还有一些人，他们是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专业本身就是他们最好的武器。

　　艾泽铭也属于这类，医学专业本身就是他的力量。有医学知识的他对消毒、防护等操作规程接受速度更快、意识更强。从心理到体力的准备，他都比很多非医学专业的人更为充分。

　　在长春火车站服务期间，每天晚上艾泽铭22点休息，第二天深夜两点多起床，下碗面，配着妈妈留给他的酱料吃。他说，这样是为了给胃排空留足时间，以免穿上防护服后想去洗手间。近20天里，他几乎每天只吃一顿正常的饭，上岗前从不喝水，每天最早到岗。

　　零下20多摄氏度的长春火车站外，他穿着防护服经历“冰火两重天”：防护服覆盖的部分热得有水汽，带着薄薄的医用手套的手又冻得伸不直，头发尖儿上还挂着冰碴儿。他不停地搓手、跺脚，让自己在东北冰天雪地的户外保暖。

　　在火车站服务期间，他担任青年防疫志愿者服务队团支书，先后带领4批志愿者不间断地开展志愿服务，团队累计为旅客测温28.9万人次，服务时长为2455小时，上报并妥善安排体温异常旅客数百人。其中一位去过武汉的大哥几次测量体温都过高，艾泽铭当时没觉得紧张。他比普通人更有医学知识，这让他面对疫情时更具平常心。利用自己的经验，艾泽铭累计为300多名即将上岗的志愿者进行辅导。

　　“这份荣誉不是给我一个人的”

　　这段战“疫”经历，是很多志愿者平淡生活中的高光时刻。

　　这份“高光”给了一些人以新的机会。比如汪勇，他从一个快递员变成了分部经理，升职了，也有更大的责任。他琢磨着，怎么能让自己的工作伙伴也愉快地获得更多收入。以前他从没想过，自己有机会参与、策划顺丰公益基金会为抗“疫”临时成立的公益项目，免费为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寄行李，为1000户孤寡老人每个月持续送关爱包直到明年。

　　最初做志愿者时，汪勇觉得东拼西凑10万元都很困难。但是后来，他入党了，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上了新闻联播，很多人因为他的事迹捐数百万元物资给定点医院，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艾泽铭在学校时是生活班长，但是他觉得自己有点“社交恐惧症”，只是在别人需要帮忙时，这份“热心肠”才能让他突破“社恐”。做青年防疫志愿者的日子里，他要快速跟一大批陌生人熟悉并共同作战，每天跟成千上万名陌生旅客、小区居民主动沟通。这个觉得自己不算勤快的男孩，“当时觉得走路都带风”。

　　85后汪勇和95后艾泽铭，这两位青年防疫志愿者都提到了社会曾经给他们贴上的标签：“垮掉的一代”“任性”“心理脆弱”“不靠谱”……但是这些标签从未真正定义过他们。

　　汪勇接送过00后的“小丫头片子”。这位小护士连充电器都没带、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就回医院进行支援。类似的小事促使他坚持做志愿者。传递温暖在他看来是一种责任。获得荣誉了，也意味着他身上的责任变大了。

　　疫情期间汪勇脸上瘦出来的棱角如今又圆了回来。5月，汪勇带着妻子孩子迎来了疫情暴发后的第一次放松。他在游乐园，看着孩子们奔跑在阳光下，突然有点感慨，“幸福原来这么简单”。

　　疫情让武汉“伤了些元气”，但是他觉得靠着一个个普通人的努力，时间会让他们慢慢消化伤痛。

　　吉林舒兰聚集性疫情暴发后，艾泽铭主动到长春市富城社区万星幸福城小区报到，上午上网课，下午做志愿服务。每当社区有外来或体温异常人员进入，他第一时间上前接触、排查、登记，没有一天替班。

　　荣誉随之而来。但是艾泽铭也感受到了压力。“这些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我只是志愿者中的一个。”在这次战“疫”过程中，他感受到付出赋予他新的力量，让他更想深入了解如何做更专业的志愿者。

　　有一件事被艾泽铭写进了自己的战“疫”日记。2月11日，他在长春火车站测温，有一个看起来只有四五岁的小孩红外测温异常，安安静静地在旁边摘了帽子等待。二次测量正常后，孩子顺利进站。走了几步，孩子突然停下，转回身直直地看着艾泽铭的眼睛，冲他鞠了个躬。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