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成芳 罗家锋

内容摘要：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既面临战略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要从根本上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原则；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领域的立论、驳论、攻辩、创新和引领工作；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构筑先进而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切实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之上。

　　关 键 词：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中国

　　作者简介：徐成芳、罗家锋，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特征决定了它是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主要阵地①。坚定不移地维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反对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多元中立主导、多样中谋共识，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整体安全的意识形态保证。目前中国意识形态总体上是安全的，这是主流。否认这个主流，丧失自信、自我否定，加入“弱化”、“丑化”中国意识形态的“合唱”，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没有忧患意识，丧失警惕，盲目乐观自信，同样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我们既要看到机遇又要看到挑战。不仅要看到资本主义力图对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更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诞生就是对资本主义挑战的开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必须将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上升到自觉的高度，坚持重在建设，形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繁荣健康发展的局面。

　　一、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机遇

　　当前，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三大战略机遇：

　　(一)国际金融危机打击了西方意识形态的“美誉”和话语权

　　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在苏东剧变后一度以“胜利者”自居。然而，短短20多年过去后，“胜利者”却成为全世界的“麻烦制造者”、“灾难制造者”，“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面前出了丑。2008年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蔓延至整个西方世界，资本主义整体实力出现全面衰退的趋势。其政治经济危机不是消失了、减缓了，而是增多了、加剧了。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是对美国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其中金融霸权肆意泛滥的绝地‘报复’，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理论的有力清算，更是对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战”。②这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国家反危机的历程显示，无论是推行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无论是采取国家干预还是自由放任都只能缓解经济危机而无法根除危机，而每一次反经济危机的策略措施只能加重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④在世界范围内，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知。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又纷纷捧起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书。风光一时的“历史终结论”失灵了，人们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质疑”正在代替“盲目崇拜”。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曾说“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⑤。美国著名世界体系分析理论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甚至预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有40年—50年的寿命⑥。国际马克思大会主席、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教授热拉尔·杜梅尼尔(Gerard Dumenil)也指出：“我们相信，在未来的10年，在世界范围内将会有更大的多样性，美国的社会将发生巨大变化。”⑦总之，国际金融危机使反思、批判、否定资本主义的声音高涨，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机遇，并且这种机遇不是由于西方意识形态策略失误提供的，而是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演变的客观结果。

　　(二)中国经济的崛起，使中国对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信心增强

　　中国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2位，2012年中国实际吸引国际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了美国。中国的成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⑧这个标准，来判断姓“资”姓“社”。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解放，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地发展维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增强了中国乃至国际经济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经济崛起的意义将超出单纯的经济领域，它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中国在苏东剧变后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而且意味着“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将在国际社会和人类发展方向问题上赢得更大的美誉度、公信力和发言权。从而将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心，消解对美国制度和价值观的迷信与追求。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已经形成并日益巩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具有强大而稳定的抗风险能力。中共十八大鲜明而自信地提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⑨

　　(三)在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存在大量可供我们利用的矛盾和可以借助的力量

　　许多发达国家尽管价值观相近，但是各国有各国的利益，并非铁板一块。比如，日本正在复活的军国主义就并不被英法德所接受，日本前外相玄叶光一郎为窃取钓鱼岛的欧洲之行就遭遇了冷板凳。美国媒体也指出当今的日本正在整体右倾，担心其制造麻烦。西方会发现，日本热衷鼓噪的“中国威胁论”正在演变成实实在在的“日本威胁”。因此，存在着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结成新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另外，中国还可以与西方在反对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等等共同敌人方面进行跨意识形态的合作。此外，伊斯兰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邪教猖獗、信息网络攻击、难民与环境问题、社会动乱、非法移民等等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大量存在⑩，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客观上也能够帮助我们分担压力、牵制西方、削弱西方，为我们提供发展的机遇。前不久一部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穆德的电影，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一股强大的反美浪潮，就是一个证明。

二、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

　　1.西方意识形态联合行动的压力。早在19世纪上半叶，为了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11)“冷战”时期，为了对抗社会主义，英国前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就主张西方“民主国家”建立“一种以实力、金钱和果敢的行动来支撑的理解”，“一种西方的精神联盟”(12)。这与美国主张制造“精神压力”促进“和平演变”的办法是一致的。苏东剧变证明，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比军事战争和经济封锁更有效。可以说，“和平演变”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既定战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是“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苏东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对准了中国(13)。西方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财团不惜重金，打造自己的学者、智库和网站，培育自己的思想理论精英，以学者和思想家的面目传递政府和大财团的声音，掌控社会思潮的话语霸权。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赞美资本主义的思潮花样翻新，通过图书、杂志、报纸、网络、会议、电影等等，大量输入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指导权和支配地位。在哲学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主张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则否定本质和规律的存在。在历史发展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客观规律，“历史终结论”则狂言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才是规律，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趋同论”(不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向趋同论”还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单向趋同论”)，都是从根本上鼓吹技术决定论而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14)，甚至别有用心地宣扬中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宪政和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与虚伪性，“普世价值论”则竭力美化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宪政，宣称其是值得人类普遍遵循的最终价值。在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指出它不过是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仅仅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15)，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攻击科学社会主义是“乌托邦”，主张维护或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所谓“价值社会主义”(16)。目前美国一些议员和智库正在推进渗透理论研究，希望利用中国处于社会矛盾迸发的转型时期搞乱中国，而我们很多人特别是部分领导干部的政治警惕性相对不足。胡锦涛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较量和斗争依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西方国家加紧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价值观。”(17)“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思想下手。”(18)

　　2.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资料的生产。”(19)当前，资本主义虽然遭遇了严重危机，但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必将在较长时间内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压力。西方国家“试图通过继续巩固和扩大已在世界经济中获得的支配地位，并逐步将这种‘经济强势’地位转化成为‘政治强势’地位，促使作为其意识形态核心的价值观在更广泛的地区得到认可，进而建立起确保这种价值体系的政治制度系统，实质上构成了‘新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20)。《2011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指出：2011年美国以9500多个IP地址控制中国境内885万台主机，有3300多个IP控制境内3400多家网站。目的就是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实现对受众国“不战而胜”、政治重构的战略意图(21)。随着经济全球化内部风险的持续释放、西方国家转嫁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3.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扩展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地区许多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打起了社会主义旗号，但在20世纪后半期又纷纷放弃原来的旗帜。西方意识形态代言人之一的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美其名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更令西方世界欣喜若狂，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化浪潮”也是将中国最终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重要途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精英总是通过欢呼多党制、指导思想多元化，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鼓吹人类意识形态将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二)来自内部的挑战

　　目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还面临着一些内部的挑战：

　　1.“新儒学”、“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淡化意识形态”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指导和支配地位。以新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国学”，认为它“高于党学”(指马克思主义)，可以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柱。“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作用，没有建设性意义；倡导殖民化哲学，认为中国现代史是从“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主流”走上了“以俄为师的歧路”；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专制主义。有些人生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外资的引进、贸易的自由和自己官职的升迁，硬将我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基于国家整体与长远利益、基于外交艺术的考虑而“淡化意识形态”的做法，上升到思想政治取向的高度，并把这种做法“内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政策，并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22)。

　　2.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肤浅，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的能力不足。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一切的。但是，目前有相当数量领导干部虽然也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在头脑中未生根，未转化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往往满足讲在嘴上、写在纸上，并没有建立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信仰。意识形态部门中有些领导干部，缺乏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没有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能力。在意识形态宣传内容上，只能唯书唯上，简单机械地照抄照搬，或者是热衷于跟“风”和随大流；在宣传方式上，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宣传效果上，意识形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任自流。有些领导干部只重视GDP，把意识形态工作看成是可有可无的“软任务”。各类考核指标中，只看经济效益，很少过问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状况。共产党人应该树立和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被贬低、嘲弄、侵蚀(23)。

　　3.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严重消解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更容易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听其言观其行”是人民群众辨别干部的最起码标准。当前党政官员的一些腐败现象，已经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极大地影响了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削弱了党的执政基础，降低了党的执政能力，使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信心，进而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上摇摆不定，产生认同障碍和逆反情绪，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吸引力和凝聚力。对此，胡锦涛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24)

　　4.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关乎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教育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在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中，高校是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学府，聚集的是来自全国的优秀青年学子，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关乎国家的发展方向。在一个时期内出现了一种盲目引进、迷信和重用西方文科教材和“洋”学者、“洋”学说的现象。一些学校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理论课程，只要求掌握西方政治学、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原版教材；研究生入学考试只考西方经济学；有些留学西方、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海归”派人士，没有经过任何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就直接被高薪、高位聘请进高校教师队伍、研究队伍和领导队伍。在高校存在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或对意识形态采取完全不作为的状况，甚至有教师在公共政治理论课硕士班上为取悦学生，居然问学生想听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政治理论内容(25)。

　　5.西方观念国内化规模扩大、速度加快，对中国已经产生负面影响。在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西方观念国内化规模和速度都空前加大了。比如，新自由主义创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的影响则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新自由主义“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26)，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界、政界和学界。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主张中国经济体制全面私有化、彻底市场化。一些领导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把“借鉴”当作照搬，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主张市场化的最终归宿就是在中国搞私有化。学界也有人主张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来“驾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和否定国家干预。在价值观念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倡个人利益最大化，导致了中国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封建迷信等消极现象抬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导向力削弱。

　　6.社会阶层分化产生了多元的阶层意识，加大了意识形态调控的难度。改革开放前，工人农民的地位比较高，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国家及社会管理阶层”定为“社会上层”，并指出：“在改革的后十年中，他们则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最大获益者之一。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还是执政党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体现。各社会阶层与这一阶层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合作或冲突，转而也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或不满。”(27)目前，处于社会中底层的是工人和农民。“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中，则有较多的人感到自身利益相对受损，这些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对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如共同富裕等)感到怀疑，还有不少人对某些相关政策感到不满，对未来缺乏信心。由于这些阶层的总规模庞大，所以，他们的这种态度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不利的。”(28)2007年社会蓝皮书指出：“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是最突出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随着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使“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遭到质疑。这一切，又在社会阶层流动不畅、社会结构板结化趋势中被放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特别是影响部分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潜在地引发政治认同危机。

　　总之，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外部和内部两大方面的问题。在外部挑战中，有客观经济发展趋势带来的，但更多的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主观故意。在内部挑战中，既有本土因素产生的思潮，也有外部思潮的国内化；既存在于社会，又存在于党内。因此，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需要引起全党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途径

　　目前，中国学者已经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方法和途径，为继续深化研究提供了良好借鉴。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需要我国在不断的发展中，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更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体地位。”(29)

　　(一)要从根本上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原则

　　1.必须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都有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考量，在实践中也有大量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机构和平台，这为明确制定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30)，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是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战略之魂。制定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有利于形成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配套的一体化战略格局。整合党政机关、新闻媒体、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艺术院团等等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资源，进行意识形态安全的整体战略布局和战略安排，培育一支宏大的高水平的干部队伍和理论队伍，发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文化智库，打造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平台，提升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战术，对意识形态危机进行战略管控，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体系等等，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我们国家更加成熟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性选择。

　　2.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唯物主义原则。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1)“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有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32)。因此，要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包括坚持公有制主体、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只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脱离经济建设去抓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要围绕这个中心、指导这个中心。

　　3.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辩证法原则。马克思主义在确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承认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内在规律和作用机理。一方面，意识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落后的或反动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具有阻滞作用。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具有不同步性，即有时落后于社会发展，这时表现为旧的意识形态不会立即让位于新的意识形态；有时又超前于社会存在，这时表现为先进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导向与引领。意识形态建设不是“软任务”而是“软实力”，要强化而不能弱化，必须用先进的意识形态引领社会发展。

　　4.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推进意识形态科学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在思想路线上坚持实事求是能够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在反对倾向性斗争时坚持实事求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33)，可以避免阶级斗争扩大化或放弃阶级分析方法的错误，避免落入西方的“思想陷阱”，有助于划清学术争鸣与政治斗争的界限。否则，意识形态建设不仅会偏离科学理性，而且会导致思想混乱。

　　(二)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首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加以解决

　　制约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尽管很多，但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首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解决问题，决不能放弃对意识形态主战场、主阵地的占领，而必须持之以恒地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立论、驳论、攻辩、创新和引领工作。

　　1.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立论工作。在多元中立主导、多样中谋共识，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理论创新与理论宣传，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立论工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挑战的需要。苏东剧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处理“一元化”与“多样化”这对矛盾时犯了错误。在任何社会里，社会意识可以多样化，这是社会意识充满活力的表现，但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只能“一元化”。西方坚持鼓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与“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34)这迫切需要我们响亮地唱“对台戏”。这台大戏就是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坚持落实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要克服学术理论上的西化倾向，仅从政治上给予批判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针对性地从学术理论上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前沿理论问题、特别是观点主张存在尖锐分歧和对立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形成真正科学的、有充分说明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35)。发挥主流媒体的骨干作用，坚持重在建设，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同时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不断扩大正确思想和正能量的影响力。立论的方式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要把隐性立论与显性立论有机地、巧妙地结合起来。可以靠依法立论、科学立论、民主立论，也可以靠吸引力立论、思想解放立论。该放开的放开，该唱响的唱响，该批评的批评。通过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大众文化、新闻传播来驾驭引导社会思潮，会收到更好的立论效果。

　　2.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驳论工作。不破不立，驳论是为立论服务的。社会转型期必然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活跃期和问题突发期，更需要揭露和批判与马克思主义“争天下”的各类思潮。“邓小平‘不搞争论’的思想，是指在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不搞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要努力向前看”；“是指确定了的政治路线不要争论”；“对那些要试验的问题不要搞争论，但头脑要保持清醒”；“而对那些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必须争论，要时时刻刻与这些思想作斗争，澄清是非”；“对于改革开放的方向一定要争论，防止错误的思想把我国改革引向邪路。”(36)不论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还是趋同论、普世价值论等等，“万变不离其宗，其矛头都是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都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种斗争的实质是中国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化的原则问题”。(37)揭露和批判错误思潮，是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政治鉴别力的重大举措，是调节社会矛盾防范社会动乱的稳定剂。当然，在驳论的时候，也要指出某些思潮中可以批判借鉴为我所用的内容。

　　3.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攻辩工作。“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句军事安全名言，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打的主要是防御战，这与中国奉行的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防御型国防战略有关。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在防御中有反击，但是反攻和进攻还显得不足。我们不主动挑起意识形态的大论战，但是不能不认真应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挑战，因此在战略战术上应该抓住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等，通过创设议题进行学术探讨，摆事实、讲道理，持之以恒地打造常态化的攻辩平台，主动发出中国的理性之声。

　　4.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创新工作。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避免思想危机的有力杠杆。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曾经对于苏联晚期的社会认知状况有过一个重要判断：我们不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后来这种状况恶化了：不了解变成了无知，接下来则转化成敌意，在一部分精英中甚至达到了偏执的程度。苏联共产党没有能够在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时代更替的过程中为巩固苏联社会、保持政治体系的领导权而建立一个新的思想基础。新一代的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现有理论中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可那里根本就不可能有现成答案。这在党的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思想危机(38)。反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我们党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以其实践成果，不仅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话语权，而且提升了应对各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挑战的思想力量。

　　5.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引领工作。“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理论宣传就应深入一步。”(39)引领就是掌握领导权。首先，是立场引领和方向引领，即在立场和方向上保持稳定，不摇摆。做好新形势下的理论宣传工作，最根本、最核心的，就是要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更好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统一思想，坚定人们的共同理想追求，最大限度地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其次，要做到善于引领，处理好多重辩证关系：警惕右与防止“左”、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和文化多样发展、意识形态与经济建设、意识形态与对外开放、科学意识形态与非科学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关系等等。比如，对“普世价值”鼓吹者推销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政治企图，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反对，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对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生存延续以及不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人际关系，我们应实事求是地承认，在这些领域客观存在某些由人类生理属性和自然进化规律决定的人类共同需要，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同或相通的规则(40)。在此基础上，实现科学引领。

　　(三)为主流意识形态构筑先进而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

　　在意识形态主战场主阵地着力进行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顶层设计、顶层竞争的同时，一刻也不能忽视为主流意识形态构筑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基础性工作，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切实把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之上。

　　1.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要维护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基础性的工作是大力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邓小平曾鲜明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41)这就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稳妥地坚持对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确保改革和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从而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基础和民心基础。中国自古就有“民亦载舟、民亦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等政治古训。当代中国的发展建设，必须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不但是实现我国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夯实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基础和民心基础的重大举措。

　　3.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筑牢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基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主要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制度。实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关键在党，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中国如果出事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建构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巩固党对意识形态的直接领导权；惩治腐败，加强党的廉政建设；巩固党对国家政权和军队的掌控，全面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我国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要更好地落实宪法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权，保证其依法充分履行各项职能；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牢牢把握人民政协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积极开展政治协商，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充分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带领社会各阶层同心、同向、同行；基层民主是人民群众实行直接民主，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增强民主意识，提高民主素质和能力的广泛实践，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生动而又直接的基础性工程，要坚决的推进，落到实处。

　　4.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把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多彩健康的大众文化基础之上。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纽带和家园，是软实力的源泉。胡锦涛明确要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42)所以，在确保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主体地位之后，我们要创造与此相配合的广泛的新闻平台，健康向上、异彩纷呈的娱乐平台，科学民主、严谨自由的学术平台，信仰自由、和谐共存的宗教生态，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引领丰富多彩社会意识的多元文化格局。毛泽东曾经在批评板起面孔办报的做法时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他又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43)。这其实也是一个思想文化宣传方针，就是要把群众喜闻乐见与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起来，防止陷入单向度的片面性。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抢占文化发展制高点和国际舆论话语权。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等凭借自己的综合实力，新闻网点和记者遍布全球，成为国际新闻的垄断者和批发商，这就为它们包装、操控、引领国际舆论提供了便利。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利用我国突飞猛进发展的卫星和电视技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传播平台，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5.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提供生态文明基础。在当今世界，生态文明已经发展成为强大的社会思潮和实践运动，谁拒绝它谁就是不文明的表现。马克思很早就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对人类生态环境的破坏，并把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4)。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充分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解决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按需分配的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瓶颈的战略举措。与美国拒绝履行《京都议定书》不同，中国本着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精神，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执政党的中央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约束性指标写进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在国际上赢得了高度评价，也赢得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话语主动权。

　　综上所述，在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和思想文化竞争更加激烈和频繁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家安全中的“生命线”作用日益凸显。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维护好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对于促进国家稳定和发展进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注释：

　　①田改伟：《试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②李慎明：《国际金融危机现状、趋势及对策的相关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54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④应宵燕：《主权债务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形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7期。

　　⑤克劳斯·施瓦布：《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世界》，《德国金融时报》，2012年1月25日。

　　⑥姜辉：《资本主义“危”在何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7期。

　　⑦周思成：《世界经济危机与新自由主义学术研讨会综述》，《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6期。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⑨《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第17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⑩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第2页，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2)里奇·奥文达尔：《英语国家联盟》，第68页，伦敦，1979年版。

　　(13)田改伟：《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

　　(14)辛向阳：《“趋同论”述评》，《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3期。

　　(15)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第10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16)靳辉明、李崇富：《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第47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7)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班上的讲话》，《求是》，2003年第13期。

　　(18)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gzswdx.gov.cn/librarynewweb/showcontent.asp? TitleID=29874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0)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第332页，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

　　(21)郑志龙、余丽：《互联网在国际政治中的“非中性”作用》，《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4期。

　　(22)(23)靳辉明、李崇富：《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第476～483页、第47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3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5)靳辉明、李崇富：《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第480～48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6)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第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7)(28)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19页、第4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9)田改伟：《挑战与应对——邓小平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研究》，第1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30)《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62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4)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代序，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5)蒋旭东、孟令梅：《“普世价值”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5期。

　　(36)田改伟：《挑战与应对——邓小平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研究》，第158～1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37)周新成：《为什么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学习论坛》，2009年第6期。

　　(38)冯绍雷：《关于苏联解体问题的国外学术诠释》，《新华文摘》，2012年第14期。

　　(39)刘云山：《深入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宣传阐释，为党的十八大召开营造良好思想理论氛围》，《人民日报》，2012年3月31日。

　　(40)蒋旭东、孟令梅：《“普世价值”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5期。

　　(4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求是》，2011年第21期。

　　(43)《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33～63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