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钧

　　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党的理论得到了广泛传播，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1925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了在极短时间内将党“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的要求，强调要“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入党。本文记述了董必武同志循循善诱地引导作者懂得革命的意义，了解团结的重要性，学习党员的义务和权利，提高了对党的认识，加深了对党的感情，并最终介绍作者加入中国共产党，把一个放牛娃领上了革命的道路。文章充满真情实感，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如磐信念，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忠诚于党、矢志革命的崇高理想。

　　一九二一年，董必武同志在上海参加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便回到了湖北，以武汉为中心，积极开展宣传马列主义和建立党组织的活动。从一九二三年开始，他还经常来到农村，亲自指导农民运动。我第一次见到董老是在一九二四年冬天，当时，我在汉口一家翻砂厂里当倒锅工人。

　　那是一个漆黑而又寒冷的夜晚，我由厂里一位老师傅带领，在大悟县一间瓦屋里见到了董老。当时，董必武同志四十岁刚出头，他脚穿浅口布鞋，身穿灰色长衫，套了一件黑布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脖子上围着一条颜色很深的围巾，最突出的是他嘴上那两撇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看上去活像个教书先生。他面色憔悴，但一双眼睛却明亮有神，给人的感觉是可敬可亲，在他面前，我一点也不拘束。进屋时，我先喊了一声董先生，然后又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他让我坐下以后，便开门见山地说：“你叫钱永兵（我当时的名字）？”他接着说，“你才这么点年纪，就会那么多手艺，作画、烧炭、倒锅、当漆匠，还会打拳，为什么混不上一顿饱饭吃啊？”我真没想到他对我这样熟悉，更没想到初次见面，他就提到我的吃饭问题，我一时不知从哪儿谈起。董先生不等我答话，又说：“你家三代人都是地主岳六平家的长工，可是就在大年三十那天，他把你们全家人都赶了出来，过不上年，吃不上饭，这是为什么？”

　　“没有地种。”

　　“你不能把他家的土地拿过来吗？”

　　“他是光山县最大的地主，势力大，拿不动。”

　　“岳六平罪大恶极，伤人害命，你还不把他镇压了，镇压了他，不就拿过来了吗？”

　　“灭了他还行，灭了以后怎么办？”

　　“革命呗，怎么办。”

　　说实在的，当时，对“革命”两个字，我还不太懂，更说不清楚，但是我知道，“革命”就是要把地主阶级打倒，穷人要翻身，所以，我对董先生提出的问题，回答得很坚决：“中！”

　　接着，董必武同志又用火柴棒在桌面上摆出了一个“人”字，并意味深长地说：“你看到天上飞的大雁吗？它们飞起来总是一个‘人’字形的，在‘人’字的头上，有一只领头的大雁，指挥着整个雁群的行动，我们干革命，同大雁的飞行一样，也得有个领头的来指挥，这个‘头’就是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在哪儿？”我早就听说有共产党，而且我也知道共产党是专门为穷人办事的，就是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共产党，所以，他的话正说到我心里。

　　“你找党找不着，党找你可以找到。”他看了我一眼又神秘地说，“我只对你讲，我是党员，毛委员是党员，其他的你别问，你问，我也不能告诉你。”

　　董先生的话使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厂里有些人的行动那样保密，原来共产党是秘密的。我本来想向他提出来“党什么时候来找我”，但我不知道党要找的是不是我这样的人，因此，也没有说别的话，向董先生鞠了个躬就出来了。他走出门把我送了好远才回去。

　　在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像是点亮了一盏灯，浑身是劲，原来董先生就是共产党员，他懂的事情那么多，我有了这样的老师，今后革命就不用愁了。

　　一天晚上，厂里那位老师傅通知我第二天去听一个人讲话，这人是谁他没讲，我看厂里去的只有几个人，估计保密，也就没问。到了会场上，讲话的人是一个戴眼镜的，留着两撇胡子，像个知识分子。经别人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李大钊同志，他的讲话，可能是道理太深，也许是口音的关系，大部分我都听不懂，只有一段话，我至今还记得它的意思：雇农、贫农和中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他们的土地只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但他们却占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而且多半是好地近地。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什么“天朝田亩制”“土地国有”“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等，都没得到实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共产党是真正领导穷人闹翻身的党，是真正为穷人谋利益的党。

　　李大钊同志的讲话，提高了我对党的认识，加深了我对党的感情。事后我才知道，通知我去听李大钊同志讲话是董先生安排的。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党的威望越来越高。当时，“拜列宁”，在光山县殷区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已成为最高的荣誉。因为入党，要在列宁像前宣誓，所以，大家都知道，拜了列宁就是党员了，那时，我们管这叫“拜列宁”。我当时天天想着“拜列宁”，就是没人来找我。

　　一九二六年，春节刚过，董必武同志又来到了我的家乡，因我同他见面的次数多了，人也熟了，他什么事情都叫我去做，送信，找人，下通知，有时连他吃的点心也是我去买。不管公事私事，我都尽心尽力地为他办好。因为他日夜不停地忙，太辛苦了。有一天晚饭后，他要转移到另一个村去，我护送他，当我们从大路拐进小路时，他拉我在田埂上坐了下来，说休息一会儿再走。董先生坐下以后，顺手捡起一根树枝，用另一只手把地上的土抹平，在上面画了一个圈，圈的当中画了一些人，然后，他拍拍手上的土，用那根树枝指着一圈人问我：“你说，这一圈人打中间这一个人，打得过吗？”我说：“打得过。”他又指着圈当中那一个人问我：“这一个人打周围这一圈人，打得过吗？”我说：“打不过。”接着，他又分别拿一根树枝和一把树枝要我把它折断。一把树枝当然是折不断的。他笑了，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要团结，团结起来力量大。”他听了，很高兴，说：“对，革命就要团结。”我笑了，我感到董先生真会开导人，说得我心里亮堂堂的……两个人说着说着，不觉天已黑下来，我担心他的安全，催他快点赶路，他点点头，说：“好，走吧。”

　　过了几天，我们厂里工人纠察队出了事，情况很紧急，我必须马上找董必武同志请示，还是那位老师傅告诉了我董先生的住址。见了董先生以后，不等他开口，我便一口气说完了发生的事情和我自己的想法：“陈独秀下令，要工人纠察队把所有的武器全都交出去，我是纠察队的小组长，发了一支匣子枪，现在硬逼着我把这支枪交出去，枪是穷人的命根子，怎么能交呢？要命有一条，交枪我不干。”董先生听完了我的想法以后，指示说：“你的想法很好，不交枪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再在厂里干下去了，必须在五天之内，离开那个地方。”我答应了。他担心地问我：“你用什么办法把枪拿出来？”这事我早有准备，我把我带枪的办法报告了董先生，他表示同意，并一再叮嘱我要提高警惕。

　　这天夜里，厂里的人走的走了，睡的睡了，我拿出事先买来的木柄剃头刀和十多斤糙纸。十多斤糙纸有一尺半多厚，我先把它分成几叠，按照匣子枪的轮廓，用剃头刀在纸上刻出了像枪那样厚的一个深槽，把枪放进去，再把纸摞好四周弄得整整齐齐，用绳子捆好，一点也看不出这纸是动过的。二十发子弹也是用这个办法藏到纸里去的。为了掩人耳目，我借了一件长衫、一顶礼帽，穿戴起来。过门岗的时候，我提着糙纸，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第二天，我把带枪离厂的事报告了董老，他很满意，就在这一天，他规定了一个日期，叫我按时到湖北省的河口村去找他。

　　一九二六年四月的一天晚上，我在河口村很隐蔽的一间草屋里找到了董必武同志，他很郑重地对我说：“共产党的事业，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可能是我们这一辈子都完不成的事业，你有信心吗？”我坚定地点了下头，我认为这比我说话更能表达我的决心。他又说：“当党员，干共产党的事，很艰苦，要流血，还可能牺牲生命，你怕不怕？”我用力地摇了摇头。董先生见我态度很坚决，便站起来，在小屋里踱着步。这时，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些紧张，过了一会儿，他把夹在书里的一张半身列宁像拿出来贴在墙上，把党旗挂在列宁像的上面，党旗上有镰刀、斧头和犁，看到这庄重的场面，我心里“扑腾扑腾”直跳，我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时刻，也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是关系到我今后做什么人、走什么路的大事情。

　　董必武同志首先给我讲解了党章的内容，并反复向我说明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然后，他站在列宁像和党旗的左边，要我成“立正”姿势面向列宁像和党旗站好。董必武同志举起了右手，我也举起了右手，这时，我似乎感到在这小屋里站着的不止是我和他两个人，还有很多很多人也举起了右手，站在董必武同志的周围，和我一起跟着董必武同志宣誓：“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董必武同志放下右手，来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说：“祝贺你，钱永兵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今后不管干什么事，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这一瞬间，无数的往事，都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流着眼泪，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激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是董必武同志把我这个放牛娃领上了革命的路，是董老领我宣誓入了党，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钱 钧 出生于1905年，河南光山人。文中身份为武汉翻砂厂工人纠察队小组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0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