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州市纪委书记熊隆东（左）探望周永开夫妇（右）。（达州市纪委监委供图）

本报记者谢佼、卢宥伊

夏日的巴山，夜雨绵绵。四川省达州市一处老旧房屋内，两位九旬老人并肩坐在沙发上，翻看着发黄的相册。老阿姨突然说：“如果我有一天先‘走’了，就只剩你一个人看照片了……”老先生连忙哄她，两个人像孩子一样手牵着手。

小屋不大，只有50余平方米，屋内陈设简单，一张沙发坐垫已深陷，旧电视机、旧茶几，见证着岁月的流逝。

这就是两位老共产党员的家。今年2月13日，周永开、吴应明将10万元积蓄捐给武汉抗疫一线。党徽，他们每天都佩戴在胸口，用自己毕生的行为，将党徽擦亮。

无论是迎向刀口的地下斗争，或是艰苦的建设岁月，还是离休后上山植树造林，入党75年来，他们早已把一切都献给了党。

“暗夜”入党 生死之间铸信仰

1943年，四川巴中蟒螳坝，一户人家办喜事。

新娘子吴应明迟迟没等到人掀盖头，找来找去，却见15岁的小新郎周永开混在孩子堆中捡鞭炮玩，又好气又好笑，“就像姐姐带了个小弟弟。”

婚后，两家人筹了1500斤柴，充当周永开的学费，希望他谋个前程。周永开来到了化成小学，读孔孟之书却越读越困惑：“国民党乡长下乡讲排场，前面10个人开路，后面10个人背枪，结果到处是土匪，白天都要抢人；到处卖鸦片，盘剥农民。穷人之苦，恶霸之坏，社会黑暗，哪有圣贤之道？”

老师王朴庵经常教授进步思想，面对周永开的困惑，王朴庵轻轻地说：“此路走不通，就找毛泽东！”

此话像一道光，照亮了周永开眼前的世界。他想起幼年时家乡的红军：“红军不怕死，不摆架子，打土匪，办事公道，帮我父亲戒掉了鸦片，完全不一样的队伍。”他如饥似渴地跟着老师学习进步知识，观察世界。

在他17岁的一个黑夜里，王朴庵摸黑约他到学校后山，告诉他：“找到共产党了，但是你怕不怕死，会不会背叛出卖？”

怕死？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留下巴山游击队在当地坚持战斗，直至1940年弹尽粮绝，负责人赵明恩被割下头颅悬首7天。英雄壮烈就义的情景被周永开铭刻在心里。即使学校里游走着军阀的密探，随时可能举起屠刀，他仍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绝不怕死！永不背叛出卖，老师告诉我党在哪里？”

王朴庵压低声音：“我就是，跟我宣誓！”

他们冒死举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周永开从事组织工作。党的地方组织快速壮大，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48年，周永开撤退到家乡，担任此时的中共地下党巴中县委书记，坚持斗争。

起初他还向妻子保密，后来为斗争需要，他发展妻子也入了党。

“我不怕死，要和你一起干革命！”吴应明咬着嘴唇说，“我哥哥被国民党抓壮丁成了炮灰。这个世道要不得，我们一起跟着共产党干！”

从武装起义到建设家园

入党后的吴应明担起了地下党交通员的重任。化名“松君”的她常常将通信情报藏在身上，装着打猪草，送往四面八方。

有一次，敌人堵住了她，要搜身，她情急之下涨红了脸，拿着镰刀乱砍：“我是嫁了人的，哪个敢碰我清白的身子？”周围人指指点点，敌人靠不近身，脸上挂不住，悻悻离开。她心里吓得乱跳。

有了孩子后，她有一次穿过敌人岗哨，孩子受惊哭出声，她立刻死死捂住孩子的嘴，孩子难受地挣扎，她就像百指挠心……任务归来，周永开后怕地说：“就给孩子取名周平吧，希望她能平平安安。”

临近全国解放，上级指示武装起义。“搞武装，需要枪，只能去成都搞。那时快解放了，成都查得特别严，每5家百姓就由1个特务盯着，沿途都是关卡。”周永开回忆，“我们把枪藏在白蜡里，装作贩卖白蜡的商人，有惊无险把枪运回巴中，搞起了武装起义。”

此时，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师开到附近。周永开和其他地下党领导研判，解放军如秋风扫落叶，这个师如惊弓之鸟，可以智取。他们指挥农民武装，环绕国民党军放鞭炮，趁敌人吓得魂不附体之际，派人化装成我正规军代表前去接收。敌人乖乖走到指定地点——一处仅容单人通过的山坳，先交枪后投降。走过山坳，敌师长张咸三傻眼了：一个师的正规军竟然被一群共产党地方武装缴械了！

解放后，周永开历任巴中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当时中央号召大搞水利建设，他规划了化成水库，上午在县委上班，然后步行20公里到水库工地吃工地餐，下午和老百姓一起挖水库挑土方。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穿草鞋的农民其实是县委书记。

化成水库建成，刻碑时他却拦住不让刻自己的名字，说这是人民建设的，功劳是人民的。这座美丽的水库为纯土坝，2003年被选定为巴中市区饮用水水源地。

“周纪检”怒“扳”李作乾

1984年，四川达州办成了轰动全国的反腐大案：“扳倒李作乾”。查办这一大蛀虫的，正是时任原达县地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周永开。

李作乾是原达县地区罐头厂厂长，头顶光环无数，从中央到省、地、县拿的奖状有50多张。他在群众面前却嚣张跋扈，欺男霸女，尽管罐头厂内对他的匿名举报如雪片一样，但有关领导却更看重李作乾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对这位“能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知情人怕打击报复，也不敢实名声张。

面对李作乾的诸多头衔，在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周永开受到了来自外界各种各样的压力。有的劝他“不要生事”，有的提醒“注意团结”，有的还威胁他当心报复。

“这么严重的问题我都处理不了，我还当这个纪委书记干什么？”周永开一身正气，拍案而起：“怕死我当年就不会入党，处理不了，我宁可不当这个纪委书记！”

在周永开挺直脊梁的坚持下，许多知情人纷纷抛开顾虑，一五一十地把知道的事实告诉党组织。达县纪委终于查清了李作乾违纪违法的相关事实，将其一举扳倒。当李作乾被移交司法执行逮捕时，达县地区罐头厂内的鞭炮声响彻云天。

“你听听这些鞭炮，再想想我们缴械敌人放的鞭炮，惊心啊。”周永开不无伤感地对妻子吴应明说，“李作乾也是老革命了，他就是忘了本，忘了要忠诚于人民。”

在周永开等一批纪检干部的监督执纪下，一批大小蛀虫被揪出来，依照党纪国法公正处理。离休后，他仍时刻牵挂达州市纪委的一举一动，准时参加市纪委的党组织活动，积极推动市纪委的廉政文化建设。

七旬上山造林 要把“清风”留人间

川陕革命老区“万源保卫战”主战场花萼山，一度生态破坏严重。1994年，离休后的周永开带着两名老干部，上花萼山租下民房，每天护林防火，劝阻村民伐林捕猎，宣传保护自然资源的意义和党的政策。

“大炼钢铁我们欠了大自然的，应该要补回去。”周永开喜欢树，他老家院子曾有一棵几百年的香樟树，可惜在大炼钢铁中被砍伐，这让他叹息不已。“绿化祖国，那就从我做起吧。”

花萼山有处悬崖绝壁，垂直上下数百米，名为“玄天观”。他志气不减当年：“把话放在这，造林护林不成功，我从玄天观上跳下去！”

三位老人白天拄着拐杖护林植树，晚上就在地上铺着木板睡觉，吃饭就自己简单煮点伙食，过着极其清苦的日子。山高气寒，他们时常咳嗽，腰酸背痛。

此时周永开已近七旬高龄，还做过胆切除手术。一天下午三点多他还没吃午饭，独自带病巡山，途中坐在石头上歇息，结果一下昏迷摔伤。幸好被不远处山民喂养的狗发现了，狗奔回家冲着主人狂叫，主人跟着狗出来才发现周老，赶紧叫邻居救人，抬着周老走了几个小时下山，又坐了半天的车才送到万源市医院。

“我的命是老乡救的，我更应该对得起他们，养育山林。”住院一个多月缓过劲来，不顾组织上反复劝说，周永开不但没下山，还把体弱多病的老伴也带上了山。以前每到冬天，山里人要砍大量的柴存放。在周永开的带动下，砍柴变为了捡柴。村民项能奎说：“周老汉把树当作他的命，我们不好意思再砍了！”多位村民加入护林行列。

护林养林一干就是20来年，护林上万亩，亲手种植上千亩的“清风林”，推动建成了花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我在花萼山十年春，十年悟，十年无。怎么理解？我创造了一个宣传词：花萼天下无。很多人说你口气好大，天下就找不到吗？”周永开说，这个无，是无产阶级的无！是让人们不要忘了，血战万源的无产者！

半生心血传承红色基因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内也有段时间信仰缺失，“一切向钱看”。一些党史文物遭到破坏。在四川党组织早期的活动中心巴中市奇章中学、化成小学等地，地下党活动的旧楼被人鲸吞蚕食，就连曾经地下党的县机关办公楼都莫名失火，原址后来进行了房地产开发。

周永开得知后，赶到奇章中学，住进了地下党活动的旧楼里，“如果失火就连我一起烧死。”在他的威望影响下，侵蚀党史文物的行为被叫停。

他忧心忡忡：“我们共产党最能教育人，当年国民党用刀口对着，我们都能教育老百姓跟共产党走，怎么现在反而不会教育了呢？”

他断定是教育上掉了链子。

1998年他在川东北多个有红色印迹的学校设立“共产主义奖学金”，已颁发17届，奖励师生近400人、8.9万余元。2018年他再次捐赠奖学金10万元。

2003年，他在四川最早挂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肖像、走出王维舟、张爱萍等革命者的蒲家“五高小”——如今的蒲家镇中心校，推动出版革命回顾书籍《热血》，请张爱萍同志题写书名，建立“热血基金”奖励师生，塑成“热血碑”，雕塑烈士塑像。

一代代人在那些浸染着红色基因的校园里成长，汲取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力量。就在记者采访时，83岁老党员李成富、81岁老党员唐治必夫妇，找到蒲家镇中心校校长王东，将孙女手写的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手里。

“孙女大学毕业了，她对党组织充满向往，有事暂时回不来，一定让我们把入党申请书交到母校来！”

“他将一切献给党”

周永开对党对人民感情深厚，自己的生活却很简单，对亲人更是严格要求。

作为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地下党交通员，吴应明理应享受待遇，但她默默地站到周永开身边，做好一位妻子，没有向组织伸手。

曾经有过几次集资建房的机会，周永开都让出去了，他认为自己当领导时没给职工谋福利，应该让职工有机会住好房子。自己只要能住就行了。

他说：“我们国家还很穷，那么多穷人没住上好房子，我就绝不能住好房子。”他和妻子至今没有像样的家具衣服，住着50平方米的旧房子，请了一位60多岁的保姆照顾自己。

他在党的事业上又特别大方。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他个人出资在化成山崖上刻下“中国共产党万岁”，先后雇请36名石匠。刻石辛苦，很多人不愿干，几次停工。最后化成百姓被周永开感动了，纷纷义务刻石，一位老石匠临去世前还坚持上山刻石：“一定要帮周老汉完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党万岁’！”

2019年清明节，周永开、吴应明夫妇带着儿孙四代返回巴中老家蟒螳坝，在这低矮的川东民居里，他们指给孩子们看，哪里曾做出了多少重大决策、哪里曾让国民党军师长张咸三签字投降，哪里是原地下党巴中县委秘密办公直至解放的地方，哪里又是“松君”为开会放哨的地方……

在地下党员周一修的长孙周步强家，周永开、吴应明夫妇召集孩子们开了一次座谈会。请长孙女周婧宣读捐献承诺书，整个家庭成员全员通过，将此祖业，作为川北地下党组织活动旧址交给党组织，今后任何人不能反悔。

“共产党人为了党的事业奋斗，个人不留所有财产，哪怕是价值几百万几千万，都应交给党和人民。”周永开说。

赤子之心，无过如此！

“他把能捐的都捐了，积蓄多次捐赠，房子待百年之后不留给儿孙，捐给政府，就连自己百年后的遗体，也要捐给医学院供解剖，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党……”达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熊隆东说起老书记周永开，十分动容：“老书记就是新时代健在的杨善洲式的光辉典范！”

滚滚渠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把人民装在心中的人，把一切献给党的人，如滔滔江水，在人民心中奔流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