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须宽

“意识形态”是在思想史上最容易陷入混乱、歧义最多的概念之一，它是集文明化、阶级化、制度化、政治化、物化、神化，乃至丑化、妖魔化于一身的概念。作为“维持、改造或摧毁”某个社会而“采取行动的依据”[1]的意识形态，在护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意义重大。随着网络化、大数据、云技术与智能化发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与长期性日益凸显，倒逼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不断开创新局面，把握主动权、形成主动态势;必须理性规避认知误区，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一、意识形态认知的几个误区

　　理论越是彻底，说服就越是有力。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澄清意识形态概念本身的极端重要性，理性规避潜藏在学术话语中的若干陷阱的重要性，这些陷阱既散布在讲坛、学术语境中，也能从一些人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排斥与敌视中感受到。

　　第一，意识形态非科学性的认知误区。讨论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这本身就是误入西方话语体系的歧途。以科学的方法把意识形态确立在真理和道义的价值上，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提。马克思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仅就旧制度中的个人欲求与国家欲求的差距、西方意识形态主张的内容而言，并不是否定意识形态本身的重要性。吊诡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反过来，又成为西方理论界拿来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武器。敌对势力常常用马克思的如下主张反驳马克思，他说无产阶级“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2]西方学者以马克思这个理解把意识形态视为主观剪裁的结果，正如柯林伍德理解的是“自我—授权的”[3]，历史没有客观性，只是史学家理解现在的主观尝试。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指出，“作为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或认识的职能）”。[4]阿尔都塞表面上是在“保卫马克思”，实质是背叛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职能和社会发展变革职能，本身就是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就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何来表象体系和理论认知体系的区别。意识形态是作为存在者的社会认知趋同的结果，也是理论选择的结果，不是少数人的意志，更不是阿尔都塞所理解的虚构的非我的“神话”。从“神话”立场上理解意识形态，暗示着意识形态的非科学性，要认知真实的社会与真实的自己，就必须打破意识形态“神话”，走向科学。

　　“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5]卡尔•曼海姆的总体意识形态主张与马克思具有一致性，他主张某个时代或者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这一时代或这一集团的整体思维结构的特征和组成”[6]。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判断的集合，它始终是某种阶级立场的现实价值判断的集中呈现，没有网络我们就无须谈及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其现实性和实践性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历史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本真呈现。在阶级社会里，没有哪一个国家不依赖于意识形态，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超越意识形态，任何主张意识形态“非科学”“去中心”“无立场”的主张，都注定是贩卖另一种意识形态的隐蔽骗局。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们坚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立场也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判断。中国当下的意识形态必然是以“观念的上层建筑”的价值内核，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价值判断，并体现在主流文化之中，其科学性来自于唯物史观和立于真理道义至高点上对人类美好未来的追求。

　　第二，意识形态是无规律的价值伪装。在卡尔•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特殊性理解中，他抽离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底色，他把特殊意识形态理解为甲方对于敌对的乙方的观点的怀疑。至于这种怀疑有没有根据，是不是依从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更替的必然性，卡尔•曼海姆则回避了这一问题，“那些观点和陈述被看作是对某一状况真实性的有意无意的伪装，而真正认识到其真实性并不符合论敌的利益。这些歪曲包括：从有意识的谎言到半意识和无意识的伪装，从处心积虑愚弄他人到自我欺骗。”[7]怀疑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卡尔•曼海姆与波普尔一样，一个试图证伪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一个企图否定意识形态的规律性。波普尔认为，那些带有普遍性的历史假说“只是关于某个个别事件或一些这样的事件的单称命题”，而不是“全称命题”，不存在普适性和重复性的规律，只有根据统计规律可能算出的趋势，而“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8]。也就是说，不能认定昨天具有某种发展“规律”（波普尔更乐意用“趋势”）的事物，就一定能得出该事物的未来发展必然合乎这一“规律”。单称命题的意思是说，每个历史事件是不相互关联的，在未来的时空无法经验到历史事件的相似性，也就是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因此不能妄称规律。甚至主张历史发展只是自我趋向自己预测的结果，这种结果是预设的最终呈现，而不是规律性展示，因为“预测可影响被预测事件，……这种影响或者会引起被预测事件，或者会防止这种事件的发生。”[9]他甚至主张，即便马克思关于历史预言的成功，也只是局部的成功，而这个“局部的成功”，“并不是他的历史主义的方法”[10]的胜利，而是“制度分析方法”的成功。也就是说，并不是唯物史观的方法的成功，这也就否定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根基。汤普森亦主张，“社会制度的某种必然性”是基于社会想象导致“社会对于它自身社会—历史存在的误认”。同时他主张，“社会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不应该“由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确保，掌控“符号资本”和“语言资本”[11]的统治阶级会借助于意识形态形成某种“语言暴力”。汉娜•鄂兰更是把意识形态视为“极权暴力”，她说：“一切意识形态的真实本性只有在它们扮演极权统治工具的角色时才暴露出来。”[12]这些西方学者，基本上都是站在唯心史观立场上，无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必然性，以碎片化方式解读历史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意义。

　　第三，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认知误区。西方学者主张意识形态终结有“最动听”的借口：因为“邪恶”所有要终结。把意识形态看作是邪恶力量的主张，在西方一直很有市场。比如，布热津斯基这样评价：“我们发现19世纪的欧洲改革家乐于运用暴力推行既定的改革，正如我们这个时期卢森堡夫妇或日丹诺夫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容异己与无情。”[13]贝尔更是露骨地主张，“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乌托邦的终结。甚至有可能，人们只有通过留意意识形态陷阱，才能重新开始讨论乌托邦。问题在于，意识形态学家是有些‘可怕的头脑简单的人’。对于人们来说，意识形态使得让个别问题对立于个别德性的做法成为多余。人们只要求诸意识形态的自动取货机，就能得到预期的效果。一旦这些信念被天启式的狂热搅混，观念便变成了武器，并且会带来极其可怕的后果。”他理解的意识形态是“可怕的头脑简单的人”玩弄的“修辞学”，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贬义词”[14]，因为这个“修辞学”是古希腊意义上的诡辩术，贝尔希望像终结诡辩术那样终结“意识形态”。李普赛特也同样主张，“我和许多其他作者从来不认为这是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的终结，也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阶级斗争以及一些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代表信奉的政治立场相关的因素的终结。相反，我们指的是一整套支持工人阶级反对现行政府斗争的热情洋溢的革命学说——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对派主张的反革命学说——正在衰落。”[15]福山甚至主张：“共产主义对自由构成的威胁是如此直接和明确，其学说如今这样的不得人心，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它已经被完全赶出发达世界。”[16]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质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主张“最优化”的终极表达，是对除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全部意识形态的否定，也是对非资本主义的所有政治主张、政治价值和政党追求的否定。

　　第四，两种意识形态趋同的认知误区。有一种思潮，企图借助于西方普世价值实现不同意识形态在价值上同化，比如通过西方民主的美化表达，替换掉意识形态纷争。意识形态纷争向民主化认同的转移，就是要通过普世价值不断遮蔽、抽离意识形态的制度属性。西方意识形态把自己伪装在普世的民主政治、自由价值、人权主张、正义平等的诉求之中，以民主、自由、平等的终极模式自居，不断挑起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颜色革命，以实现混淆视听的目的。借助于超越阶级的人学的普世价值化，把西方意识形态武装为普世的价值，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理念的输出，以达到实现趋同后的意识形态同化目标。

　　美国学者泽鲍特讲，“完全可以有根据地预料，世界上的经济制度的基本趋同现象，是朝着某种共同的特征前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极其重要的事情。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极端思想，在一个多世纪的难以平息的冲突以后，已相互投降了。”[17]个人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和集体主义的东方意识形态是具有本质性分野的。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显著的内在规定性，不管意识形态如何外化为可以通约的社会价值、组织机构、思想武器，阶级主张都是不可通约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场。不同的意识形态也许在维护社会稳定、团结群众、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上具有短暂的一致性，但它必然呈现为截然不同的立场。作为特定时代的某个具体的利益集团、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立场的阶级主张，而主张在阶级社会中相互趋同是极其危险的价值误导。这个价值误导的基本立论，不是西方向东方趋同，而是东方的意识形态向西方趋同。不是东方与西方意识形态融合的过程，而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妥协的过程。这个理论的背后，其实还是意识形态向西方普世价值趋同而走向终结。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指的那样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8]不同制度、不同所有制、历史发展的不同进程中的不同意识形态，必然存在实质性的分野。党性与集体主义一旦让位于个人主义则注定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失败。

　　第五，技术对意识形态的侵蚀消解的认知误区。哈贝马斯曾清晰地指出：“技术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核心”[19]，人们对于技术的膜拜，往往容易遮蔽意识形态的诉求。在“崇洋媚外、以洋为尊”的时代，中国有不少人迷失于技术崇拜，才会出现“西方的月亮更圆”的错误认知。“大众社会和崇尚技术的文化的增长，加重了人们的冷漠情绪。”[20]这种冷漠往往是对于技术过分热情而造成的政治冷淡与意识形态漠视。正如哈贝马斯所理解的那样，技术工具把意识形态包裹起来，人们陶醉于技术的变革和获得物质利益的便捷，而更容易被蒙蔽或麻醉。资产阶级借用技术的变革，不断消磨工人阶级变革的意志，资本家通过文化的、市场的、技术的方法，巧妙地伪装遮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诉求。

　　必须谨防技术制约主体关于世界、社会发展和人生理想的理解，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思维方法、价值观念、理想信念和社会选择意向不能被技术的某些光环遮蔽。在网络化、视频化、直播化的读图时代，深邃的意识形态问题往往容易被娱乐化的快餐文化遮蔽。“在读图时代，图像生产源源不断地为消费创造出新的对象、方式和需求，作为主体的人通过‘凝视’图像，唤醒其潜在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实现主体和对象之间物质和信息的交换与交流，使得主体的人成为社会化的人，同时这种交换与交流成为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物质条件”。[21]李普塞特援引共产党批评家莫斯克维乔夫的观点指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剧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冲突在日渐枯萎”[22]，技术变革在其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反过来看，用好技术优势又能生成意识形态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所阐述的三个第一，“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不仅仅谈技术与人才，也有技术背后的考量，即通过科技发展证明社会制度的优越，通过技术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的优势。

　　二、认清新时代意识形态的本质与变异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黏合剂”[23]，“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是其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问题”。[24]“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愈深入，就会越自觉地汇聚到一个焦点上，这个焦点就是意识形态问题”。[25]中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6]，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精准把握，是做好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出发点。弄清是什么，才能知道怎么办。

　　第一，认清意识形态斗争的阶级本质。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决定了中国“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7]“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定永远跟党走的信念，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决拥护改革开放，始终做坚持中国道路的柱石”[28]，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主张。我们在思想和行动上要像邓小平在苏联求学期间主张的那样，“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29]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必须清晰亮明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鲜明阶级性。恩格斯指出，阶级斗争包括三种形式，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理论斗争，意识形态斗争本质上是阶级斗争在思想理论领域上的集中反映。那些主张遮蔽阶级身份、超越国家、去阶级与去价值立场等，不过是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隐晦表达。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容误判。任何舆论报道都是有阶级立场的报道、任何新闻都是有意识形态立场的新闻，超越于阶级意识、立场、价值的判断是不切实际的。必须明白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现实性，贯彻进步阶级的鲜明主体性，坚定进步阶级的立场和价值追求，才不会为各种思想纷扰所左右。看不清意识形态悬崖，就可能掉入执政悬崖，走入思想混乱迷茫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被发扬光大，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直接输入、灌输、洗礼的结果，而是这种进步阶级的意识是工人阶级思想解放的先导，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内在需要，是双向契合的结果，是当代中国的走向辉煌明天的根本思想依托。

　　第二，认清当前思想斗争的整体态势。当前意识形态工作整体向好，但不等于全面变好；主动态势不等于绝对优势，网络清朗不等于没有杂音。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和隐蔽性。意识形态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夯实价值认同基础依旧任重道远，绝不能把小问题养成大隐患，把小苗头酿成邪恶的怒火。在争夺人心的战斗中，必须着力增强政治生活与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性、原则性和战斗性。西方经济呈现低迷态势、欧美发展中困境不断，中国风景独好的局面正在深刻影响国际与国内公众思想认识。中西发展的强烈对比，也加深了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这无疑是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窗口期。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我们逐渐取得了主导权、主动权，控制主流话语权，纷争在减少、有序逐步修正无序、主动态势局面已经形成，两个舆论场域也正在相互通约。积极话语力量抬头，建设性态度增多，诋毁、非理性、谩骂正在减少。舆论的自我纠偏能力不断增强，社会各界和媒体更加宽容平和，理性空间不断扩大，主流价值正在和风细雨地、润物无声地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网络阵地意识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在党言党、在党信党，肆意攻击、诋毁党的噪音杂音日趋减少，网络生态越发清朗，健康的思想、声音、观点，积极的人生态度、客观地判断形势、理性地爱国表达越发多起来。当然，也要看到，尽管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的声音减弱了，但并不等于销声匿迹了。种种错误思潮经常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关节点及敏感时期粉墨登场，比如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中国好日子过太久了”的威胁论调；热炒市场经济原则与原有社会主义理念相矛盾；当前深化改革仍然是为了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马非马，必须正本清源，返本开新；说什么改革开放实践早已弱化和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把改革开放前后的马克思主义标签化、对立化；夸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深层次的绕不过去的体制和意识形态问题；加大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放开市场经济是一对矛盾体；让马克思主义与孔子“和平”共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仅仅是意识形态建设。凡此种种声音，多是新瓶装旧酒，表面上看很有道理，但经不起细细推敲，背后隐藏着西方的政治价值、虚化阶级观点、倡导多党制、反对马克思主义、贩卖宪政民主、宣扬完全市场化、鼓吹党从国企完全退出等谬论。对这些错误思想，如果没有清晰的判断，必定会误导人、影响到党的思想统一和发展定力。

　　第三，认清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变异。颠覆我国意识形态价值范式的手段更加隐蔽、变异，主要体现为：用马克思是批判意识形态的武器批判马克思和我国的意识形态主张；把党的意识形态主张与人民性相对立起来；以技术幻觉掩盖意识形态向中国渗透的真实存在；通过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移花接木，迂回进攻，向中国输入西方的意识形态。资本正在借助于经济问题发难、西方普世价值捆绑在资本之中，正悄无声息地潜伏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利用中国改革的政策唱衰中国有之，认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计划救不了中国、“中关村的咖啡凉了”，中国房地产是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房价这根稻草一定会压垮中国。散布中国威胁论有之，南海仲裁闹剧、美国向亚太战略再平衡、韩国萨德导弹部署，都在不断热炒中国威胁论；主张悬崖论有之，带着“价值观输出”而来的资本正在操控媒体舆论，说北京正站在悬崖边上。少数精英人物正在成为风向标，尽管不直接染指意识形态，但他们的一句话就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思想统一的效果。这些变异手段导致当前意识形态斗争存在不少变数。

　　第四，认清视频读图时代的“新一代”。90后，零零后是网络“新一代”，他们生活在各种复杂的“网格”中，每天接受着网络的价值观、使用着网络的语言、传播着网络的意识流，也在塑造着他们的价值观和判断力，从而内化为实际的人生观。意识形态必须抓住这个关键的“新人类”。“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这其中也包括思想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的融合，敌对势力在正面打击下，必然要选择更具有隐蔽性的网络，并且会利用互联网优势技术实现跨境超越时空的远程操纵。面对云端大融合、大数据、智能化大变革趋势，近7亿网民的超大规模用户人群，信息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融合必然会借助于高速宽带，生成新的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形成“互联网+游戏”、“互联网+直播”、“互联网+微信”、“互联网+秒拍”等各种即时通讯工具群落和传播途径。意识形态斗争也面临着加强互联网技术、体系和理念的创新，与多样态、全镜像的思想文化传播方式的对接，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向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环节渗透，推动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模式升级变革。

　　三、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心

　　建国近70年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过度意识形态化”会引发灾难，而“忽视意识形态”建设的教训也很深刻。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30]面对传统的和变异的种种错误思潮，必须筑牢意识形态斗争的防线，前推阵线。

　　第一，必须全景式地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构建起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工作的新要求， 构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立体化图谱，做好思想的矫正实践。新时代本质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处于发展低潮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不断接近、超越甚至代替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进程，除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承载着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重任。当前，尽管我们依然处在着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处于弱势地位的时代大背景下。但要看到经过40年改革开放，资本主义企图一统天下格局被打破、“历史终结”的神话被打破、和平演变的图谋被终止。这是社会主义登上世界舞台的重要窗口期，是重振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重要机遇。从理论和实践上我们必须清楚，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至少是阶段性的胜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从短期看，中美贸易是利益之争，从长期看，中美贸易则是制度之战，作为社会主义代表的中国的崛起与壮大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道路的巨大挑战。美国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以限制中国从伊朗进口石油等手段从经济上封锁中国；以普世价值、影视作品和西方学术话语从思想上渗透中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公然倡导要抵制社会主义，从政制度上羁绊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失败了”“破产了”“失灵了”“过时了”[31]的论调从思想上搞乱中国；以贸易战和隐形西方联盟在发展上牵制中国；以地缘上C型包围与军事布局企图挑唆外围国家来孤立中国；以“美国重建中国”、“再造中国”的自大狂妄讹诈中国；以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论、“霸权论”、“新帝国主义论”和“修正主义”在形象上丑化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从战略上、全局上、全景上、长远上、根本上看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迫切性，必须在领会总书记的思想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诸多深刻思想中把握好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两次全国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设立、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等等，这些讲话和机构组建构成了中央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全景式的大格局图谱。体现了“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的意识形态工作基调，提出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思想工作方法。以大视野看清大趋势，坚持党领导一切；通过党内法规体系、纪律条例的修订与完善，不断强化党性；坚持正确的文艺导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确保新闻媒体的政治方向；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强化主体性和原创性，为人民做好学问；确保党风、政风、家风的纯洁；坚持党校姓党，把党的旗帜高高扬起；掌控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通过顶层部署，多渠道管控，多元斗争准备，搭建起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大格局谱系。

　　第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始终站在真理和道义的至高点上，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在理论指导上必须保持理论的彻底性，不能游移不定。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经得起审视和讨论。共产党人要善于亮明自己的观点，杜绝“文笔日繁，其政日乱”的乱象。理论的彻底性来自于：（1）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意识形态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形态更替规律的支撑。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人类历史上最大公无私、最具有广泛性和人民性的概念，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维护少数人统治的狭隘性不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立足于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是未来人类价值利益的必然诉求和价值预备。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保持无比清醒的判断。判断意识形态不能仅仅用逻辑学的真伪来把握，也不能与冰冷的定律规律相比较。意识形态始终是做团结人的工作，把人拢起来，能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并获得最广泛的支持，这才是意识形态科学与否的判断标准。西方否定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仅仅是从意识形态工作手段某些煽情的非理性的过程片段得出结论，而无视意识形态对于推动历史、国家动员、社会和谐、分歧消解、思想凝聚、聚拢向心的价值。（2）“两个必然”的论断支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是理论彻底性的重要价值依托。尽管当前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力量相对不足，资本主义自身也有所改良，布热津斯基也警告美国说：“美国显然需要花一段时间，在哲学上进行反省和文化上做自我批判。在这一时期内必须认真地认识到，以相对主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32]但蕴涵在其肌体内的基本矛盾和化解根源性的危险的方法，永远无法从这种制度内部找到，只有打碎这种制度体制，才能解放被私人占有制束缚的生产力。（3）“四个意识”与“四个自信”的政治定力保证意识形态主张的彻底性。看清西方用“非科学”消解意识形态价值的险恶用心，借用民主、人权进行颜色革命的本质，看清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重要价值。认清西方自由民主的所谓胜利，不过是雅克•德里达所批判的“一种失败的掩盖”，他指出，福山所说的自由民主的胜利是“为了掩盖、首先是对自己掩盖这一事实：即这种胜利从来没有这样病入膏肓、这样摇摇欲坠、这样危机四伏过，甚至在某些方面它已大难临头，而在总体上已经灭亡。”[33]（4）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强化彻底性。党的意识形态就是人民的意识形态，人民就是党的意识形态的主体。而不是阿尔都塞所理解的“陷进了意识形态之中并被它所包围，而人们还自以为是意识形态的无条件的主人”[34]。只有基于人民立场选择的意识形态价值，才不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虚伪的价值，一种朝着历史发展必然性进发的意识形态主张，绝不是卡利尼科斯（Collinicos）所理解的人民主体地位的“幻想”，“意识形态是男男女女被塑造成参与一个他们自己不是创造者的过程，意识形态通过赋予给他们以幻想履行了这一功能，让他们相信历史是他们创造的。”[35]韦伯也认为，无产阶级获得政治权力具有偶尔性，不是路径选择、历史选择的“应得”结果。统治者仅仅从自私的一面强化统治，这种论调与马基雅弗利的邪恶的政治家主张并无差别。人类不是无知的“他者”，也不是乌合之众的聚合，意识形态的核心不是把人民塑造成历史的推动者与创造者，承认人民群众是事实上的历史的主体才是一切社会科学立论的基础。政治党派如不是立足于人民的需要选择未来，人民不会无原则地放纵政治党派的自利行为，人民终究要站在历史的必然性上选择未来。

　　第三，积极应对视觉化、情景化、图式化的传媒发展势头，努力实现两个舆论场的正向转换。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评论员的网络化、图式化、视频化时代，互联网确实是我们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最大变量”，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心头之患”。实践证明，越是思想活跃，传播载体越泛化，越要旗帜鲜明地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36]。党报、党刊、国家通讯社、电视台作为官方舆论场的代表，与都市报、小报微刊、自媒体、网络构成的民间非官方舆论场并存，当前两个舆论场正在发生相互融合与正向转换，势头可喜。力争在更宽领域、更大孔径地打通两个舆论场，实现两个舆论场的情绪共振。两个舆论场的最终统一程度如何、叠加的内容多寡、分野的要害多少直接决定着主流的舆论导向、影响力和战斗力。两个场域重叠越多，越是表明舆论引导的针对性高、有效性强、民意统一性好、国家意识形态局面好、舆论统战力强，应对各种意识形态纷扰能保持强劲的锋芒与对抗力。如何确保两个舆论场的交集越来越多，不断巩固意识形态斗争总体向好的趋势。一是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重大主张落细、落小、落实，这是全党全国人民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指南、根本遵循和强大武器。二是要加强全国思想文化、新闻战线、影视文艺、哲学社会科学系统、高校、党校领域等一系列意识形态厘清工作，确保第一舆论场的阵地和防线。三是要强力发声，矫正错误思潮和行为。敌对势力总要炒作一些话题，如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丧文化、颓废意识、悲观厌世的情绪正在被别有用心的人不断扩大。认为只有寻求普世价值的“救国良方”，中国才有希望、诋毁中国政治改革的成绩，用极个别事件放大中国法治污点，煽动90后的丧气情绪，为不奋斗找到看似合理的借口。不管是“蓝瘦”（难受）、“香菇”（想哭）爆红网路，还是葛优瘫、碧瑶坐，间接地体现为一种消极社会生存心态、慵懒意识的抬头。不矫正这些思想根源，两个舆论场就不能正向转化、相互统一。

　　第四，必须用无处不在的创新手段应对泛在化的网络，革新思想传播方式，同步甚至适度超前于网络主体人群的兴趣，努力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网络的普及使得意识形态工作更加泛在化，敌人选择的手段和舆论场域越发无界化。一方面，要保持意识形态的积极姿态，抵制网络对于人性邪恶面的释放，杜绝颓废文化、低欲文化、丧文化，谨防网络“腐蚀和破坏整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和价值观”[37]。另一方面，净屏治网要多管齐下。信息泛在与翻墙软件加大了管控的难度，但越是难度大越是要努力做好这项工作。中央之所以强调要让意识形态工作如空气一般，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原因在于对手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网络不仅仅造成需要管控的内容的泛在化，也促成传播手段的泛在化。跨国界、跨语种的敌对意识形态内容的泛在化，面源扩张使得精准打击难度加大，必须研究使用这些泛在化信息的人群。据资料显示，当前我国互联网用户以年轻人居多，30岁以下的人群占网民群体的52.2%，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29.7%，在价值观形成阶段的10-19岁群体占比为19.4%。40岁以上的群体正在逐渐接受互联网带给生活的变化。

　　意识形态斗争既要旗帜鲜明，又要讲究手段艺术化，形式活泼多样。舆论斗争要用最合适的方式，以积极的姿态净化网络这一新政治舆论生态，当90后成为国家建设主力军的时候，他们同时也是网络最活跃的主力军。90后的新特点决定舆论场域、话语结构、舆论表达方式的不同，要善于用90后接受的流行方式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斗争的主体性和原创性融入青年阅读载体和视听媒介，是新时期意识形态斗争需要破解的新难题。需研究利用“马克思靠谱”等大众化传播方式走进当代大学生、夯实90后认同的共同思想基础和价值基础，利用年轻人喜欢的微直播、秒拍、抖音、朋友圈等传播载体引导青少年，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主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警醒我们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年轻网民的意识形态安全，必然危害到整个国家的安全。我们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各类要素资源集聚、开放、共享等特点，把握和运用好大数据的意识形态价值，提高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配置效率，控制好火候，掌握好网络舆论宣传的时、度、效，营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清朗网络生态。

　　第五，抓好两个“关键少数”的“小众化”人群。一是要抓关键岗位的关键领导干部这个“少数”，另一个是要抓好对青年人影响较大的群体，特别是公众人物、影视名人、企业家等“关键少数”的小众化群体。这两个“关键少数”都具有意识形态引领作用。新近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对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的监督，重点监督其政治立场、加强党的建设与否，以及在执行党的决议，选人用人，责任担当，廉洁自律，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情况。谨防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信仰和信念缺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在大是大非面前常常表现出不自信，游移不定，左顾右盼，随意逢迎，没有立场，甚至与中央唱反调。当一些处在关键岗位上的“少数”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的形势研判，极易走上西化的歧途，与党的执政理念背道而驰。作为另外一个关键少数，企业家、律师、影视明星、作家、高知群体等成功精英，他们依托特殊影响力和身份，更容易引导公众，讨论公共话题、设置公共议题。谨防精英人群动用资本的力量牵引、控制媒体，影响媒体的音量、音效、音质，甚至绑架舆论，直接攻击党和政府。以至于有人担忧：“资本让我们看什么，我们就看什么，资本让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资本控制舆论的力量越强，对主流意识形态威胁就越大。如果这类人群被更大的资本捆绑，热衷于追求奢华炫耀，以偷税漏税为荣，以移民为傲，甚至主动迎合资本，生活方式西化，恶意操纵金融，更易于利用资本制造话题，导致舆论调控和导向管理难度加大。所以统一少数意见领袖、联盟少数精英、管好影视名人，也是做好新时期舆论工作的重要抓手。

　　第六，青年马克思主义群体要积极发声、亮剑。习近平指出，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没有开明绅士，就得斗争，不能搞无原则的“爱惜羽毛”那一套，对大是大非绕道走。西方封锁中国从不“失语”，如果我们失语，风险何其巨大。一些党员干部和主流媒体常常是“失声”甚至鸦雀无声，而敌对势力不会“失声”，总在不停地叫嚣，攻击、污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意识形态在教材中“失踪”的结果，使得教授、学生纷纷穿上西式学术的外套。当前思想领域一直不缺少斗争，只是斗争的形态会随着政治生态和思潮变异而不断变换台词和风格。社会思潮正在以多菱镜的形式展示着当前社会思想形态的不同镜像：历史虚无主义想再掀波澜，污蔑长征精神、丑化英雄、抹黑红军形象，肆意散布“逃跑主义”言论；普世价值从未走远，大肆宣扬西方的民主精要、宪政良方、自由博爱等价值，主张世界只有向西看才有未来；仇官、仇富、仇官二代、仇富二代、仇星二代等民粹主义对立情绪增多；极力唱衰中国声音不断，说中国已经进入下行通道，中产阶级正在崩溃，未来中国将要崩溃；不断挑起意识形态话题，如中国没有市场，只有集权与计划，“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宣扬奋斗无意义，什么也改变不了的颓废的“丧文化”，如烧炭自杀、人生纠结无味、“卡奴、车奴、房奴”等“奴文化”、“夜淘族”、“恐婚族”、“蚁族居”等“族文化”，宣扬“压力山大”、“意志颓废”，破罐子破摔的宿命论抬头，“视听麻醉”、“伤感音乐”、“流浪情绪”增多。

　　面对纷繁复杂的斗争，需要青年马克思主义群体挺在前面、站在风口，理性回应各种非难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歪理邪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全党必须坚决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对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对当前的多种动向和错误思潮，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去从根上摧毁它们。务必撕下各种错误思潮的温情面纱，尖锐地指出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本质。这些错误思潮无非是把矛盾指向马克思主义，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向中国共产党执政，指向我们赖着生存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与文化基础。目的在于移花接木、拆分嫁接、混淆视听、迷惑思想、制造情绪、丑化中国、搞乱中国、阻碍中国崛起，遏制中国发展。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青年马克思主义必须旗帜鲜明地亮剑、理性客观地斗争、条分缕析地批驳。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在自己的研判中亮出来，在战斗中摆出来，在信仰信念、思想深度、理论分析、情绪影响等方面挺在前沿，敢发声、快发声、发正声、多发声、唱新声、促谐声、铸防线，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是青年马克思主义当仁不让的使命和发展面向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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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四期；

　　作 者：刘须宽，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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