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掌握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

发布时间：2020-07-07 20:32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9-08-16 18:06 | 查看：1657次

　　[摘要] 意识形态管理是意识形态领导权与话语权的具体实现方式。科学分析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的基本内涵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基础条件和关键环节。多样性社会思潮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管理的主导权，部分民众弱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加大了意识形态管理难度，方法创新不足削弱了意识形态管理的凝聚力，人才队伍建设乏力难以确保意识形态管理的智力支撑等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建设。因此，新时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具体管理者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增强意识形态管理理论研究，注重深化意识形态管理规律探索，增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责任制，积极创新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方法，方能切实提高我国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关键词] 新时代；意识形态；管理权；思想政治工作

　　[作者简介] 李超民，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湖南长沙 41008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不同的视角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亟待解决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的现实问题，又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承担的“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任务[1]。意识形态管理权是组织、动员、协调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以确立意识形态话语主导与思想引导的权利。意识形态管理是意识形态领导权与话语权的具体实现方式。只有扎实推进意识形态管理实践，才能提升其领导力与话语权。如何准确理解新时代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基本内涵，正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新时代如何创新意识形态管理方式，提升意识形态管理水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逻辑理路：准确掌握新时代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基本内涵

　　科学分析新时代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基本内涵是把握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关键环节。意大利著名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最早涉及意识形态管理权。他形容意识形态是“黏合民众的社会水泥”，并沿用了拉布里奥拉、克罗齐重视精神、实践的传统，将意识形态管理权看作“在市民社会组织开展的‘文化和道德的改革’活动”[2]。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定的社会阶级、社会组织或集团立足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的自觉反映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它综合反映阶级或集团的政治利益和价值取向，并成为其行为纲领及社会思想的理论依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阿尔都塞，新葛兰西主义者考克斯、拉克劳深化与拓展了意识形态管理权理论。对于新时代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基本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界定。

　　（一）维护政权合法性是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力量源泉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的力量，它为政治权威与制度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是统治阶级整合社会公众思想的重要手段。”[3]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4]、具体充当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5]的意识形态则构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主体内容和标靶核心。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重视意识形态在维持国家政权中发挥的功用，揭示了统治合法性是意识形态教育与管理的真实来源。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指在某个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心理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表述体系。”[6]合法性是文明社会中人们基于契约理念而形成的对某一组织、制度或意识的认同和支持，在政治层面突出表现为政治统治抑或政党执政的认可度。“合法性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元素内核，也是政党执政合理性的基础。”[7]意识形态管理权从思想上为执政党的合法性认同与践行提供价值支撑。“关于意识形态本身在当代是否具有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就有‘意识形态虚假’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淡化’论、‘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论等不同的错误认识和主张。”[8]著名学者郑永年认为：“意识形态具有通过论证现实的合理性来维护现实的功能，即意识形态的保守功能，或者防守功能”[9]，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应用各种管理方式与手段，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二是意识形态有着教育人民、消减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及维护政治权力合法地位的社会功能与作用。意识形态管理权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权力，但权力获取的根源在民众，其运用目的是服务广大民众、推动社会健康发展。任何执政党要维持其执政合法性，都必须通过激励、整合、教化等途径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各种社会活动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0]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国家不强制灌输意识形态，而是让人民自愿接受、自觉遵守、自动宣传党的意识形态，自觉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拥护党的领导核心。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就是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新时代意识形态管理艺术显得尤为重要，要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度，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新时代必须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科学民主管理，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社会作用，积极应对处置意识形态危机问题，以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不受侵害。

　　（二）意识形态管理权是实施意识形态管理的基本权力

　　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实践功能可分为：“一方面，人们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会在观念上进入意识形态领域，因为人正是在意识形态的教育中成长起来并获得一定的世界观的；另一方面，人们又在他们已获得的世界观的支配下行动。”[11]意识形态管理权是意识形态管理主体在实施管理行为的全过程中所拥有的权力。新时代意识形态管理权具体指党和国家通过颁布法律法规、媒体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来达到社会主流思想的同质性和统一，通过实施管理权，剔除危害身心健康、破坏和分裂社会的意识形态，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管理权体现在管理实践之中，领导权是基本前提与保证，管理权是主要实施抓手与方法，话语权是行动纲领与准则。“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由此产生了它维护阶级利益的功能。”[12]从意识形态属性来看，探究管理权和领导权之间的联系，凸显意识形态管理权的方向性和工具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确立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接纳度，是实施意识形态管理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着力加强意识形态管理与建设是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具体方式与途径；“相对于‘意识形态领导权’而言，‘意识形态控制力’体现的不是一个阶级的地位而是任务，它将促使一个阶级及其政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并贯穿于实践中”[13]。新时代维护领导权的中心工作是有效开展意识形态工作顶层设计，重在确定宏观规划、战略方向和政治立场，体现具体的领导指向，表达领导意图，执行领导规划。意识形态管理权与领导权、话语权的显著不同点在于其执行性强，是将意识形态有策略地、有步骤地贯彻落实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它通过国家的法律法规、人才选拔机制、教育机制和媒体宣传等来实现对社会民众潜移默化的思维训练和思想灌输，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在管理层面的具体体现。良好的意识形态管理工作需具有社会正义性，管理实践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维护社会多数成员的利益。在当代中国，其外在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共同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对人的思想，还包括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各种资源进行具体管理的职权。新时代意识形态管理权充分体现了党管理意识形态的能力与权力。意识形态管理活动依赖于其他管理活动（如文化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等），但也有着独特的运行规律与管理方式。

　　（三）意识形态管理权具有显著的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是一定阶级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点的总和。“意识形态管理权是指统治阶级及其代表综合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指挥和控制等各种手段，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从而达到完成目标任务、实现自身利益的管理过程。”[14]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实施主体是统治阶级即执政党；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实现方式是计划、组织、协调、指挥、控制等；意识形态管理权的指向对象是思想观念、政治理论和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管理权的最终目标是对执政党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维护。从阶级利益审视管理权的本质，意识形态管理权属于政治领域的软力量，能真实表征当前社会制度、组织形式的合理正当内容与社会理性的价值判断。意识形态领导权所强调的是执政党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意识形态管理权则强调执政党在社会中的政治功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项必须坚持的基本政治权力，而意识形态管理权所涉及的主要是具体方式与方法；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只能加强，不可改变或弱化，意识形态管理权则需要不断改进、完善和优化；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是宏观的制度约束与规制，而意识形态管理则是具体的操作规范与方法。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意识形态并非通过社会强制性灌输，而是引导激发全体社会成员赞同、支持和拥护各项制度，进而维持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四）提升意识形态管理权需要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协同建设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在建设”的基本原则。意识形态管理权的确立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提和保证，其实施过程是协调整合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意识形态管理权通过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主动及时地回答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达到社会非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思想认同和统一。此过程就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建设系统的合力作用，需要建立完善的意识形态建设系统管理体制，充分调动和发挥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协同作用。这一管理体制一般由三个层次组成：最高决策部门、中间组织管理部门和基层具体执行部门[15]。新时代意识形态管理的具体工作就是围绕意识形态建设目标而采取规划与决策、管理与组织、领导和协调、控制与引导的动态过程。外界的社会意识资源是始终不断变化着的，意识形态管理权需要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不断调适。意识形态建设与管理，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是系统性的过程。新时代意识形态管理需要各级管理部门围绕意识形态运行规律、内在机制及工作方式等方面协同工作，进而实现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

　　二、现实挑战：新时代意识形态管理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内涵不断丰富与发展，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与全力支持，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但也要清楚地看到，多样性的社会思潮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管理的主导权；部分民众弱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加大了意识形态管理的难度；方法创新不足削弱了意识形态管理的凝聚力；人才队伍建设乏力难以确保意识形态管理的智力支撑等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意识形态管理权建设。

　　（一）多样性的社会思潮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管理的主导权

　　“尤其马克思主义成为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抗衡的意识形态之后，意识形态日益成为西方世界攻击马克思主义，推广其思想价值理念的工具。”[16]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受到“新自由主义论”“人权高于主权论”“意识形态中立论”“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及“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等多种社会思潮影响，导致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淡化了人们对党的意识形态认同，极大增加了意识形态管理的难度。同时，西方话语霸权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管理的影响力。“西方国家自己的新兴网络媒体，大量刊发、转载、推介与西方意识形态直接有关和间接相关的内容；又包括利用我国境内的各种主流网络媒体，大肆传播美国国家价值观，攻击、贬低、丑化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包括扶持各类民间自媒体，为传播和美化西方价值观服务，为削弱和打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17]他们领导组织所谓的“公知”“网络大V”“网络水军”，甚至民运分子、法轮功、宗教极端势力及反共分子进入网络空间，将普通事件炒作为热点事件，将敏感事件炒作成政治事件，极力搅乱人们的思想，撕裂政治认同，煽动不明真相的网民与党离心离德，导致网络意识形态争论向社会政治事件转化，因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此类社会思潮给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二）部分民众弱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加大了意识形态管理难度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的利益意识与价值选择多元化，因理想信念淡化、价值理性遮蔽、核心价值消解等问题，也容易导致主流意识形态需求的内生动力不足，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整合力、说服力、号召力、凝聚力产生不利影响。尤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社会弱势群体渴望美好生活需要，然而现实的经济条件限制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导致其抱怨社会不公，由此产生的社会心理不平衡，极易弱化对现有政治权威的认同，甚至出现政治认同危机和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少数社会弱势群体会借助自媒体表达多元化的非理性网络行为，这不仅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合法性基础，更严重冲击了其主导力。”[18]少数非理性表达的实质是少数民众对党与政府的不信任，也是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怀疑和否定。对于正处于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关键期和改革攻坚阶段的中国来说，出现暂时的意识形态认同分化及政治认同弱化现象也属于正常现象，但也反映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管理领域客观存在的实际难题。因此，我们始终要理性审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与风险、重大挑战与危机，切实加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着力结合时代变迁和实践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政治整合，提升政治认同，增强政治践行，将意识形态认同困境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

　　（三）方法创新不足削弱了意识形态管理的凝聚力

　　古斯塔夫·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描述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19]意识形态安全管理工作与一般性的具体工作具有不同的特性。管理主体的多元性、管理对象的抽象性、管理效果的滞后性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管理难度，这就要求大力创新管理方式。一是落后的管理理念束缚了意识形态管理方式创新。传统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囿于“防范—调控—管制”模式，究其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管理工作难以实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没有真正体现与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自然也就失去了意识形态管理方法创新的力量源泉。二是仍然以“宏大叙事”“空洞说教”、理论灌输与舆论管控为主，缺乏适应新时代的现代性转换，难以适应民众接受习惯的新变化。三是部分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因缺乏管理方法创新的各类保障制度，主动放弃创新，懒于创新，乐于“枯燥宣讲”。四是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方法创新不足。尤其是当前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也增加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难度。意识形态管理者如何积极探索媒体融合发展与全媒体传播的新路径，提升意识形态引导力和影响力，成为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难点与重点。五是对外宣传方法创新不足。意识形态管理工作需要不断创新让国际社会“听得懂、记得住”的传播方式，补上我国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短板”。

　　（四）人才队伍建设乏力难以确保意识形态管理的智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20]新时代能否做好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关键在于管理者。近年来，意识形态管理工作队伍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有效地推进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但仍然存在诸多瓶颈，难以为开展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提供智力支撑。一是专职的思想政治工作管理者数量有限。专职人员多为各级党委书记、政工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等；兼职队伍以社区管理干部、辅导员等为主体。特别是工作人员思想观念陈旧，创新意识不强，不善于利用新兴媒体开展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二是意识形态管理工作者专业化程度不高，综合素质有待提升。新时代的意识形态管理工作者不仅需要具备较高的思想理论水平，还需要掌握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必须具有政治学、网络传播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相关专业知识。三是意识形态管理工作队伍培训制度不健全，缺乏专业知识技能培训，存在临时组织突击培训的现象。四是意识形态管理工作队伍的激励机制尚未形成。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具体但成效并非能短时期内显现，也难以综合评价，长期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容易导致意识形态管理工作者消极应对。

　　三、实现途径：新时代意识形态管理权维护与建设

　　历史与现实已证明，能否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对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管理将能有效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改善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因而需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责任制，提升意识形态管理工作自觉性；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回应现实的能力；积极创新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方法，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加强管理工作队伍建设，提升意识形态管理科学化水平。

　　（一）落实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责任制，提升意识形态管理工作自觉性

　　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指出，要强化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一是始终坚持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管好舆论导向、管好宣传阵地、管好领导干部；二是各级党委和党员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明确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增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感与使命感，坚决守好“责任田”，提升政治担当自觉性；三是始终坚持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舆论导向；四是大力加强宣传思想阵地建设与管理，重视网络社会舆论安全工作，切实提升网络舆情应对处置水平，严密防范网络暴力事件与意识形态渗透，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管理权；五是不断改进和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强化对多元化社会意识形态的引领，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与公信力，使之形成健康有序的舆论氛围。

　　（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回应现实的能力

　　党管理意识形态的最终目标就是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1]

　　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也累积了复杂且棘手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诸如如何消除贫富差距、如何实施乡村振兴、如何破解“上学难、看病难、购房难”及“三农”问题等。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与经验可寻，但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新时代巩固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就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决防止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与社会实践，特别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相脱离。要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切实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正面回应社会关切，解答人民困惑的能力；要关注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变化和精神文化需要，尊重民众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彰显“人”的主体地位与中心地位，才能更好地解决群众的利益需求问题；建立双向互动管理模式，真正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实现意识形态内外管理资源的动态配置最优化，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意识形态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积极创新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方法，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22]这为新时代积极创新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方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一是要逐步实现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制度化与法治化，变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变结果管理为过程管理，从行政管理为主向以法律制度规范为主转变。当前，需要将危害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法范围内。二是构建意识形态多元协同管理机制，着力提升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的多元共同治理能力。三是要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网络舆论。当前，尤其要认真落实国家《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化融媒体事业管理工作，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供给，传播党的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四是批判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与古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管理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要注重转换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消除主流意识形态表达同人民群众现实感受之间的落差，将“说教式、理论化”的“政治话语”转化为人民群众“乐于听、听得懂、记得牢”的大众话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与感染力。

　　（四）加强管理工作队伍建设，提升意识形态管理科学化水平

　　习近平同志指出，“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23]。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意识形态管理科学化水平，一是要重视培训和教育，增强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升意识形态管理素养，让每一位管理者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分析、鉴别、引领、管理意识形态的能力。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是意识形态建设与管理的主体，要增强驾驭和管理意识形态领域的能力。二是意识形态管理工作需要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和工作队伍，进行专门的思想生产、分配与管理，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三是需要积极整合各领域的社会管理资源和力量，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地方分工负责的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新格局。四是要培养一批优秀的“意见领袖”“网络大V”及网络评论员，充分发挥其在引导舆论、孤立非主流言论中的作用。

　　总之，新时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持续不懈地努力。新时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具体管理者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增强意识形态管理理论研究，注重深化意识形态管理规律探索，增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责任制，积极创新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方法，切实提高我国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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