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工作人员运送患者。新华社发

　　截至5月22日，美国累计感染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64万，死亡人数超过9.7万。这样的抗疫表现引发不少美国专家学者、媒体对美国政府执政甚至美国的制度性问题进行批评和反思。

　　5月20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资深演讲撰稿人大卫·里特的评论文章《美国的新冠病毒危机是民主的失败》。该文深入分析了美国选举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代议制政府功能的演变、企业与金钱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等，揭示了当前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未能照顾到广大民众的利益、导致平民大量死亡等代价的深层原因。

　　文章认为，尽管现在公众已经认同新冠肺炎疫情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但在美国，造成众多人失去生命、失去工作的深层原因并非美国公共卫生机制的失败，而是民主体制的失败。

　　文章进一步说，尽管美国存在政治极化，但在面对史无前例的威胁时，美国民众达成了惊人的共识，希望他们的政府能够听从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的建议，采取积极行动，制定计划挽救生命。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美国没有迅速执行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这一延误对美国90%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负有责任。而现在，在重新开放经济方面，美国又步伐迈得太快了。

　　文章由此问道：“我们选举出的领导人无视人民的意愿，让美国人丧命。美国拥有全球最优越的代议制政府模式，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文章分析认为，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的代议制政府已不像以前那么具有代表性。过去40年里，美国的每一个变化都让领导人对公众利益的反应大为减弱。“好政策就是好政治”，权力与责任之间应该有着明显的联系，但最近几十年来这种联系几乎被完全割裂。美国的限制性法律使得选民登记和投票都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美国政府反应迟缓，在疫情中最有可能遭受苦难的是低收入和非白人美国民众，而他们的权利最有可能被剥夺。

　　第二，在美国当前的政治版图下，共和党民众多居住在乡村地区。在过去3个月里，当疫情首先袭击美国城市人口并造成最严重危害时，占据参议院多数的共和党参议员在初期反应迟缓。

　　第三，企业权力在美国民主制度中的影响逐渐扩张，减缓了政府应对疫情的速度，但加快了重新开放经济的速度，尽管美国人民认为现在重新开放经济并不安全。在过去20年里，企业用于在华盛顿游说的资金增长了一倍，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企业往往比民众拥有对政府更大的影响力。

　　文章最后强调，美国政府在这场危机中没有推动公共福利是一个悲剧，但这毫不奇怪。

　　与过去半个世纪中的任何时候相比，无论是美国的选举制度，还是政治献金制度，无论是已划定的美国国会选区，还是游说集团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作用，都造成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现在是一个被更少数人左右、服务于更少数人的政府，而美国人民正因此而受苦。

    （本报华盛顿5月22日电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汤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