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康喆 吴光于 杨稳玺 马丽娟 王丽 骆飞 刘智强

 　　 受疫情影响，脱贫攻坚存在扶贫成果不够牢固、有返贫风险的情况            

　　 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中，有的产业基础比较薄弱，有的就业不够稳定，返贫、致贫风险仍存

　　 扎实推进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等短板，才能让农村在后续发展中不掉队       

　　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有名的“悬崖村”——阿土列尔村，村民某色达体最近有些担忧。

　　过去，他家靠种植玉米、土豆糊口，家里有4个孩子，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自2016年村里的藤梯升级成钢梯后，游客越来越多，某色达体开起了小卖部，后来又办起民宿。但今年因为疫情，收入受到影响，“过去周末节假日家里来的游客很多，今年你们是第一批。”某色达体对记者说。

　　被疫情影响脱贫步伐的不止某色达体一家。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和群众反映，今年是脱贫攻坚最后一年，疫情成为叠加在原有致贫因素上的又一个风险因子，增加了硬仗的难度。

　　疫情影响之下，打赢脱贫攻坚战出现三大新难点：首先是就业受影响，一些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难，收入减少，会出现返贫风险，一些非贫困户也可能因此滑落到贫困线以下；其次是扶贫产业受冲击，一些已脱贫地区产业基础比较薄弱，造血功能弱化，返贫、致贫风险加大；三是基层公共服务、治理能力提升受制约，一方面农村医疗条件不足、人居环境面貌落后削弱了脱贫成色和群众获得感，另一方面疫情也凸显了基层队伍治理手段贫乏、能力不足等短板，制约脱贫攻坚效能。

　　近日，新疆叶城县西合休乡“光伏村通大网电工程”进入攻坚阶段，绵延百余公里的施工线上，一片忙碌景象。这是通往新疆叶城县西合休乡的线路翻越海拔 3100 多米的阿卡孜达坂（4月30日摄） 胡虎虎摄

　　更大难度意味着更高要求、更重任务。

　　首先，千方百计保障贫困群众就业。尽快打通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之路，加大就业扶持力度，想方设法提高就业稳定性，防止返贫。

　　其次，千方百计解决扶贫产业恢复生产面临的困难，激活“造血”功能。用好产业帮扶资金和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充分发挥互联网销售渠道优势，促进扶贫产业加快发展，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同时千方百计紧盯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做好兜底保障。

　　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克服疫情影响，打赢硬仗，必须增强紧迫感，一鼓作气攻城拔寨，更要多措并举、攻坚克难，确保脱贫成效经得起检验。

　　疫情增加返贫致贫风险

　　每年11月彝族新年结束到农历春节以后，是四川凉山州向外输送务工人员的高峰期。2019年全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908元，其中务工收入占52%。今年受疫情影响，外地用工企业开工不足，州内项目开工滞后，出现务工人员滞留。部分群众也担心长三角、珠三角感染病毒的风险高，存在消极情绪，不愿外出。

　　记者在多地调研得知，受疫情影响，外出务工受挫的群众并非少数。在一些地区，为减轻疫情给贫困群众收入带来的负面影响，针对贫困户设立的公益性岗位有所增加，在家门口务工人数提升，但开工迟仍导致整体收入减少。

　　“男性劳动力打工一天100多元，一个月至少3000元。这个损失对农民来说确实不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村委会主任赫殿全告诉记者，因为疫情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开工迟，已开工项目用工较少，老百姓务工收入受到影响。

　　新华网开展的对3900名扶贫干部、295个贫困户、39名专家学者所做的网上问卷调查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受疫情影响，目前脱贫攻坚存在扶贫成果不够牢固、有返贫风险的情况。

　　此外，有专家指出，在区域性整体贫困地区，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在基本收入结构、家庭生计等方面没有太大区别，但非贫困户没有享受过精准帮扶政策，一旦普惠性帮扶政策减弱，可能会滑落到贫困线以下。

　　有扶贫干部提出，疫情成为叠加在原有致贫因素上的又一个风险因子，并可能产生放大效应，增加脱贫工作难度。同时，受开工难、部分养殖产业损失大等影响，有可能出现返贫个案。

　　总体上，70%的受访扶贫干部认为不存在普遍返贫情况，通过更加精准的帮扶手段，如建立预警和动态帮扶机制，对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脱贫人口和边缘人口更好实现兜底保障，可防止返贫和新的致贫因素。

　　产业造血面临痛点、堵点、断点、卡点

　　脱贫攻坚最大的风险是根基不牢、脱贫户自身造血功能不强。

　　部分受访扶贫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当前贫困地区造血能力依然薄弱，贫困村的生产条件和发展能力仍在改善之中且将是一个较长周期。脱离外部帮扶资源后，部分乡村可能出现发展后劲不足问题。

　　同时，疫情使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难度增大。一些长期在外务工人员无法如期返岗上班、贫困户种植的农产品卖不出去，一些已脱贫人员遇到家庭成员患大病或受其他返贫因素影响等，都是脱贫攻坚潜在的风险点。

　　尤其是作为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产业扶贫的造血效能受疫情影响有所弱化。

　　当前虽已进入复工复产全面加速期，但不少扶贫企业仍然面临一系列困难和问题。例如，人员流动存在“痛点”。各地疫情不同、防控等级不同，企业反映用工短缺依然存在，关键岗位员工有所流失；物流运输存在“堵点”。部分地区物流运输仍然受到一定限制，一些产业链上的带贫龙头企业复工困难，及部分扶贫农畜牧产品滞销。此外，中小企业现金流存在“断点”，原材料供应方面存在“卡点”。

　　受访干部群众认为，针对疫情冲击，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贫困地区解决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支持扶贫产业尽快恢复生产，激活“造血”功能。尤其要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抗风险能力，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5月3日，游客在安徽省肥西县丰乐镇凤岭苗木种植扶贫产业园里体验采摘樱桃 刘军喜摄

　　公共卫生基础薄弱弱化脱贫效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脱贫的基础保障和乡村振兴的先导工程。疫情反映出，农村普遍存在医疗条件不足、防疫物资较缺乏、环境面貌落后和居民卫生习惯差等短板。

　　“疫情让村民的卫生习惯和防护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打造一个坚固的基层公共卫生防护体系还要再加把劲。”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是河南省通许县苏刘庄村的一名村医，反思疫情时他这样说。

　　近年来，农村厕所改造、粪污治理、生活垃圾污水治理、村庄清洁行动等取得明显成效，但人居和公共卫生环境还存在不少问题。

　　例如，一些山村没有药店或卫生室，一个行政村往往只有1～2名村医。“每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就盼着疫情快点结束。”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小院镇狮象村村医徐秀洪说，自己每天从早上七点不到就开始了连轴转的工作模式。

　　在疫情防控中，全国有144万名像徐秀洪这样忙碌的乡村医生，奔走在广大农村，服务着8亿农民乡亲。但有些村子医疗条件落后，口罩、消毒用品、体温计、药品等防疫物资极为匮乏；有些存在畜禽粪便污水、垃圾围村、上游排污下游洗菜的现象，极易诱发传染病，整体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提高贫困户生活质量，让农村居民生活得更舒心、更放心，是脱贫攻坚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

　　有扶贫干部表示，帮扶干部下村入户，在宣传扶贫政策过程中主动帮助贫困户整治房前屋后卫生，改善贫困户居住环境，有助于拉近帮扶人与贫困户之间的感情，提升贫困户精神面貌，引导贫困户形成良好生活习惯。

　　助力脱贫攻坚，巩固扩大扶贫成果，也需要持续深入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尤其是改变长期以来农村居民“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意识，激励群众从我做起，从维持村容卫生做起，用自己的双手清洁家园，能够有效提高贫困户的综合素质。

　　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尧告村脱贫攻坚工作队队员李义成（后排左一）和尧告村拉鼓传承人队伍在一起合影（2019年3月12日摄） 黄孝邦摄

　　基层治理效能待提升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不少农村硬核防控令人印象深刻。有村支书“简单粗暴吼”式大喇叭防控，有“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的霸气宣传横幅，也有“一封了之”的彪悍手段。

　　硬核防控有效，但也显示了农村治理手段贫乏、能力弱化的问题。调查中，47%的受访者认为，疫情暴露出基层治理存在明显短板，成为制约脱贫攻坚的“软因素”。

　　“村两委年龄结构老化、学历水平较低、办公条件落后、配套设备简陋、工作人员不足等综合性问题比较突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学渊说，村干部是脱贫的主心骨。72%的扶贫干部认为，贫困地区人才欠缺，基层干部数量少、年龄偏大等问题，是巩固扩大脱贫成果面临的最大难题。

　　农村、偏远地区教育薄弱、法制意识淡薄，也导致乡村发展欠缺软实力。疫情防控中仍能看到不少不自觉、不守法、不道德的行为，例如有的地方在劝阻人们聚会时采取了一些非法的强制措施。

　　另一方面，“低头不见抬头见、放人一马等想法在农村熟人社会中较为普遍，遭遇疫情防控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可能出现人情大于疫情的法治让位状态，影响应对效果。”天津农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宋玉锋认为。

　　受访扶贫干部认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接续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就需要坚持以基层党建为引领，以服务群众为抓手，积极探索适合基层治理的新办法，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