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综合训练场上，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反恐专家组联合实兵演习的各国反恐专家进行交流。黄远利摄/光明图片

    【讲武堂】 

　　当今世界，安全威胁的急剧拓展、军事文明的进步要求与战略环境的变化相互作用，极大深化国防的内涵，极大拓展国防的外延，把国防推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要求我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比军事战略更宽广的国防战略，来统筹国防现代化。

统筹战争与和平

——履行打赢战争与治理和平双重使命

　　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我国国防的全部关注点是打赢战争，二战时期立足打赢民族独立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冷战时期保家卫国，打赢反侵略战争。21世纪是战争与公共安全威胁交织震荡的新世纪，我国国防出现两个基本点，即不仅要准备打赢战争，还要持久地治理和平。

　　战争威胁不可排除，遏制和打赢战争仍是国防的立足之本。自古以来，来自国家或军事集团的战争威胁都是致命性的，并且一直存在；到了21世纪，强权政治和军事霸权仍十分猖獗，领土争端和主权权益冲突暗藏杀机，地区性战争与军事冲突不断，战备是维护国家安全之必须，一刻也不能松懈。

　　公共威胁成为毁灭和平的新的风向标，成为国防新领域，提出了治理和平的新使命。美国“9·11事件”后公共安全事件日趋频繁，破坏力不亚于战争。从2003年“非典”，其后禽流感，再到2014年非洲埃博拉病毒泛滥，“生物国防”呼声渐起；从2010年伊朗核设施遭“震网”病毒瘫痪，其后“阿拉伯之春”运动使互联网成为颜色革命的主平台，“网络国防”风声鹤唳。甚至文化安全领域也有文化国防的提法，金融安全风险的增长也在沉淀金融国防的新概念。新兴领域的国防在和平环境中展开，不是飞机、导弹的入侵方式，而具有社会性和长期性特点，伴随和平发展的全进程，因而决定了不是战争解决方式，不是一两次突击就彻底解决，而是和平治理方式，强调主动而持久的治理来消解威胁。

　　以总体国防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暴力形式的多元化使得国家安全从单一的政治-军事安全转向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多元安全的综合体，从安全威胁的木桶效应和连锁效应出发，国家安全危机隐患存在于各个领域，哪一个领域的安全失控都会导致国家失败。早在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当前，逆全球化和全球气候变暖大交叉，公共安全威胁与战争威胁交织的危险急剧上升，需要以多领域的总体国防来遏制战争，同时巩固和平。

统筹军事防御和社会防御

——建构多元一体的国防体系

　　军事防御是国防的中流砥柱，但国防大于军事防御。随着公共安全威胁的爆炸性增长，治理和平的需求日益旺盛，以军事战略指代国防战略已显得力不从心，需要突破单一的军事防御架构，建立涵盖军事防御和社会防御的多元化国防体系。

　　推进军事防御体系的多域化、一体化。军事防御是国防的基石，随着联合作战向全域战融合深化，信息化战争向智能化战争升级，军事防御更加依赖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更加依赖战术与技术的结合创新，更加依赖指挥体制的扁平化、作战编成的一体化，最终转化到多域作战行动的机动性、灵活性和协同性上来。

　　建构多元联动的社会防御体系。公共安全威胁跳过军事防御体系，渗透到社会内部打击公共目标，对国家构成新的大规模入侵威胁。从网络黑客发动网络战争，软摧毁国家电网、水坝电站、城市交通、能源、金融系统；到生物病毒大范围感染公众，伤亡和财产损失达到战争级别。公共安全威胁呈现隐匿性、传播性、流动性和关联性特点，要求建立不同于军事防御的社会防御体系。

　　统筹社会防御与军事防御，达成国家总体防御。以国防体系支撑国家安全体系，是国防现代化的精髓。相对于军事防御以消灭敌人为中心，主要达成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社会防御以保护公众为中心，主要达成其他方面安全，两者相得益彰。当前，混合战争助推恐怖主义、疫情、气候灾害、网络攻击等公共威胁爆发，甚至军事打击也转向经济社会目标，加速公共安全威胁的整体化，需要把公共安全从预警处突上升到针对社会目标的全面防御，并与军事防御相衔接。

统筹境内和境外的安全保证

——打开国防的全球化视野

　　新时代国防的战略全局已不再局限于边境线以内的领土，也不只是运筹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而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利益所涉及的全部问题。因此，需要从全球化这个最大的全局出发，把境内和境外安全都谋划好。

　　捍卫领土主权重在拒敌于国境线外。新时代，主权利益向外拓展延伸，从陆地到海洋，从地球到太空，全球公域成为保卫领土的战略制高点。信息化战争实践表明，随着远程打击的发展，侵略者可以从公海、太空和网络等全球公域发动进攻，全面压制“守国门”的封闭式防御。近年来的防空识别区斗争表明，平时建立全球公域的行动自由，并防止周边沦为侵略者的进攻基地，成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先导。

　　远海防卫、海外安保成为国防的新高地。一方面，国家安全利益拓展对境外目标的安全需求日益增大，随着国家的远洋船队、海外投资、海外工程和人员急剧增长，年均境外流动国民达几千万之多，海外安全利益由小变大，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新重点。另一方面，逆全球化运动助推中东、北非、东欧等多地区战争与冲突，海外安全成为国防的新软肋。从利比亚大规模撤侨起，安全利益加速全球化、多样化，从海外撤侨、远洋护航向海外解救人质、跨境打击恐怖组织拓展，既有军事防御向远海防卫的拓展，更有大量的社会防御向海外安保的拓展。

　　在宏观战略层面，世界各大国强国都在构建自己的全球性防务。美俄率先在彼此的较量中形成了各自21世纪的全球性国防战略。美国的全球国防战略，根植于其全球霸权传统，始于克林顿时期的“预防性防务”战略，经过“先发制人”的战争实践，有计划地铺开了先东欧、后中东、再亚洲的扩张路线图。俄罗斯受美国及其北约集团的直接军事压迫，提出了“世界稳定弧”战略理论，力图以俄罗斯-北约机制、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为盾牌，构筑一条以俄罗斯为中心、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稳定地带”，并以俄格战争、俄乌冲突和介入叙利亚内战，稳住了阵脚。实践证明，我新时代国防事业要走出去，国家安全才有保证。

统筹军事斗争和防务合作

——为地区安全提供公共产品

　　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利益既有分化的一面，也有交叉的一面。其中，跨国、跨地区乃至全球性的反恐、反扩散、抢险救灾等公共安全利益横向交融交叉，由此形成了排他性利益与合作性利益同时快速增长，并遍布全球。这就导致了任何两个国家、两个民族无论地理远近和历史亲疏，都在发生利益关系，并具有冲突与合作的两面性。进而可以说，今天国防战略面临的国家利益格局是前所未有的双轨制，具有自身防御与共同防御的两面性。

　　军事斗争在接触与合作中出效益。军事斗争和防务合作是维护和平，改善安全态势的两个拳头。俄罗斯为突破美国遏制，频频展示“波塞冬”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号称“末日武器”，这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做法取得一定效果，事实也证明硬碰硬的斗争方式是不可或缺的。但军事辩证法告诉我们，在斗争中合作，在合作中斗争，效益最大。为此，把防务合作与军事斗争同时展开，两者不可偏废，两手都要强。越是主权争端国、霸权国，越是要与之开展正面军事接触，开展军队对军队的工作，塑造良好的和平环境。对执迷不悟者，施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惩罚，迫使其回到安全合作的轨道上来。军事接触与合作要有“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的精神，正气压住邪气，最终消除敌意、破解遏制。

　　以共同防御达成全球公共安全，把维护自身安全与国际安全统一起来。从2010年“震网”病毒在互联网上泛滥，对各国工业基础设施构成危害；到2020年新冠病毒利用飞机、高铁等现代交通工具全球传播造成重大伤亡，在这些无界传播的全球公害面前，一国的防御已经不能独善其身，而与全球和地区安全捆绑在一起。因此，为地区和全球安全提供公共产品，成为军事防御和社会防御的效益增长点，必将使军事斗争事半功倍，使国防态势焕然一新。

统筹军事力量和社会力量、国际力量

——打造军民一体的国际化国防生态

　　国防使命任务、作用空间和运行体系的多维度拓展，自然要求国防力量构成与组织也相应地发生结构性拓展，从而开辟总体国防的新生态。

　　军民一体、混合编成是新时代国防力量的基本形态。就军事防御而言，不像传统的坦克、大炮和导弹是军事领域专用，80%现代武器技术是军民通用的，网络战、无人机作战等新型作战，开启现役军人和民间工程师组合团队模式。典型的如美国国家安全局就是军民一体的网络战组织，还有美军早期无人机的使用，一边是军人操作火控装置，执行攻击任务，一边是商业工程师操作飞行。就社会防御而言，大部分非战争军事行动都需要军民混合编成，各国普遍做法是建立抢险救灾指挥部，军地联合制订派遣计划和行动计划，国家实行统一指挥。实践证明，人民战争体制具有优越性，从国家决策层到街道居委会的垂直指令系统是高效的，在新时代仍有升级完善的广阔空间。

　　国际力量成为新时代国防力量的重要支撑。新时代，各国的国防普遍从内向型朝外向型转变。以利比亚撤侨为例，不是军机飞过去就能把人接回来，而是需要同航线经过的多个国家打交道，跨国军地间的协调事务之繁多、协调要求之严密，是国内军地协同所难以比拟的。再如抗击新冠病毒，各国不仅要开展政府间、军队间的合作，还需要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通力合作，联合研发疫苗。甚至海外维和、境外安全保障，也需要借助当地私营安保公司掌握情况，提高自身防护能力，像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就离不开黑水公司等商业安保力量的合作。结合我国实际和全球化背景，军事斗争和防务合作需要继承并发展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充分利用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和国际社团的积极作用，来倍增国防效益。

    （作者：林东，系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