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市府接到捐赠物资后，市长与刘尊（左三）合影。

　　意大利医护人员身穿华人捐赠的防护装备，展示慰问信。

　　毫无意外地，李加越接到了儿童保护机构的电话。

　　这名侨居意大利的华人，前一天刚给上小学的两个孩子请了假。那是2月下旬，意大利确诊第三例新冠肺炎患者。这个数字没有引起当地人的警觉，李加越观察到，城市的室外咖啡馆里，人们像往常一样悠闲地聊天。到了晚上，酒吧依然热闹。

　　出国20多年，李加越早已习惯这种“意式”生活方式。但那段时间，他却感觉自己身处另一种环境。当时，国内的疫情像一根就要拉满的弓弦，家庭群里，温州家乡的亲戚每天转发各种疫情信息，“看起来就像在打仗”。他父母居住的小区，确诊了两例新冠肺炎患者，他为二老在疫情暴发前来到意大利感到庆幸。

　　在安静到终日只闻风声和鸟鸣的房子里，李加越感到少有的焦虑、着急，他觉得必须要做些什么，并为此加入一个为国内募捐抗疫物资的志愿组织。

　　然而时隔不久，意大利也开始出现新冠肺炎病例。

　　“让两个孩子暂时离开学校，是我充分考虑后的决定。”他告诉致电问询的工作人员。在意大利，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家长不能随便给孩子请假，否则会被认为侵害受教育权，监护人会受到处罚。

　　“你知道吗？你们华人全部给孩子请了假。”电话那头是意大利马尔凯大区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对方显得有些惊讶。

　　“是的，先生。”李加越回答，“如果你真正了解这种病毒，如果你真正为孩子的健康着想，你也会这么做。”

　　两个星期后，3月8日，意大利宣布14个疫情严重的大区实行“封城”，包括马尔凯在内，幼儿园和中小学一律停课。

　　有人托运103件行李，有人捐“物流”

　　李加越在意大利经营一所中文学校，华人的子女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在这里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

　　给孩子请假的同时，李加越和学校主要管理人员商定，中文学校暂停授课。

　　在当时，这是个大胆的决定。第二天，他所在城市的市长就来到学校拜访，寒暄过后，市长问起中国的疫情和本地华人社群的状况。

　　李加越告诉市长，华人对意大利新冠疫情的“先知先觉”，是有代价的——自己的祖国正在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他们才能比当地人更早、更切身体会到灾难的发生。

　　在马尔凯大区北部的威尼托大区，倪仲波也处在同样的焦虑中。他是威尼托华侨华人工商联合会的执行会长，国内疫情发生后，他在意大利的电视和报纸上，只能看到一些冰冷的数据。但华人圈子里，医院物资告急、医生“裸奔”上阵的信息完全与国内同步。

　　意大利生活着30万华人，大部分时候人们都囿于各自的小圈子，互不相识。这一次，倪仲波发现大家步调出奇地一致：发动一切能发动的力量，筹集防护物资，运往国内。

　　首先是街头大大小小的药店，突然多了一些亚裔面孔的顾客。他们可能是已经在当地定居多年的华人，也可能是尚未适应海外生活的留学生。平时无人问津的口罩或被取下货架，或被从仓库里搬出，交到他们手中。

　　就连经常出现在奢侈品店的“代购”，也开始频繁光顾各种药店，购物清单从世界顶级名牌服饰变成了口罩、防护服和护目镜。

　　“尤其是米兰、佛罗伦萨这些大城市的‘代购’，这次真的是下了血本。”倪仲波笑着说，

　　最贵时，口罩价格涨了10倍，一盒50只装的一次性口罩卖到50欧元，甚至75欧元。即便如此，很多药店也贴上了“mask sold out”的告示，然后用中文注明：“面具（口罩——记者注）售完”。

　　据统计，意大利华人有70%来自温州。这一次，温商们强大的人际关系网络，再一次展示了它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率。

　　相当一部分在意大利从事超市行业的温州人，通过长期积累的供货渠道，直接找到工厂，“先清库存，再发订单”。

　　比物资更难解决的是物流问题。意大利在1月31日宣布全面停飞往返中国的客运航班，米兰的一位温州籍华人为了尽快把物资运回国内，选择乘坐当天最后一班直飞国内的飞机。他一个人托运了米兰华侨的103件行李，共10万只口罩。堆满箱子的行李车，占用了两条值机通道，托运标签密密麻麻贴满了一张A4纸。

　　也有人选择包货机，虽然这种方式足够快速、直接，但需要捐助人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也只适用有国际机场的大城市。

　　中意航班停飞后，物流费用水涨船高。2月，意大利到中国的物流成本从每公斤1欧元涨到了3欧元。

　　“那些生活在小城市的普通华人，他们手里的防护物资怎么才能快速抵达国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倪仲波想到了“捐物流”。

　　他找到一位朋友，对方是物流企业常年的合作伙伴，为他们争取到半价的运费。

　　如果一切顺利，一位华人从意大利把包裹寄出，4天后，温州的某位医生，就会收到来自意大利某个小镇，甚至还保留着当地药店包装带的口罩。

　　后来，倪仲波的团队加入一个叫作“高温青年”的组织。他们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个由温州创业青年和留学生群体创建的社区，在海外筹集了超过5000万元的物资，投入到国内的抗疫战场。

　　返意后自我隔离成了华人圈子共同的准则

　　几乎在那位米兰华人带着103件行李候机的同时，另一位家住威尼托大区的华人刘尊正开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这时她听到广播，意大利首次确诊了两例新冠肺炎患者。

　　前些日子，作为“中意一丝文化协会”的会长，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统筹国内疫情捐赠。听到意大利出现感染者的消息，她有点蒙，疫情来得太快，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没有保留任何防护用品。

　　她路过两家药店，都被告知口罩已经售罄。从那天起，她很少走出家门，在当时的意大利，这像是小题大做。

　　实际上，每年圣诞节和元旦过后，是意大利华人返乡探亲的高峰。1月下旬，在国内过完假期的人们，会陆续回到意大利。

　　倪仲波一家在1月20日抵达米兰机场，那时意大利还没有实施对高风险人群的隔离措施。但他还是让家人居家隔离14天，才可以出门。

　　“隔离是国内抗疫的成功经验，自我隔离也是怕传染给别人。”倪仲波告诉记者，“我自己企业的员工，商会的成员，都是这么做的。”

　　没法还原这些信息传播的路径，这种从国内返意后要自我隔离的做法，逐渐成为当地华人圈子的共同准则。紧接着，社群内甚至出现了互相监督的现象。

　　“帕多瓦（威尼托大区的重要城市）有个人，从国内回来后还到处走。”刘尊记得有人在微信群里提示。

　　没过多久，这位华人就被大家找到。得知他必须四处打工维持生活后，几位华人劝说他在住所隔离，其间损失的打工收入由大家共同承担，一日三餐也有人送到门口。

　　在讲求“自由”的意大利，这样的事情很难被接受。后来，政府颁布法令，要求人们没有必要理由就不能外出。在一个叫作“沃”的城镇，市民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聚集在一起，拉起横幅抗议，上书“还我自由”。

　　事情在3月8日意大利宣布封锁14个大区后，才开始发生变化。

　　原本只把这次疫情当作“大流感”的意大利人好像突然回过神来，由于北部地区疫情比南部严重，在北部封城的“午夜法令”生效前，人们上演了一场从北到南的大逃亡。有人形容，米兰到罗马的末班列车，平日车厢几乎都是空的，如今却挤得像“春运”，走廊里站满了人，有乘客干脆坐在地板上。

　　一段视频在社交网站上疯传，画面里两个意大利人扭打在一起，为的是最后一张米兰到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的火车卧铺票。

　　就算身处“安逸的小城市”，李加越也感受到这突如其来的紧张。他发现循环播放着“禁足令”的巡逻警车，一天要在自家门口出现3次。以往，除了孩子上学放学时警车会在学校门口维持秩序，其他地方很少见到。

　　封锁越来越严格，包括仅允许在离家200米的区域遛狗，只要出门就需要填写个人声明。户外的人随时都有可能被巡逻的警察拦下，如果实际情况与自己的声明不符，就会收到罚款，甚至被起诉。

　　很快，刘尊接到帕多瓦省督主席和帕多瓦市市长的电话，他们向这位华人朋友求助：“除了医护人员，我们的警察、超市工作人员，还有很多志愿者的防护用品都十分紧缺！”

　　刘尊联系了几位侨领，成立了“威尼托华人抗疫工作组”。工作组随后就收到威尼托大区公共卫生中心的求助信：“在此困难时期，为确保抗疫所需物资，我们恳请贵方的支持与帮助。”

　　那时中国国内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武汉每日新增病例下降到两位数，16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不少医护人员和防护物资都处于待命状态。

　　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刘尊、倪仲波，以及参与捐赠的所有意大利华人，又迎来了一次疫情。他们没想到，这一次疫情离自己更近，也更加凶猛。

祖国和第二故乡，谁受伤我们都不忍心

　　华人抗疫工作组开始运作后，刘尊才发现，很多华人早已开始自发捐助。

　　有人在工作组的群里说，在超市买东西时，看到收银员没有口罩，只能裹着围巾，外面再贴上一层保鲜膜。“实在太可怜了，我把家里剩下的50只口罩捐给了他们。”

　　有人在路上碰到遛狗的意大利老人，没有戴口罩。询问后，对方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口罩，说这是自己最后一个，不舍得戴。

　　工作组曾试图组织志愿者去居民区分发口罩，当地政府考虑到可能造成人员聚集，甚至哄抢，没有批准申请。志愿者商议后，决定“扫楼”。他们制作了上千个信封，把口罩装进去，沿着街道塞进家家户户的信箱。信封上印有一道彩虹——当地抗疫的宣传图标。

　　最困难的那段时间，口罩成为“硬通货”。刘尊曾接到一位政府官员朋友的电话，对方必须不断接待各种来访，却没有一只口罩，很担心自己的安全。刘尊当时只有一只口罩，她打电话给一位华人朋友，对方手里的口罩也是个位数。

　　这位朋友最终还是受刘尊委托，去市府给求助官员送了一只口罩。往后的一段时间，刘尊发现，在很多不同的场所，那位官员都戴着那只灰色的口罩。

　　“我从没想过，自己为了一只口罩，要搞得那么郑重。”刘尊笑着说。

　　事实上，就在此事发生半个月前，不少意大利人还在排斥戴口罩的做法。

　　“西方人认为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刘尊说。就连意大利官方发布的第一道“紧急执行令”，也有一条明确规定：“仅在疑似病例或在照顾病患时，佩戴口罩。”

　　如今，华人这个在意大利最早戴上口罩、减少人员接触的群体，从“另类”变成了榜样。

　　有次李加越去超市采购，结账时收银员主动说：“你们中国人一次买10天的菜，但我们很多人每天都过来买面包。”

　　李加越把国内抗疫的“回家12步”翻译成意文，发到两个孩子的家长群里。很多意大利家长表示得到启示，“你们中国人做得真好”。

　　刘尊思考过，那些意大利的官员，在遇到疫情防控的困难时，为什么会第一时间向中国人求助。

　　“毕竟，就像中国人最先戴口罩一样，很多‘中国办法’都被证实是成功的。”她告诉记者。

　　另一方面，这场席卷全球的瘟疫也重新提醒了很多外国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概念——得益于完备的产业链，不管是口罩还是防护服，或者是呼吸机，中国都具备快速量产的能力。

　　3月25日，西班牙卫生部部长告诉媒体，将向中国购买价值4.32亿欧元的医疗物资。28日，法国卫生部确认向中国订购10亿只口罩。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目前中国所有呼吸机生产厂家都在满负荷运转，订单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这一现象预计持续到5月。

　　接到求助后，一条反向的援助之路开启了。从太平洋沿岸的温州，到亚得里亚海海边的威尼托，华人成了自己祖国和第二故乡间的摆渡人，在两端往返。

　　没多久，人们就在当地的电视节目中看到，有医生护士戴的面罩上，印着一行汉字：“医用防护面罩”。

　　也有人发现，邻居出门时，戴上了自己送的口罩。见面时虽然看不到表情，但眼角都透着笑意，没有人怀疑对方传递的善意。

　　刘尊有时会把募捐信息发布到社交网站，平时她很少会这么做。很长一段时间，她都觉得自己和当地的华人圈子有些距离。

　　这些大部分来自温州的同胞，很多高中毕业就来到意大利“淘金”。因为语言不通，他们与当地人沟通的机会并不多，甚至有些封闭。这次抗疫工作组的行动，让刘尊与倪仲波等一批华人相识。她忽然发现，这些聚集在当地“中国商城”的温州商人，一样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一样在积极履行公民责任。

　　“这次疫情让我认识，或者重新认识了很多同胞。”刘尊说。

　　她坦言，除了出于人道主义，以及作为当地社会的一分子，需要履行义务，华人社群的这次捐赠也考虑了这个群体在意大利的形象、地位，“毕竟我们是少数族裔”。

　　一度，帕多瓦市中心两家最火的中餐馆，忽然门可罗雀。威尼托大区的官方建议里，甚至特意加入一条：“来自中国的包裹不具有传染性”的提示。

　　在一列开往罗马的火车上，一位华裔女孩被两个意大利年轻人羞辱，他们朝地板吐出口水，叫嚷着“中国病毒回中国去”。

　　有华人看了情绪激动，要找当地媒体发表看法，要求两个年轻人道歉。

　　刘尊不赞成，她问那些情绪激动的同胞，有没有遭受过歧视。对方否认。她也说，在意大利20多年，通常感受到的都是热情、友善，自己也从未因肤色感到难堪。

　　“哪个社会都存在歧视，但只是一些人出于无知才会这么做。如果大家都没遭受过歧视，却要把这个问题炒大，这反而是种受害者心理。”刘尊说，“如果总是觉得被歧视，可能是因为不够自信。”

　　李加越也有过类似的担忧。他曾问过女儿学校的老师，孩子会不会受到歧视，如果可能，他们就请假，避免伤害发生。

　　“结果老师很惊讶，也很疑惑，他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会那么想。”李加越尴尬地笑了笑，“搞的我还挺不好意思，发现是自己想多了。”

　　事实上，李加越的邻居就是意大利人。20多年的侨居生活里，邻居家的果子熟了，就会送些过来分享。他女儿有画作，也会送给对方。大家每天都会见面，互相问候，或者在阳台上聊上几句，一切都温馨且日常。

　　他承认，捐赠也来自内心抑制不住的感情。中国是祖国，意大利是第二故乡，是生活的地方，“哪边受伤我们都不忍心”。

　　就像威尼托大区某市的市长在感谢视频里说的那样：“我曾以为我们相距万里，但实际上只是地理上相距万里而已。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你们站在我们身旁，捐赠了这些宝贵的物资。在这艰难的日子里，这些物资是基本所需，甚至比面包还要不可或缺。”他笔直地站在办公室窗前，身上披着意大利国旗绶带。话末，他伸出双臂，隔空做出一个意大利式的“拥抱”。

　　也有市长在感谢信里写道：“从马可·波罗开始，我们的友谊已经持续了千年。”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海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两个家我都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