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斗争，各国政府的作为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随着全球抗疫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抗疫的方式和效果的差异性背后有技术、文化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作用，单一维度的评判很容易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与此同时，疫情之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和病毒起源于何处等更为深层问题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针对上述任何一个问题的分析，资本及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经历最初的慌乱后，资本迅速显示出其自身固有的弹性和顽强的活力。今天，在抗疫的战场上，从开发疫苗到制造医疗用品，无处不活跃着资本忙碌的身影，展现出抗击疫情的正能量意义。但是，资本的动力中包含着商机的刺激。在患者的视野中，药品是救命，但在资本的视野中，药品是利润，获得无限的利润是资本的永恒信仰，也是资本逻辑的实质。资本之所以没有在SARS之后开发针对潜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保护措施，是因为疫苗和医疗用品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一旦有利可图，资本不需要任何动听的抗疫宣言就会毫不犹豫扑上去。

当下有一个例子再典型不过了。在抗疫的紧急状态下，美国政府与资本关系发生了变化，国家干预显著增强。美国“空中桥梁计划”应运而生，并且贴上“两个更好”，即“更好地为前线的医疗工作者提供装备，更好地为美国人民服务”的美丽标签。可是，这个史无前例的公私合作关系样本无论如何包装，如果你一旦了解到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负责这一计划时，就可以在一瞬之间勘破权力与资本的内在逻辑。

时至今日关于新冠病毒起源地的争论，都没有进入本质的层面，因而也难以达到彻底的程度。资本的因素不仅涉及抗疫的决策和手段，也与疫情的起因有关。一方面，伴随着资本开疆拓土的步伐，“我们正在进入基本上未曾遭受人类侵袭之地，而且我们的侵袭日甚一日。”疾病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播，已经成为“人类经济发展的隐性成本”。另一方面，资本助长了人类需求和消费的无限性。野味已经不再是野味，它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能力，更成为社会阶层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新冠病毒的全球肆虐，标识出资本在全球扩张的广度，检视出资本逻辑在全球实践的深度。这个广度和深度，也通过冰川融化、地球变暖以及污染的空气得到了检验。资本正在将地球一步步逼向绝境，新冠病毒的来临，既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和惩罚，也是向人类又一次发出的强烈警告和唤醒。野生动物与新冠病毒关系的探讨，说明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只要不进入到人与人矛盾的分析层面都是枉然，正如齐泽克所言，媒体在谈及生态问题时，关注个人责任虽然是必要的，一旦以此使我们忽视那个重大问题——如何改变我们整个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这一重大问题，如此做派就会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

可眼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抗疫。遗憾的是，面对病毒这一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大国之间团结起来共同抗疫并不如愿。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结合在一起，在极力将病毒这一全球性问题转化为国家间的问题；各国政府组织和动员能力的比较，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家间的分歧和对立。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这一现状进一步引发了全球化进程被阻断和世界秩序被永远改变以及人类正处于文明危机边缘的种种悲观性前景的预测，无疑增强了人类未来的不确定性。

其实，无论对于阶级问题、国际问题还是对于全球性问题而言，资本都是一个根本性因素，构成不确定性的源头。答案不在未来而在历史之中，与其面朝未来发出忧叹，不如回首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思，进而导向全球化变革的战略沉思。

疫情终会过去，世界各国应强化全球视野，深刻理解和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团结合作的基本原则应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这就不仅意味着超越国家的局限性，更意味着超越资本的局限性。正如齐泽克指出的，“我们必须学着在股票市场和利润的坐标之外思考问题，直接寻找别的方式，来生产和分配必不可少的资源。”如此，人类才有更加美好的确定性未来。（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