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38年8月，毛泽东为延安“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的题词“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王席君题词“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毫无疑问，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里，不论是抗战文艺还是抗疫文艺，所有具备战时文艺性质的文艺创作，都必须把“振奋”放在首要位置，因为笔战与枪战，不可或缺，不可偏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都是我党领导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取得胜利的法宝。这个思想，对巩固发展抗疫成果，快速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生活节奏，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福祉，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

　　中国文艺有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也非常重视文艺对现实的影响力。《诗经》里有《硕鼠》，反映出奴隶社会严重存在的阶级压迫现象。鲁迅评价《史记》，则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把史传文学推到了极高的高标，影响了后代几千年。“战时文艺”是特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后在文艺界发生的必然反应，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极致表现。古往今来，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之后，文艺从来不会也不可能缺席，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观点。从理论上讲，战时文艺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始了成建制大规模和有组织的创作实践开始的。从左联的成立，到东北抗联时期的民间歌谣，以及在从沦陷区逃亡到内地大都市的电影、戏剧、音乐、美术、诗歌等等文艺家及其作品，共同创造了一个彪炳史册的战时文艺高潮。取材于此的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抗战文艺的杰出成果，当时即引起巨大反响，并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成为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不甘落后，在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斗争征程中最具感召力的音乐作品之一。

　　“中国文艺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抗战文艺团体，标志着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主流已经由反帝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等时代主题转换为以抗日救亡为主流的新的时代文艺。1936年11月22日，在协会成立大会上，毛主席提出了“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1】的要求。这是文化艺术工作者也是抗日战争中武装力量之外的另一支有生力量的明确表述。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这个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1938年8月，毛泽东为延安“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的题词“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王席君的题词“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这种为了迫切的现实斗争需要而进行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毛主席直接将之表述为是“振奋军民”的文艺，是“革命的功利主义”，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战时文艺从文艺政策、文艺创作、文艺组织到文艺活动，无不围绕这个“振奋”来进行

　　毛主席曾经把抗战文艺工作形象地比作“笔部队”，认为“笔杆子”的能力非常大，可以发挥武装力量不能达到的神奇力量。作家丁玲是从“亭子间”的文学青年转型为抗日前线的文艺战士的的典型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成立后，她被推选为中国文协主任，并带领文协干部直接上了前线，体验生活，积极创作，积极践行“抗战文艺为抗战服务”的理念。毛主席非常欣赏丁玲同志的才华和真心用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文学追求，专门撰写了著名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用电报发到前线聂荣臻司令部，嘱转给丁玲同志。词曰：“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首词是写给青年作家丁玲的，也是说给全国所有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是我党重视武装斗争也重视文艺斗争的宝贵经验。

　　战时文艺必须服务于、服从于抗战大局的思想，是当时进步文艺界的共识，也催生了一大批抗战文艺的优秀作家和经典作品。作为抗战歌谣之一的“街头诗”是典型的战时文艺。1938年的8月，在延安解放区，诗人田间发起了“街头诗运动”，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的街头诗。田间认为，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战士，然后才是一个诗人。他的诗歌的理论和实践都显示出明确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功利主义的精神。这与当时诗坛上许多为了诗歌艺术而消弱了甚至脱离了现实斗争需要的诗人迥然不同。所谓含蓄、优雅、隽永、清丽之类的诗，在田间这里完全不见踪影。他在《诗，我的诗啊》中这样写到：“诗，强烈的节拍，战斗的生命，／是属于民众和祖国。”【2】他的代表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只有短短五六行，全诗如下：“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简短直白的表达，快速铿锵的节奏，的确很有感染力和启发意义。

【镌刻在照壁上的田间手书】

　　闻一多在评论这首街头诗代表作时说：“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余音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任何噱头，只是一句句朴质的话，简短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又说：“它只是一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舞你恨，鼓舞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3】从此诗人田间，被人们称为“鼓点诗人”。

【冼星海指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生练唱《黄河大合唱》（1939年）】

　　以“革命的功利主义”为动机、“振奋军民”为目的的战时文艺很快催生了独具特色的“抗战文艺”。抗战文艺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文艺品类，涌现出许许多多杰出的作家和作品。为1938年4月，毛主席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事实证明，鲁艺不仅培养了大批茅盾、冼星海、艾青、何其芳、华君武、孙犁、穆青、贺敬之、王昆、于蓝等抗战文艺人才，还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基本的创作队伍、规范和审美标准。这种带有“战时”色彩的文艺思想成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明显特征，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4】。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的文艺思想具有明显的战时文艺色彩的观点，已经成为今天学术界的共识。每一次重要会议的召开，每一个重大政策的颁行，每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变革，每一个典型人物的出现，都会涌现出一大批前来“助力”的文艺作品。带着战时文艺思想印记的当代文学作家作品队伍是一个超级豪华的阵容，例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三里湾》、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冯德英的《苦菜花》等。老舍则以《龙须沟》这部话剧反映党领导下北京南城一条脏乱差的贫民社区的改造为缩影，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人心向党的历史时刻。1978年之后，随着越来越多西方人文主义、现代主义文艺思想的强势进入，和长期的和平宁静的现实生活，以“革命的功利主义”为特征的战时文艺思想逐渐退出主流，成为远去的背影。只有在重大社会问题发生，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后出现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等，最近的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爆发，都曾引起各种文艺形式主题创作的热潮，让人们依稀可见“战时文艺”的芳踪。一方面是文艺规律的内在驱动，另一方面是迫切的现实斗争的需要，第三方面是悠久的文化传统，“战时文艺”其实从未走远。

　　二

　　2020年初，举世关注的中国人民抗击新性冠状病毒肺炎的人民战争爆发以来，以战时文艺思想为主要指规的抗疫文艺，迅速成为席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文艺狂潮。身患渐冻症依然坚持奋战抗疫第一线的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则把自己的肺腑之言直接吐露于纸上，瞬间让无数人泪目：“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的病人。／同时，我很内疚，／我也许是个好医生，／但我不是个好丈夫。／我愿用渐冻的生命，／与千千万万白衣卫士一起，／托起信心与希望。”【5】这也许是张定宇同志此生唯一的一首诗，毫无疑问这是一首“鼓点诗”。

【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在抗疫工作中】

　　96岁的黄永玉先生，也在抗疫的第一时间创作了美术作品《支援武汉》《中国人活得有气势》；80岁的著名画家廖开明创作了《赞抗疫卫士》，用简单、朴素的画风直白表达全国一盘棋驰援武汉疫情重灾区的体制优势和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心。

【支援武汉（黄永玉）】

【赞抗疫生命卫士（廖开明）】

　　2020年1月底，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生发展，尤其是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之后，全文化宣传有关机构迅速响应，掀起了用文艺助力抗“疫”的高潮，这是一种“新街头诗运动”。运动的主战场不在“街头”而是“网络”，网络成为了新时代的“街头”。经营多年的基层组织发挥巨大作用，各级作协、文联组织领导下的会员们和普通的文学艺术爱好者，成为了这次文艺创作的主力军。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召集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再一次强调了“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观点。他说：“要运用多种形式在国际舆论场及时发声，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及时揭露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诬蔑抹黑、造谣生事的言行，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还说，“要广泛宣传一线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志愿者等的感人事迹，在全社会激发正能量、弘扬真善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讲话的精神，与70多年前毛主席关于抗战文艺要“振奋军民”的宗旨，一脉相传，不谋而合，显示出我党文艺政策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良性特质。

【 使命（水粉画 谭红鹰）】

　　为了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践行以“振奋”为主的毛主席的战时文艺思想，疫情发生以来，民间文艺，这千百年来一直活跃在基层民间，从不担心成为遗产的文艺类型显示出反映快、基础好的优势，很快就掀起一股讴歌抗击疫情的英雄模范故事、宣传疫情防控正能量民间文艺创作高潮。这股来自民间基层的创作热潮，显然抢了专业作家艺术家的风头，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快速扭转了抗疫文艺初期，由个别体制内作家引领的消极、恐慌、绝望的失败主义情绪，把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浅吟低唱，一边而为千千万万劳动者戮力同心、奋勇抗疫的大合唱。江苏、天津、辽宁、浙江、上海、湖南、陕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河北、贵州、河南、宁夏、甘肃、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京、吉林等地民协相继发起倡议，号召民协会员以不同形式服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核心任务。各地民协及专委会的艺术家会员们用丰富多样、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了大批鼓舞人心的优秀艺术作品。其中包括剪纸、盘纸、泥塑、米塑、砚雕、铜雕、核雕、石雕、面塑、年画、刻瓷、内画、皮贴画、漆艺、烙画、芦苇画、紫砂壶、漆线雕、唐卡、竹编、花灯、棕编、玉雕、蛋雕、木雕、竹刻、皮影雕刻、农民画、糖画、布贴画、布糊画、面花、马勺脸谱、印染、陶瓷、扎染、绳结、刺绣、缂丝、丝织、风筝、香包、谜语、说唱、民歌、影戏、偶戏、新故事等，这些作品通过视频、文字、图画等媒介在多种平台上传播，鼓舞斗志、温暖人心。除了艺术创作，还有艺术家会员用义卖作品的形式表示支援，地方民协也有以捐款、捐物的形式支持武汉重点地区。

【“优秀文艺志愿者”曲毅勇创作表演山东快书《老兵的敬礼》】

　　这些异彩纷呈的文艺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第一，镌刻丰碑：歌颂先进事迹与英雄模范。在这次举国抗疫的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也出现了很多无私奉献的英雄模范，这些人和事成为民间艺术家们创作灵感的来源。在战“疫”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最美逆行者出征的勇敢无畏，看到了白衣天使的温柔坚守，还有无数志愿者和热心人守望相助的情谊。比如山东快书作品《老兵的敬礼》，“不计报酬，不论生死，就是倒下，也会倒在冲锋的征途中”表现了毅然前往一线的援鄂的二院医生耿春红的坚定决心。刻纸技艺非遗传承人李艺发，用精湛的刻纸技法表现钟南山和广大医护工作者抗击疫情的坚韧形象，展示出不畏疫魔的中国力量。白山松花石雕刻技艺传承人赵国平，以“钟南山”为题创作雕刻作品，用刚劲有力的笔画刻出心中的“巍巍南山”。艺术家们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编创，表达了对一线医护人员的崇敬，把威信的丰碑树在人民的心田，切实携手为阻击病毒构筑了一道道雄关。第二，科学抗疫：科普医学知识和正确的预防手段。吴云的《常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勤洗手冲掉残留病毒》等一系列剪纸作品用民间艺术的淳朴语言，将抗疫措施、卫生习惯宣传到位、深入人心。梅州客家山歌《同心战胜疫情恶魔王》，以亲切的方言民歌形式传播科学防疫知识。潮州文艺家林朝虹创作活泼实用的歌仔《七步洗手歌》，节奏鲜明、朗朗上口，让家里的大小朋友爱上洗手。艺术家们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努力为防控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三，驱疫迎祥：消除精神恐慌、鼓舞防疫斗志。驱疫迎祥是中国民间艺术的文化主题之一。这次的战“疫”作品充分汲取了民间艺术的养分，有些作品的图案、纹样中含有驱疫迎祥的文化元素，有些作品从内容载体上就选择了具有祛病消灾的文化功能的事物，比如葫芦、风筝、香包等。

【守护（剪纸 岳红霞）】

　　众多形式的作品里，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剪纸。剪纸中留存着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起来的驱邪逐疫、祈安迎祥的古老记忆。如剪纸《燎疳娃娃》，表现的是西北地区广为流传的传统春节节庆习俗——人们在火堆上跳“燎疳”，用火烧“燎疳娃娃”，是希冀消灾避祸，燎去以往的陈厄和晦气。剪纸《扫天婆婆除瘟疫》，是用民间传说中可扫除雨云和阴霾的扫天婆婆，扫除疾病和瘟疫。在扫天婆婆的腋下是苹果和枝叶，代表着平安和希望。艺术家们还通过作品表达美好祝愿与传递必胜希望，如用刺绣、绢花或瓷绘等形式表现百花迎春、红梅报春等美好春景，让人心生向往。有的在作品中配以祥云图案，用祥瑞之云气传递吉祥、喜庆的愿望。也有作品借“瓶”“平”同音，刻绘四季花卉的瓷瓶或类似图案的年画，寄寓“四季平安”；用柿子和玉如意寄寓“事事如意”。有的作品用玉雕同心环象征疫情当前，举国同心、共克时艰的情状；有的作品用中国结表现此次疫情中全国上下“拧成一股劲”的团结协作状态，也传递了天佑中华、中国必胜的信念。

【天佑中华（剪纸 许遵英）】 

　　疫情当前，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以文艺战士的姿态，投入到了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除了上述提到的民间艺术作品，值得注意的还有各地样式丰富的民间文艺的文字作品。比如起源于满族单弦艺术的岔曲《献给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北京琴书《武汉！加油！》、京西皮影抗疫短剧《隔空拥抱》、蒙古族好来宝《万众一心 抗击疫情》、奉调东北大鼓《夺取胜利迎春天》、南闸民歌《十劝郎调：全民抗疫不留情》、临夏花儿《疫情无情着人有情》、南京白局《万众一心送瘟神》等，尽管族语有异，方言有别，但它们传达的却是同一个声音——万众“艺”心 共同战“疫”！联系民协当下承担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工程和中国民间工艺集成项目，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面对疫情这样的难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和精神也能释放出强大的能量，助我们共度时艰，迎来希望。

【京西皮影传承人王熙在创作以护士海燕为原型的皮影抗疫短剧《隔空拥抱》】

　　罗列抗疫文艺的优秀作品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它产量惊人，也因为它孩子如火如荼地活态进行中。随着抗“疫”战争的完美胜利，各种对素材的进一步消化打磨，思想精深、艺术精良、技术精湛的文艺作品一定会如雨后春笋。截至3月25日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纪录片已经上线，一大批抗疫题材的影视剧也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毫无疑问，抗“疫”文艺必将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图谱里一道靓丽的风景。

　　三

　　强调文艺的“振奋”，承认文艺的功利目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原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战时文艺就可以排斥文艺的文艺性了。相反，作为伟大战略家和文艺家的毛主席，在1942年底第二次到鲁迅艺术学院的时候说：“我不懂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好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作料放得好，菜就好吃。”【6】文艺是武器的观念，与强调文艺的革命功利主义一样，都是对文艺的教化功能的放大和强化。文艺的认知、教化、审美三大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所侧重，但是无法忽略或者偏废。毛主席所言“创作好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佐料放得好，菜就好吃”，“佐料”显然指的是文艺的艺术性，而且文艺的艺术性是为文艺的教化功能服务的，优秀的艺术作品首先从艺术上感染人，情感上感动人，才能在思想上启发人、功能上改变人。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这就是毛主席著名的“效果标准”。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前右为丁玲）】

　　如果说丁玲是这个“效果标准”的正面代表，王实味则是反面的。1942年3月开始，马列著作翻译家、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等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诸如《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批评时政的杂文，对当时延安边区可能真实存在的个别负面现象给出了失之偏颇的批评。身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在《野百合》中的思想观点，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并且还得到许多来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毛主席从报上看过《野百合花》后，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7】为了消除王实味系列文章的不良影响，使延安整风走上正轨，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起，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题，召开全院座谈会。但是王实味固执己见坚持错误路线，无法接受用“效果标准”评价文艺的创作要求，不肯改变以揭露和批判为主的创作习惯——尽管这种写作客观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也不肯有所改变。当年10月，中央开除了他的党籍。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则继承、发扬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8】

　　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延安的抗战文艺队伍存在着“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一样，正在进行中的战“疫”文艺也存在着两种类型。一种是信守个人主义、坚持批评立场的自由主义文艺家，他们喜欢寻找抗“疫”过程中的失误和不足，习惯性地挖掘负面现象背后的体制原因，执着地相信揭露和批判同样会促进抗“疫”战争的健康进行。他们足不出户却能写“封城日记”，他们国难当头却“心情复杂无法下笔”，他们把为避免传染实施的“封城”比附为集中营，他们把个人利益的损失放大到了民族国家整体利益之上（“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显然，这是“亭子间的队伍”。更多的人属于“山上的队伍”，他们如当年的毛主席所言“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坚持习总书记“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文艺宣传方针，把振奋军民士气、讴歌平凡英雄、温暖大众人心为己任，他们相信“共克时艰”是大疫当前文艺工作者压倒一切的使命和担当。 

　　总之，不论是抗战文艺，还是抗疫文艺，“战时文艺”是对有悠久历史的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的传承发展，是先进文艺必然融入时代和人民需求的必然结果，是特定历史时期为重大现实斗争服务的主流的文艺形态。毛主席给出的抗战文艺要“振奋军民”的思想，是所有具备战时文艺特点的文艺形态的总要求和大方向。强调教化功能，重视传播效果，是它的主要特点。对当下的很多中国人来说，承平日久，西风东渐，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基因并没有彻底消失，只要有合适的气候和土壤，必定还会破土而出、蔚为壮观。毛主席在延安专门提出的文艺评价的“效果”标准、“革命的功利主义”概念都值得我们研究学习传承发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今天，我们理所当然要坚持党领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旗帜鲜明允许丰富多彩的文艺思潮、流派和艺术手法的创新，但是毫无疑问要坚持一个前提，那就是继承延安时期抗战文艺优良传统，坚持文艺创作要服务于服从于、服从于国家利益、实现“振奋”民心的主观愿望与实际效果有机统一的基本原则。

　　注 释：

　　【1】1936年11月22日毛主席在陕北保安的《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根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红色中华》刊印。

　　【2】《中国现代文学编 诗歌卷》，王富仁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10

　　【3】本文原载于1943年11月13日《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

　　【4】这个观点程光炜《毛主席与当代文艺》有专门论述。复旦大学陈思和认为，《讲话》受战时文艺心理的影响，把文学艺术纳入军事斗争的轨道，并成为革命机器的一部分（《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北京大学陈晓明也持相同观点，比如他在《守望剩余的文学性》一书中说：“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文化取得领导权，所有的文化艺术都变成人民大众的，但又都不是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也就是说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5】引自“丽钧作文”公号，“湘语文”搜集整理。

　　【6】《毛主席称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自认“圣人的学生”》，引自2015年10月18日人民网。

　　【7】原发《整风参考资料  论王实味的思想意识》 作者: 范文澜 罗迈 温济泽 张如心 艾青，1943年新华书店出版，转引自国学数典网站。

　　【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自2015年10月14日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