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具有高传染性、潜伏期长的特性，致使在早期不容易引发重视，加上防控初期的措施不力，信息不畅通，导致医疗资源被不断挤压。当时，大量的轻症疑似患者无法确诊，只能居家隔离，易造成次生的家庭聚集性传染，重症患者也不能及时收入专科医院接受治疗。

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专家向中央建议建立方舱医院，将大量的轻症确诊患者集中收治。事实证明，方舱医院在控制疫情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目前，武汉的方舱医院已经全部关闭，世卫组织表示，当前多个国家床位紧张，可以借鉴“方舱医院”的方式对轻症患者进行集中隔离。据报道，意大利、奥地利、伊朗等国家也建设了不同规模的方舱医院。方舱医院的大规模使用，对于整个疫情的防控和逆转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今后的医改乃至社会治理提供了思路。

1910年发生在东北三省的鼠疫大流行，伍连德博士将患者集中收治在火车车厢等简易的隔离病房。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期间，也是将大量患者集中收治在开放空间中。武汉方舱医院是对上述隔离病房概念的延伸与改良，改造体育馆、展览馆、学校等大型公共设施，使其成为大容量收治轻症患者并集中管理与康复的轻医疗场所，发挥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的作用，并达到保护易感人群的目的。

方舱医院所代表的分级诊疗模式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收治病人的过程可以看出，首先是社区联排行动，安排所有发热患者进行筛查，构筑第一道防线。确诊的轻症患者集中收治在方舱医院，给予支持治疗，重症患者转至专科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危重患者则安排在定点医院重症医学病房接受诸如ECMO、透析、气管插管等生命支持治疗。如此这般，迅速切断了传染源和传播途径，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合理的分级诊疗可以提高效率，也符合卫生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Pareto-superior）原则。新医改不妨汲取武汉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特色高效支援模式再次激活。医生在面对新冠肺炎危急重症患者，需要发挥多学科的优势互补作用。呼吸与危重医学科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不同科室的联合，也确保了对危急重症患者实施综合救治，这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基层地区医疗机构赋能，推广更多元化的MDT（多学科治疗）模式提供了示范。

在这次疫情中，各地民众通过各种媒介方式，深入了解发生在医院的一幕幕真实画面。大量90后医护人员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一代人同样可以很靠谱。“小护士找男友”“医生想吃热干面”等动人场景，使公众了解到医护人员作为普通人的一面。穿上战袍是战士，拯救生命，脱下白大褂走出医院，跟你我一样也是有房贷、刷抖音、吃麻辣小龙虾的普通人，而不是无所不能的“神”。

以“方舱医院”为代表的武汉抗疫模式，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之后，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仍当回归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当中。从“战时”到“平时”的战术切换，也需要战略层面的周密部署。

（刘猛 作者为中日友好医院主治医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