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队一位有着几十年临床经验的医生告诉我，以他曾经的经验，看到病人的化验结果、影像学和既往病史后，大概率能估计出病人未来几天的身体走向。但在新冠肺炎多变的病程中，一些他原本抱有希望的病人，恶化程度还是超出了预想，“特别是那些六七十岁走了的，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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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汨

　　编辑/ 宋建华

世纪坛医院护士刘宇航摘下口罩的一瞬间

　　那辆579路公交已经很久没到过武汉的地标之一江滩公园了，过去的一个多月，它成了北京医疗队的摆渡车，往返于三角湖路和武汉协和西院之间。从午后到凌晨，驶过空荡的街道，车上只有医生和护士。

　　1月27日，北京12家医院组成的医疗队抵达武汉，接手协和西院三个病区，截至3月5日9时，累积收治患者302人、出院7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重症和危重症病例。

　　跟随医疗队出发之前，我曾设想过未来的这段日子，但当这种设想被具体的人和故事填满后，所受的冲击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无数个瞬间最终构成了一座天枰，一端是骑50分钟共享单车、来找一张床位的患者，写下承诺书、不愿占用过多医疗资源的家属；另一端是重返隔离病房、记忆被唤醒的非典老兵，以及刚开始插管病人高风险护理的95后护士。

　　维系这座天枰平衡的，不只是医术，还有意志和人心。

正在穿戴防护装备的医疗队员

　　1月27日：一场战争

　　这天，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这件事比作一场战争。

　　在去机场的路上，朝阳医院领队唐子人跟队员们说：“咱们里面，我会第一只脚踏上武汉，最后一只脚离开，我一定会把你们安全带回来。”

　　出发前几天，宣武医院的护士阮征有点生气，当警察的丈夫对什么事都很镇定，好像对她来武汉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直到临出发的时候，同事把丈夫拉到跟前，阮征发现他哭得像个孩子似的。

　　阮征一下乐了，掏出手机说：“来，记录一下，20年了，第一次看见你掉眼泪。”

　　晚上8点半，航班即将起飞，机长广播的声音有点儿哽咽，他把医疗队的成员比作“英雄”，自己也因为即将飞往武汉感到自豪。

　　1月28日：“那里已经被污染了”

　　医疗队从三角湖路的住地出发，10分钟后，那辆作为摆渡车的579路停在了武汉协和西院门口，医疗队的第一次对接即将开始。

　　下车后，大家愣了几秒，远远看见发热门诊里拿着CT片子徘徊的病人们。

　　突然有人把一包东西塞到了我的衣服口袋里，拿出来一看，是一个防护效果更好的N95口罩。“把这个也戴上吧，你那个不行”，给我口罩的是宣武医院的男护士王长亮，我俩在车上刚认识。在我耳边叮嘱完，他走开了。

　　医疗队被带到了协和西院的侧门，一进去就是即将收治病人的住院部大楼。武汉本地医务人员一再提醒，不要再从刚才的发热门诊经过，“那里已经被污染了。”

王长亮与唐子人 摄影/高曌

　　2月1日：被唤醒的记忆

　　第一次走出武汉的隔离病房，有人问唐子人和非典时比是什么感觉，2003年，他是朝阳医院首批进入发热门诊的医生之一。唐子人笑着反问：“那会儿我33岁，如今50了，你说呢？”

　　穿上防护服的那一刻，宣武医院医生李艳17年前的记忆又被唤醒了，窒息、幽闭、浑身上下被压力包裹。作为呼吸科医生，她知道人甚至可以忍受刀扎、针刺，但最不能忍耐的就是窒息。

　　似曾相识的还有病房里的病人。17年前，李艳所在的非典病房里，住进来一位70多岁姓杨的老人，在一周后去世。当天，同一张床上又住进一个30来岁的女人，也姓杨。李艳后来才知道，他们两人是父女。

　　医疗队在武汉首批收治的病人里，有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妻，他们坚持要住在同一间病房，好相互有个照应。但两个人都是疑似病例，必须单独隔离，王长亮劝了很久，他们才接受了住在对门的安排。

　　2月2日：坏消息的告知

　　李艳告诉我，那对想住在一个病房的老夫妻，老太太去世了。

　　老人的儿子在外省没法回来，相关手续必须找她的丈夫签字。隔离病房里，“坏消息的告知”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隔着厚厚的防护装备，眼神和和肢体语言都很难带来足够的安慰。

　　李艳和同事做好了各种预案，如果老人不肯签字怎么办，如果情绪激动、甚至伤害自己怎么办，他们早早让一台抢救车停在了门口。

　　进入病房，李艳告诉老人，他老伴的情况确实很严重，前期做了哪些治疗，“阿姨抢救无效去世了，但请您放心，阿姨走得很安详，没有任何痛苦。”

　　老人哭得伤心，李艳看着揪心，甚至有些内疚，“在最后的时刻，都没能让他们住在一个房间里。”

　　李艳还撒了一个谎，老人问她，妻子留下什么话没有。其实老太太走得很突然，很快陷入了昏迷，但李艳还是强弩着说：“阿姨说了，让您好好活着，让您能够代替他继续活下去。”

“全副武装”出门购物的武汉市民

　　2月3日：“好像一个逃兵”

　　表妹介绍我认识了她在武汉的同学程晓，他们一起读的医科，两年前程晓从武汉一家三甲医院的感染科辞职了。

　　程晓说自己从来没对医生这个职业有过太多向往，上班以后也不喜欢做实验、发论文。疫情爆发，身边好多人说他“逃过一劫”，但程晓心里不舒服，有种当“逃兵”的感觉。

　　他解释说，这和职业荣誉感无关，只是科室的同事以前对他很好，“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在乎的人在一起。”

　　每天都能收到以前同事从医院传来的消息，发热门诊挂号量又翻了几倍、又有哪些医生护士被隔离了，程晓想做点什么，他加入了志愿小组，负责审核募集来的医疗用品，还去问了以前的科室主任，作为普通人，能不能回到隔离病房值班。

　　程晓还跟我说起了他的舅舅，春节之后，老人先是感冒了几天，接着又咳嗽憋气，因为担心交叉感染，一直没去医院看病。

　　程晓从小和舅舅的感情很好，舅舅以前是个老师，退休后又去给别人讲课，他喜欢舅舅博学又随性的处事方式。

　　2月6日：能拉回来一个是一个

　　早上9点接班，李艳听说有个病人病情加重，供氧面罩开到最大，血氧饱和度也只有七八十，病人时不时昏迷、大小便失禁。

　　李艳给ICU打电话，联系床位，强调这个病人有抢救的价值。等她换好防护服，进入病房，正赶上护士在喊：“有医生么？有医生么？”

　　在喷溅了一地咖啡色的血性物质后，病人又昏迷了，心率飙到了167次，因为极度缺氧，身体是紫绀色的。

　　李艳想赶紧建立一条静脉通路，为后面注入抢救药物做准备。病人一直吃得很少，血管不好找，几名积水潭医院的护士先是在大脚趾的边缘找到了一根血管，刚注入了呼吸兴奋剂，针就鼓了。

　　几名护士几乎趴在了病人身上，想赶紧再找到一条通路。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再次发生喷溅，那是等级最高的感染风险之一。护目镜里是模糊的水气，李艳只能勉强看见病人的模样，她到最后都不知道，护士们是怎么在手腕上又找到了一根血管。

　　来不及测血气，李艳只能靠临床经验推测病人是因为缺氧导致了酸中毒，碳酸氢钠打了进去。过了会儿，病人恢复了意识，ICU也传来消息，有床位了。

　　“缺了哪一环，这个人可能都挺不过来了”，李艳说，这样的场面几乎每天都在病房里发生，就和战场一样，躲着枪林弹雨，能拉回几个病人，就拉回几个。

李艳和陈洪云 摄影/高曌

　　2月7日：善意的疏远

　　协和西院需要将床位增加到800张，再次扩容病区，这件事让医疗队院感组头疼了几天。

　　在传染病医院，院感防控部门对诸多事项有着“一票否决权”。但在疫区，制度之外还要考量人力和资源的制约。

　　到今天为止，北京医疗队已经开设了8楼、10楼、12楼三个病区，累计收治病人155人。医护人员交接班、穿戴防护装备都在清洁区进行。为了扩容，院感组最后想到的办法是缩减清洁区数量，三个病区共用一个清洁区。

　　面对增加的风险，院感组要求所有队员，把同伴都当作潜在的“疑似病例”，一些善意的“疏远”出现在了我身边。

　　采访完护士陈洪云，摄影记者要给她拍照片，我提出帮陈洪云拿着外套，被她拒绝了，“别碰了，我进过病房了，对你们不好。”

　　上楼的时候，陈洪云又提出来自己再等一趟电梯，说的还是那句：“我进过病房了。”

　　我们不想搞得这么生分，执意让陈洪云也进了电梯。在里面，她还是和我们保持着距离，直到我们走出电梯，她才按下了自己的楼层。

　　2月8日：进发热门诊

　　程晓突然告诉我，他和表妹陪着舅舅到了一家医院的发热门诊。舅舅的病情在凌晨突然加重，不仅有肺炎的症状，神智也不清楚，嘴都歪了。

　　前一天晚上，我和程晓刚聊过进入发热门诊的危险，但里面还是有很多陪护的家属，我俩最后的结论是，因为有在乎的人在里面。

　　我问程晓的防护措施怎么样，他说有师姐给了医用N95口罩，但因为出门急，他忘了拿泳镜。

　　程晓跟我说了在发热门诊的见闻，一辆出租车下来了两个老人，一个婆婆搀着一个几乎瘫在地上的爷爷，喊了几声都没人过来帮忙。程晓正要上去，一个陪床的男家属抢先了一步，一边斥责着人们的冷漠、一边把爷爷背了进去。

　　程晓还遇见了两个大学同学，都穿着防护服，他认出了两个人的眼睛。一个是血液科医生，现在成了程晓舅舅的管床大夫，还有一个是眼科医生，现在负责统计核酸检测结果。

武汉街头穿防护服的行人

　　2月9日：天枰的两端

　　下午，医疗队几个病区接到通知，协和西院要将一部分好转的患者转到其他医院，腾出新的床位。

　　血氧饱和度、基础病史和年龄，都是考量的标准，对照着病历，李艳报出了几个床号。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如果在平时，医生们轻易不会让刚好转的病人经历转院的波折。

　　但现在是“战时”状态，李艳告诉我一个叫“检伤分类”的概念，好像战场上用不同颜色的布条标记不同伤情的士兵，医生也要快速依据患者的病情做出决断。

　　在我看着医生们确定转院患者名单的时候，程晓给我发来消息，他舅舅正等待着协和西院空出的床位。

　　舅舅已经确诊了新冠肺炎，并且陷入昏迷状态，医生建议最好找到ICU的床位。程晓先把舅舅转到了发热门诊的留观病房，因为周围人都在说，住进这里可以优先转往协和西院。

　　程晓给上学时带过他的教授打去电话，那边也很为难，说前几天帮别人找床位刚被拒绝。

　　这一天，我好像看到了天枰的两端。

　　2月10日：病房里的陪护

　　程晓告诉我，昨天晚上，舅舅终于住进了协和西院，他和表妹也跟进去陪护了。出来后，他们会主动去隔离。

　　他解释说，舅舅住的是其他医疗队负责的普通病房，没有ICU那么充足的护理人员，“但他已经昏迷了，身边离不开人。”

　　“你们有防护服么？”

　　程晓不知道是在安慰我还是安慰自己，说他们有口罩和充足的手套，“我们不知道要在里面待多久，很难做到一直穿着防护服，意义不大。”

　　我表妹也知道了程晓进病房的事，她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是他们几个同学新年时在武汉见面的合影。他们去听了一场演唱会，就在协和西院旁边的体育中心里，那里现在已经改建成了一所方舱医院。

医护人员准备把患者的盒饭送进病房

　　2月11日：心理曲线

　　唐子人每天都会在医疗队联络群里转发一首歌曲，他相信音乐给人的力量。转发2003年那首《手牵手》时，他说在非典值班时，总会听这首歌。

　　这些都是来自非典时期的经验。

　　2003年在非典病房里的日子，唐子人经历过最初的紧张，两周后逐渐平复，到了一个多月后，疲惫、孤独、焦虑再次出现。有的病人，上午他还说过话、下午床位就空了，他打开电视想放松下来，里面铺天盖地都是疫情的新闻。他还听说，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人敢和母亲坐一趟电梯。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现在。95后护士张俊总会想起之前护理过的那个老人，老人按呼叫铃的次数特别多，大都是换尿袋这类护理上的需要。

　　一趟趟跑过去，张俊很高兴，病人有需要、能交流，就说明精神头还不错。俩人最后一次说话的时候，老人让张俊把一些水果拿到离自己更近的椅子上。

　　张俊隔天再去值班的时候，床位上换了人，老人已经走了，新来的病人正需要抢救。

　　张俊心里不是滋味，她平时在北京胸科医院结核科工作，也见过病人离去，但病程发展会比较慢，大多能有个心理准备。

　　2月12日：死亡病例讨论

　　每组交接班时，都要通报病房内的变化，XX加重了、XX走了，一些床号被报出来的时候，接班医生会露出惊讶的表情。

　　医疗队一位有着几十年临床经验的医生告诉我，以他曾经的经验，看到病人的化验结果、影像学和既往病史后，大概率能估计出病人未来几天的身体走向。但在新冠肺炎多变的病程中，一些他原本抱有希望的病人，恶化程度还是超出了预想，“特别是那些六七十岁走了的，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年龄。”

　　只能从现有病例寻找更多的线索，在一场12层病区的讨论会上，5名近期去世的患者成为了讨论的对象。

　　五名患者都是老年人，入院时病情较重。在去世之前，他们经历了血氧饱和度的突然下降。一名协和医院本地医生回忆，其中一名患者去世前曾去过卫生间，“结果发现他在里面已经有些意识不清了。”

　　世纪坛医院领队丁新民认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线索，在随后的梳理发现，五名患者有三人都在去世前去过卫生间。

　　丁新民分析，新冠肺炎患者对氧气支持的需求很大，去卫生间需要摘掉氧气面罩，也耗费体力。即使有的病人抵触，必要时，还是要坚决使用尿管。

医生对患者CT影像进行讨论

　　2月13日：送战友

　　下午，北京医疗队病区迎来了4名确诊患者出院，其中一位是武汉一家医院的护士，唐子人要来送送。

　　除了一个寓意平安的苹果，唐子人还递过去了一个信封，上面写着“不畏生死赴疆场，风雨同舟迎彩虹”，里面装着几名医疗队员凑的慰问金。

　　护士想要推托，又被唐子人挡了回去，“你们很不容易，我对你们保有敬意。”

　　17年前，唐子人参与接诊了朝阳医院首名非典病人，“毒力”很强。两三天后，他身边开始有同事发烧，进而有2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看着身边的战友倒下，唐子人说，那种恐惧无法用语言形容。

　　“就像战争电影里一样，冲锋的时候，是一种应激状态，激素分泌旺盛，你挨了一枪，可能当时都没感觉。等你冷静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身上有一个大口子，弹片在里面。”

　　后来的日子里，唐子人还梦到过在隔离病房的日子，但都不是噩梦。只有一次，他路过北京9名非典时期牺牲医务人员的纪念碑，独自在那里凭吊了很久。

　　2月13日：插管

　　清洁区的办公室里，十几名医生和护士正激烈的讨论着，每个人都要提高嗓门，才能让别人听清。为了提高对危重患者的抢救效果，北京医疗队的三个病区将开始插管，使用有创呼吸机。

　　这个决定带来一连串的改变：病区要腾出一间病房作为专门的抢救室；护士的班次需要调整，有两个人专职负责插管病人的护理；还有筹措呼吸机和配件的问题，一般三甲医院拥有的呼吸机，不过几十台而已。

　　来武汉之前，李艳就把队员分成“普通”和“监护”两组，但她没想到，最后会把普通病房改造成监护室，进行插管病人的护理。这与协和西院现有的ICU资源有关，重症监护室只有20张左右的床位，哪些危重病人可以进入，一度是需要反复权衡的问题。

　　插管让李艳最担心的还是防护问题，病人开放气道，管路连接到肺部，随时可能发生喷溅。原则上，传染病监护必须是负压病房，新风系统不断将有病毒的空气排出去，但现有条件，能做的只有开窗通风。

医护人员将装运遗体的袋子拿进病房

　　2月14日：黄色的袋子

　　昨天临近半夜，程晓告诉我，舅舅走了。

　　进入隔离病房以后，程晓一直不想用医生的思维去考虑舅舅的病情，怕哭出来影响陪护，也影响表妹的心情。

　　昨天早上，舅舅有了消化道出血的症状，到了晚上出现了“点头呼吸”，这是很多病人临终前的征兆，每次吸气头都会向后仰。程晓想起来，舅舅第二天要作为疑难病例，请各病区的专家一起讨论，他知道这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去准备，就去找了医生，“人可能不行了，你们恐怕要换个病例了。”

　　舅舅的高压掉到了只有七八十，医生问要不要插管，程晓和表妹犹豫，舅舅以前说过，不喜欢像那样瘫在床上。

　　等程晓再回到病房里，舅舅没有动静了，心率只有17。他在里面待了会儿，出来后说，可以做心电图了。这只有当过医生的人才会知道，医院要用这种方式，为停止心跳的病人留档。

　　临近午夜，程晓和表妹帮着护士，把舅舅装进写着“祭”字的黄色袋子。殡仪馆的人来了以后，要求在外面又套了一层袋子，才把遗体拉走。

　　程晓和表妹联系社区，提出作为密接人员隔离，但社区说找不到车，两人又回病房里待了一夜。

　　第二天，我给程晓的防护服终于派上了用场，一位在西院值班的同学主动拉他和表妹去了隔离点，车上，三个人都穿上了防护服。

　　2月15日：战争的感觉

　　开始护理插管病人后，王长亮和阮征都戴上了防护面屏。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们要定时为插管病人翻身、吸痰、更换尿袋。当他俩再次走出来的时候，两周来，第一次对着我的镜头比出了胜利的手势。

　　为了保证病人的营养和药物供给，病房里开始进行深静脉穿刺，这是唐子人在急诊室的常规操作，但在戴了四层手套之后，他连用酒精棉消毒都试了几次。他能依靠的只有肌肉记忆，进针时抵向锁骨，然后回撤，再抬高针尾，紧贴锁骨下缘负压进针，暗红色的静脉血流了出来，“还行，一次成了！”

　　北京医疗队的大部分护士都投入到了对插管病人的护理中，其他病房的护理工作需要协和西院补充新的人手。一队西院本部的护士被调了过来，她们看上去都很年轻。

　　护士长带她们熟悉了穿脱防护服的流程后，又让马上进去值班的人，把几名新来的护士也带到隔离病房里，“先进去待一个小时，看看。”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这就是一场战争。拼杀到最激烈的时候，补充进来的，只剩下那些年轻的新兵。

　　我把这个感觉告诉了李艳，她很赞同护士长的做法。她用那部即将上映的电影《1917》跟我打比方，一战的炮火中，两个年轻的士兵要穿过敌人的战壕，去传递一份重要的情报。

　　“他们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阅历、理想，但在看到战友的倒下，看到残酷的一面后，他们也就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一位出院患者拿着医疗队员送上的苹果和祝福

　　2月19日：骑车50分钟换来的床位

　　协和西院一次出院了31位患者，吴汉生是里面最兴奋的那个人。病房里的医生护士都被防护服挡住了面孔，吴汉生记住了他们的声音，人群中说上几句话，他就叫出了每个人的名字。

　　吴汉生手里攥着几页纸的感谢信，他在上面写着，“来之前感觉自己像个无家可归的人，来到协和西院后，感受家就在这里！”

　　其实吴汉生的家就在汉阳区，只是他半个多月没回去过了。他在1月25日开始发烧，社区给了张酒店房卡，让他去那里隔离。

　　酒店的停车场每天要收50元停车费，吴汉生有点生气，做完核酸检测那天，他把车停回了家。几天后，吴汉生拿到了阳性的检测结果。

　　2月初，宾馆的房间里，吴汉生高烧38度多，吃片退烧药，能降半度，他不敢去刷牙，从床边走到卫生间的力气都没有，痰里还带着血。他打电话问各种部门，什么时候能去医院，答复都是等待、等待、等待。

　　吴汉生给老婆发了段视频，告诉她房产证这些贵重物品放在了哪，还嘱咐说，如果自己走了，骨灰要么洒在汉阳区的墨水湖，要么撒在前年刚去世的母亲墓碑旁。

　　2月5日早上6点，还是没人安排转诊，吴汉生不想再等了，他说自己是骑了53分钟共享单车，到协和西院碰碰运气。怕我不信，他把APP截图也发了过来。

　　那天吴汉生真的住进了病房，他后来才知道，恰好有位老人去世，空出来张床位。

　　2月21日：一罐蛋白粉

　　认识王利强，是因为我看见了他在父母住进8层病区时，写下的那份《承诺书》。

　　“如果父母在住院期间出现紧急情况，我们希望不采取激进的抢救措施......我们相信父母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意占用过多的公共医疗资源，无愧他们这平凡又伟大的一生。”

　　几天前我第一次给王利强打去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疲惫，他说不想多谈什么，“我父亲已经走了。”

　　王利强的父母这些年神智不太清楚，需要一级护理，一直住在养老院里，王利强推测，感染应该也是发生在那里。他说写下承诺书，与历来的家教有关，“如果我父亲头脑还清楚的话，也坚决不会让我们给社会带来太大麻烦的。”

　　父亲以前是教育系统的局级干部，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别说上学这些事了，我们连他的公车都没坐过一次。”

　　我俩第二次通话时，王利强想拜托我件事，他的妹妹也住进了8层病区，他想让我给医生带个话，多照顾一些。

　　王利强这些年一直生活在北京，父母没住进医院的时候，怕家里的阿姨感染，妹妹贴身护理了老人四天四天，只睡了六个小时，他觉得很对不起妹妹。

　　我跟王利强说，不用担心医生们的职业态度和责任心，这不是单纯的宽慰，8层病区的肖汉医生，也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武汉人。

　　肖汉毕业后去了北京，他不光家在武汉，也是在武汉学的医，一些同学比他更早进入了一线，对于这些医科生来说，武汉是一座需要像“祖庭”一样去捍卫的城市，加入医疗队，肖汉不需要更多的理由，“不来，心里过不了那道坎。”

　　母亲和很多亲人都在武汉，肖汉和他们一直没见面。家里人想来驻地看看他，远远看几眼也行，想着自己是密接人员，肖汉都拒绝了。

　　我没告诉王利强，其实在认识他之前，肖汉就跟我说起过他父母在病房里的情况，那些一起住院的夫妻、母女，都让肖汉觉得心里堵的慌。

　　今天，王利强又打来了电话，我对他的保证得到了应验。一位医生在查房时带给他妹妹一罐蛋白粉，王利强说，这东西没多贵重，可出现在隔离病房里，让人觉得温暖。

两位出院患者向医护人员挥手

　　2月19日：模范病人

　　第一批入院的一个小伙子，被大家看作是一名“模范病人”。

　　小伙子是个博士，开始发烧后，他把爱人和孩子送去了别的住处，又从网上定了很多生活用品，嘱咐快递小哥走远后，才出门去取。

　　住进医院，小伙子明显做了很多准备，他能看懂一些CT影像，还会就治疗、用药提出很多有针对性的问题，同时也很遵重医生的决定。

　　从医生的角度，希望每个患者都能保持头脑冷静，进行顺畅的沟通。但在关乎生死的时候，每个人的性格、知识、境遇不同，表现也不一样。

　　世纪坛医院领队丁新民一直建议，住院患者少用手机，每天早晚和家人各联系一次就够了。能做到这点的人不多，现代通讯这时候成了把“双刃剑”，接受海量信息的同时，负面情绪无法避免，变得更加惶恐。

　　各种治疗方案也不再是秘密，有家属打来电话，一字一顿说出四个英文字母，问有没有这种设备，医生半天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ECMO；有家属说自己有渠道搞来康复者血浆，想要用在亲人身上；还有一个没康复的患者急着出院，他说女儿在别的医院已经插管了，他想出去献血。

　　2月21日：反攻的前夜

　　相比新闻里的数字，唐子人更关心病房里的改变，医疗队的三个病区，死亡率在下降，更多的重症病人在好转。

　　现在查房，唐子人要说很多话，一个患者可能要连着问他十几分钟的问题，唐子人挺高兴，“人有力气了，才有心思考虑自己的事儿。”

　　护士们也发现了变化，很多病人的口味“越来越高”，食欲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一个91岁的老先生，觉得医院盒饭味道太淡，托护士从住地拿些口味重的吃的来。

　　这有点像“反攻的前夜”，李艳已经想好了，有一天她会在工作笔记写上“总攻，斩首行动”，但要写上这几个字，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刚刚过去的那个小夜班，病房里又是一片忙碌。李艳先是给一个插管的病人做了深静脉穿刺，接着是一个昏迷的肾衰病人，李艳判断是酸中毒，但暂时做不了血滤，只好找来降钾的药物顶上。

　　忙过一阵，护士突然说，51床的血氧饱和度下来了，那是个病得很重的老人，还总是爱摘掉氧气面罩。过去一看，面罩果然挂在他下巴上。没办法，只好用约束带把老人固定在了床上。

　　夜里12点，51床又出事了。老人解开约束带，自己下了地，血氧掉到了50多，全身发紫。李艳他们把老人重新弄上床，一时找不来机器插管，一个医生不停捏着氧气面罩下面的储氧袋，20分钟以后，终于把血氧捏回了90以上。

消毒车驶过后出现的彩虹

　　2月24日：共情

　　从北京来的心理专家说，疫区医护人员要注意“共情”的问题，在跟病人接触中，要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情感反应和病人一样，“但要进得去、出得来，不然对自己影响很大。”

　　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

　　因为送我口罩那件事，我和王长亮熟络起来。他之前跟我说，隔离病房里，他会给予病人关心照顾，但个人感情上不想离得太近，怕陷进去了。

　　今天，王长亮突然告诉我，他去看了第一批病人里那个妻子在对门去世的老人。老人正在康复，转到了别的病区，但情绪还是不好。王长亮过去说了句“您得加油啊”，老人没说话，冲他点了点头。

　　我问王长亮，不是要保持情感上的距离么，他乐呵呵说了句粗口：“再怎么装X，也改变不了善良的心。”

　　2月25日：重新被审视的亲情

　　离开家快一个月了。

　　丈夫跟阮征说，送行时候之所以哭了，是因为真的害怕了。到了武汉，阮征一直没把脱下防护服后的勒痕照片发给丈夫，怕他担心。阮征终于理解了，当警察的丈夫为什么从来不跟她讲起工作上的事，那种沉默不是疏远，是另一种爱护。

　　李艳也从来不和丈夫说隔离病房里的事，联系时，他们交流更多的是孩子。李艳心里一直有愧疚，当了快20年医生，李艳追求完美到偏激，希望病房里所有人都活着。丈夫说她自私，忘了自己还是个妻子和母亲，她只去开过一次家长会，每次加班，都骗孩子“病房里有个老爷爷流鼻血了”。

　　王长亮一直为儿子的事发愁，总想陪在他身边。一直不在家，儿子已经有些不高兴了，跟王长亮说：“你这个丑八怪，不想看见你。”最近几天联系，儿子才有了笑脸，他对爸爸有了“需求”，想爸爸赶紧回来，带他去看看大海。

　　张俊觉得父亲变了，以前两人交流不多，现在每天都想多跟她说点什么。但父亲还是不太懂和女儿交流的技巧，总是汇报自己每天做了什么、去了哪里，拼命想找些话题。张俊觉得，那样子特别可爱。

一批新到岗的医护人员在接受培训

　　2月26日：最后的阵地

　　一位医生估计，就像当年非典时一样，随着疫情被控制，最后的疑难患者将会被收拢到少数几家医院内。

　　在医疗队的三个病区里，大部分仍然是重症和危重患者。一些人除了感染新冠肺炎，还有肾衰、偏瘫、老年痴呆，甚至胸腰椎骨折。这里，有可能是疫区炮火最后停息的阵地之一。

　　大多数人也做好了在这里待上更长时间的准备，二月二那天，医疗队找来师傅给大家理发，因为报名的人太多，又延长了两天。

　　三角湖路上，医疗队住地是为数不多总有人进出的地方，这引来了几只流浪猫狗。担心卫生问题，医疗队书记半开玩笑说，过分跟猫狗亲近要被罚做俯卧撑。但每天饭后，还是有队员在门口放下些剩菜，远远地看着它们。

　　2月27日：两段人生

　　在酒店隔离的程晓和表妹做完了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他俩现在担心的，是一个人在家的舅妈，情绪差到了极点。舅妈除了他俩谁的电话都不接，在电话那头总是念叨：他就这么把我们丢下了？什么时候能把骨灰拿回来......

　　程晓想起了舅舅昏迷前，跟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让他去买根拐杖。程晓猜测，舅舅要么真的就是在为回家做准备，要么就是想给自己留个希望。

　　再和我通话，吴汉生还是像刚出院时那么兴奋，他正在自家另一套房子里隔离。去之前，他和妻子隔着十米见了一面，妻子穿着防护服把各种生活用品放到车上，儿子就在后面的楼上，吴汉生坚持没让他下来。

　　吴汉生跟我说起了他的人生经历，最开始是一名公务员，90年代末辞职了，做钢材生意赚了些钱，买了几套房子。后来生意不景气，年纪也大了，他去了一家物业公司上班。

　　为了向我证明他说过的一切，一个下午，吴汉生给我发来了十几段视频和照片，里面有他跟儿子的合影，有在宾馆隔离时咳出的血痰，还有去年圣诞节时江汉路的夜景，对着涌动的人群，吴汉生大喊着：“2020年，平平安安，万事如意。”

二月二这天，一位女医疗队员在住地理发

　　2月29日：不想当英雄的人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唐子人和李艳，是我听到把当下比作一场战争最多的人。

　　唐子人喜欢看战争电影，熟知历史中的豪杰人物，但他不想成为别人眼中的英雄，他说自己来武汉就是救人，他更信奉一家医学研究所墙上的那句犹太谚语，“救一个人，就等于救了全世界。”

　　李艳也不想当英雄，她只有普通人最朴素的那种想法，“早点结束这场战役，赶快回家。”

　　2003年初夏的一天，北京怀柔的一家度假村，李艳和同事们结束了两周的隔离观察期。隔离地点对面就是北京啤酒厂，给他们送来了好多啤酒。还有很多出租车赶过来，志愿把他们送回了家。

　　李艳记得，那天很热，她远远就看见，母亲摇着蒲扇，站在楼门口等着自己。

　　（文中除医护人员均为化名）